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斯人远行——与傅高义讨论胡耀邦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 1930-2020 

北京时间12月21日早晨，从盛平发来的手机短信上惊讶地获悉，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因小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倏然长辞！说起来，他还和我相约，要就胡耀邦再长谈一次呢。就在今年九十月间，我还在电视上观看了他在波士顿的家中通过视频就当下的中美关系发表看法，觉得他的思维依然敏捷，身体情况和两年前相比还不差。 

现在他远行了，不再有机会聆听他——作为美国的“中国学”专家侃侃而谈中美关系了，而在今天的世界大环境下，他这样一位睿智、亲切的长者是难以取代的。

保持和加强交流、了解，是傅高义教授对当今和今后中美关系的期望。他本人所做的，就是加强这种交流和认识。

2015年11月11日与傅高义在北京大学合影 窦新元 摄

他的离去，使中国读者失去了一位诚恳、严谨的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学者，尤其是他在此时离去，不再有机会和他在一起讨论胡耀邦了，使得这个世界的胡耀邦研究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他正在撰写像《邓小平时代》那样的重头著作《胡耀邦传》（暂名），而且已经写出了前两章初稿，他的离去就更加令人惋惜。

     因为他要了解和认识胡耀邦，我有幸得到机会和傅高义教授相识。

  第一次是2015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秋叶五彩缤纷时，我来到朗润园中和他见面，此后几天，恰值胡耀邦诞辰百年纪念。

 那是北大校园中的“斯坦福中心”，有一间屋子归傅高义使用。写字台边的柜子上，两卷本厚厚的《胡耀邦思想年谱》，已经翻阅得卷了皮。这是掂得出分量的阅读。

我们见面时，他撰写《邓小平时代》期间的重要助手窦新元在座。要写胡耀邦传了，窦新元仍然是他的重要助手。然而两年后这位比我年轻的小窦在日本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亦是胡耀邦研究的重大损失，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傅高义的预定工作进度。

 用英语寒暄几句，我们还是用中文交谈。个别地方他用母语陈述，英语娴熟的窦新元帮一下忙翻译。

在语言上，我不得不佩服傅高义教授。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波兰后裔，成年后开始学习日文，达到了顺畅通晓的地步。他31岁起学习中文，也达到了比较顺畅阅读现代汉语文字的水平，具备听说能力。他说的汉语带一些西方语调，已经有抑扬顿挫的音调变化。这是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勤奋学习的结果。

他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70岁时正式退休，即着手研究邓小平，开始撰著。到2011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出版后在东西方都产生重大影响，获多种奖项。两年后出版了中文版。

 在他的预定计划中，完成《邓小平时代》后，他要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和日本相互关系的书。这部书按期完成了，这就是2019出版了中文版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写这部书的目的，是希望增进中日两国读者对彼此国家的认识。由于对这部著作的酝酿和研究在先，使得《胡耀邦传》的写作后延了一步。

见到傅高义教授，我先提问。我说，胡耀邦生涯跨度很长，从14岁参加革命起，整整60年，故事很丰富。要作他一生轨迹的研究是宏大的工程，您选择这样大的研究工程，决心是怎么下的？

 傅高义告诉说，《邓小平时代》出版后，有读者认为其中言及胡耀邦的部分少了一些。事实上他和改革开放、与邓小平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意见他认同。

第二点，傅高义说，为采集《邓小平时代》史料，他在中国采访了300多人。采访中有一个地方很快引起他的注意，就是胡耀邦的名字经常被受访者提起，而且表现出对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不仅如此，那些“喜欢”胡耀邦的人，往往也直言不讳地说，胡耀邦有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但这不妨碍他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傅高义强调说，政治人物，乃至一个有缺点（或者说是弱点）有不足的政治人物要让千百万人“喜欢”实在是极不容易的。而胡耀邦为之献身的改革开放事业最终改变了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也是全世界人关注的政治家。所以他不远万里、不计年龄来到中国，来认识和记录胡耀邦。

其实，傅高义对胡耀邦的研究，写《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就开始了。他解释说，《邓小平时代》有附录《邓小平时代的6个“关键人物”》，胡耀邦排在第五。这就是留出写作空间，是为胡耀邦准备的。

傅高义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胡耀邦受到许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称赞？”“他做了些什么？使那么多人纪念他，感谢他？”

我们从新中国的“大西南”谈起：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解放成都之后迅即离开军队，转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专心经济建设。那时的胡耀邦有明确的想法：“马上得天下，安能以马上治之？”他决心“下马”治川北，这样的思想明显高出于许多同辈。结果，川北经两年休养生息，经济迅速恢复，民生明显改善，胡耀邦治理川北的政声传入了21世纪。

我们讨论了胡耀邦与第一野战军、彭德怀，还有他与贺龙的关系，使我想到傅高义可能会涉及胡耀邦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经历，以及胡耀邦在“文革”之初对贺龙的看法。我感到他对第一野战军与从山西入川的第18兵团的关系还不够熟悉，向他作了叙述。

      北京大学未名湖秋色，是这次和傅高义教授会面时的景色

傅高义这次所谈偏重于胡耀邦的早期经历。

我们讨论到，在川北工作中，胡耀邦熟悉了上级领导人邓小平，邓小平甚至与胡耀邦以桥牌相会，也明显推进了胡耀邦的桥牌水平。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政治生活轨迹从此交织在一起。

我们讨论了胡耀邦早年读书的勤奋，待人的谦和，对工作的投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交谈中发觉，傅高义十分关注胡耀邦思想的发展轨迹，非常注意辨析胡耀邦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依据是什么？

我们谈及如何收集和认识胡耀邦史料。傅高义说，中美文化传统不一样，语言环境的差异很明显。对同一件史料，认识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傅高义说，在采集邓小平史料时，他接触到了中国新闻、文化界人士。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中国的记者、历史学家也可以叙述得很好，但是出版环境不同，表述也就不同，这是令人更加感慨的。既然有这些文化差异，美中之间的交流就特别重要。而他要做的，就是这种交流。至于他能不能完成“预定任务”，他不作保证，但是保证尽力而为！

 2018年4月30日，在清华大学“甲所”。左起：盛平、傅高义、沈宝祥、钱江。  王明远 摄

 3年后的2018年4月，我又见到了傅高义教授，这回是在清华园中是“甲所”。他还是为胡耀邦史料而来中国。这回有沈宝祥教授、盛平，还有王明远，及《经济观察报》记者刘玉海在座。

傅高义教授随即要去社科院美国所讲座，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谈到傅高义教授为收集胡耀邦史料付出的辛劳。盛平谈起，他曾陪傅高义去了胡耀邦在湖南浏阳的故居，由于连日辛劳，在故居陈列室参观、听取介绍时，傅高义突然头晕不适，赶紧安排坐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缓解。

傅高义教授则再一次表示，随着采集史料增加，他对胡耀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更加感到胡耀邦是一个有意思的写作对象。

正说着，美国研究所的人来了，陪同傅高义教授登车而去。

傅高义教授就这样在我的视野中远去了。还是那句话，他远去之际，正当中美关系处于严峻时刻，结果失去了一个在大洋彼岸始终强调和致力于加强中美交流和了解的著名学者；更为直接的，他的远去使胡耀邦研究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2020年12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