钱江：为中国农民请命的记者李克林 下

接上篇：

       在1959年被定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李克林承受了很大压力，好在这段日子不算太长。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李克林也参加了。会后对“反右倾”中的人与事进行甄别，李克林被免于处分。

　　1961年11月，林韦、李克林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这时的林韦还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62年在人民日报第一支部对李克林的甄别意见全文如下：

       李克林同志1959年整风反右倾运动中，曾经因为在“小土群”、浮夸、共产风、吃饭不要钱等问题上反映过一些问题，并发表过一些看法，受到批判，她自己也写了检查，最后由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对她的思想检查提了意见，肯定李克林同志有严重的右倾思想。

      现在看来，李克林同志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她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在汇报会和编委扩大会议上谈的，这是允许的。至于李克林同志的一些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如自由主义，则不属于右倾问题。因此，当时总编辑室整风领导小组所附的意见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1962年3月20日

 　  丈夫林韦也得到甄别，从下放劳动的甘肃农村回到北京，恢复职务，不久调离人民日报。

       生活又似乎归于平静，李克林也似乎变得沉默了一些，埋头农村报道，曾多次去大寨采访，写了宣传大寨的稿子。 

　　她在沉默中度过了“文革”浩劫。不过可以提及的是，她和丈夫林韦养育了出色的儿女们。有一个女儿是航天工程方面的专家；成为社会学家的小女儿李银河知名度相当高，她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丈夫：王小波。

　　      6  推动中国的农村改革

　　恶梦醒来是早晨。“文革”落幕后，李克林出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思考许久的问题逐渐有了一个又一个答案。她曾积极地宣传“学大寨”，以为可以改天换地，消除农村贫困。“文革”后她转变看法，以极大的勇气阐明：“全面学习”“山那边典型”的做法没有出路，将中国农村推向久久贫穷而不得出，已经由实践证明了。

　　李克林主持人民日报农村部，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农村改革，突出的做法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学山中典型，而是依照11届3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从而朝着“按劳分配”的方向迈步。

　　理论僵局被打破了，“包产到户”的种子到处萌发。

　　1979年3月15日，李克林到北京崇文门饭店，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工作决定的座谈会。当天的《人民日报》到了，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署名“张浩”的一封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和“编者按”，表示不同意变革中的农村政策。与会代表们马上阅读，会场大哗。

　　原来，张浩来信对洛阳农村“包产到组”提出了反对意见。更要紧的是，此信还有约700字的编者按，强调指出，农村组织和分配“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如果说张浩的信还可以算作个别人的意见，编者按就不同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就更为不同了。

　　参加大会者大都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大部分支持农村改革，有人当场向李克林发问：“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

　　对张浩的信，李克林不知底细，但是她马上明确地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纸也有责任。”

　　回到报社，李克林找社长胡绩伟，当面责问，你不是支持农村改革吗？怎么能登这样的信？

　　胡绩伟告诉李克林，这封信大有来头。

　　原来，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已在3个月前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他看到了张浩的来信。

　　张浩实有其人，是甘肃省档案局一名干部，1979年2月回老家洛阳探亲，看到村里正在“分产到户”。张浩对此不满，写信给中央，反映自己对“分产到户”的担心，认为它影响“人民公社制度”。

　　张浩写信向领导人陈述个人意见，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不对。不幸的是，这封信迎合了反对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任农委负责人与张浩有同感，他安排写出了一个编者按，和张浩的信一起送到人民日报，要求尽快刊登。

　　夜班值班副总编辑李庄接手，打电话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胡绩伟报告，询问怎么办？

  　20世纪80年代初，李克林（右）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

　　一开始，胡绩伟不同意刊登这封信。他对新任农委负责人曾在“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并要胡绩伟刊登相关消息的做法记忆犹新，很有意见。

　　胡绩伟对李克林说，冷静下来一想，报纸应该发表不同意见，何况刊登这样一篇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和按语，读者可以体会到这不是一般人的手笔，引起注意。于是就在1版显著位置登出来了。

    李克林当场表示不同意胡绩伟的解释。她说，这样必然产生很坏影响，打击了农村改革。她又说，《人民日报》不应该这样做，要采取措施挽救。

　　“张浩来信”立即引起争议。首先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同意此信意见，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明确表示反对，要求予以澄清。洛阳地区负责人也持相同看法，指出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不妥。

       随后，万里和王任重直接通电话，达成一致意见是，春耕大忙已经开始，不管什么责任制，都不能再变了，秋后总结了再说。

　　李克林随时关注这些情况，认为由此出现了“纠正极左的一个好机会”。她参与组织了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半个月后刊登，阐明农村体制改革已经带来的好形势。同时刊登新的编者按，指出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此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拥护“包产到组”，以后是“包产到户”的稿件，逐渐配发评论和长篇述评。

       恰是历史机缘，身为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和新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吴象是延安抗大同学，在1946年共同参加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一起编报。吴象主持安徽省委政研室，李克林领导人民日报农村部，他们投入农村改革大潮，就像一场大战役的前方和后方。

      老战友李克林和吴象，又像青年时代那样一起讨论题目，细分轻重缓急。吴象向《人民日报》提供材料和稿件，李克林在北京主持编辑，确定版面。这年秋收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长篇报道《喜悦和希望》（1979年10月10日）、《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责任制》（1979年11月14日），均有吴象参与执笔。一年后的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吴象的名作《阳关道与独木桥》。 

　　进入21世纪，吴象向笔者回顾农村改革，深有感慨地指出，农村改革报道身后，“有李克林的身影”。

　　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终于畅行中国。

    李克林撰写的长篇报道，载《人民日报》1984年1月5日

　　李克林对农村体制改革的坚定性人所共知。在她领导下，人民日报农村部成为坚决推动农村改革的思想尖兵，报社内外许多人知道，人民日报农村部“有一个坚持农村改革的李老太。”

　     7. 李克林怎样认识“学大寨”

　　1982年12月，行政10级的李克林离休，实际上，她只是不再担任部主任了，仍然坚持上班，继续作农村报道。

　　在推进农村改革，倡导“大包干”的日子里，她始终关切长期报道过的大寨，和大寨人保持联系。《今日大寨》，集中反映了李克林晚年对大寨的认识。

      李克林采写的报道《今日大寨》，人民日报》1985年10月5日。

　　改革开放时代，她又来了，“住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偌大一层楼只我一人，静得令人发怵。清晨，我站在虎头山边，遥望蓝天白云，不禁思绪万千：大寨！你为什么这样寂寞？！”

     她接着写到，再深入这个山村，发现另一种景象：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与过去那种表面“红火”、内里僵冷的景况，恰成鲜明的对比。

     首先是自由了！过去，像李克林这样的“大记者”，过去来大寨“并不能随便和社员谈话，社员们也是板着面孔什么也不说”。现在不同了，可以任意交谈，“和大嫂大娘炕头谈心”。“我串了七八家窑洞，一种“自由”“解放”的喜悦扑面而来。大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真好！”

　　农民，大寨的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生产力不再被扭曲，她写道：

　　男的大都去干工副业搞运输去了，干地里活主要靠妇女，一天也干出过去两天的活。一个农民看我好象不大理解，在旁说：“过去是伙的，现在是我的，这不是明摆的理儿？”是的，就是这个简单明白的道理，我们却是20多年没弄懂，硬是把人家捆在一起，摽着穷。

　　作者写道，今日大寨的生机，不仅表现在粮食获得更高产量，更在于突破了“以粮为纲”的束缚，采煤、运输、林果一项项开展，大寨人从狭小的“大寨田”里，走向了广阔的天地。”由此，大寨人的生活内容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晚年的李克林认为，大寨人为消除贫困和饥饿，改天换地改造山河，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是好的，在今天也值得学习。但是，在荒唐劫难岁月认为什么样的农村经验都出在这里，将这里视为“百宝箱”，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小山村里不停地“批和斗”，在农民分配上摒弃“按劳分配”原则搞“大寨分”——评估分配，那就扭曲了大寨面貌，走上了歧路，

     对这一点，李克林也曾一度迷失，但晚年的她意识到了。《今日大寨》一文中，她和大寨老英雄宋玉英、贾进才有一段对话，谈及“文革”中左的宣传。李克林和贾进才紧紧握手，她写道：“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

            8：开创人民日报史研究工程

　　在这个时候，李克林来到工作舞台的边缘。离休之后，她以极高热情投入对人民日报史的收集和整理。她认为，自己经历了人民日报自农村根据地创办到进城后的所有历程，这段报史对当代史和中国新闻史都极有意义。

　　李克林投入报史工作，使人民日报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起步了，为此后修史打下基础。

　　她主持“报史工作小组”收集了报史资料，梳理了一些题目，是人民日报史研究的开山工程。她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进入90年代后，李克林年事已高，身体渐弱。临近生命终点之时，李克林回答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蒋涵箴最后的提问：“当一名记者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李克林反复推敲后说：“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2002年4月21日，李克林留下最后遗言，“我再发病以后，不要再叫120，不要抢救，不去医院。不要抢救，不要为治疗花钱。” 

    她谢绝医疗救治，于2003年8月走完人生路，享年87岁

　　          （2010年8月22日初稿于北京）

　　            2020年8月校阅修订

   本文以《人民记者李克林三部曲》为题，刊登于《党史博览》2014年第3期，本次校阅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