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写出《妈妈教我放鸭子》的刘衡晚年——在人民日报的一生）

刘衡前辈的传记文稿推出后，最后一篇在网络中消去，未知明确原因。揣摩词句，修改后再发以期完整。

6. 历经浩劫，宁折不弯

十年浩劫带给刘衡的最大痛苦是彻底切断了她的“甄别”之路，但是没有折弯她的信念。

起初，刘衡为“文革”的到来而内心欢呼，曾以为“甄别”也会伴行风暴般的运动而来。没有想到当头而来的，却是她从未遭受的密集殴打凌辱，暴力和屈辱是“文革”的共生体。她被赶到车间超长时间劳作，不时遭受殴打辱骂，身上青紫相叠。

1968年秋，刘衡被关进设在房山的报社农场“牛棚”，饱受折磨。其中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几位“左”昏了头脑的青年人闹出“活埋”一剧。在寒冬的夜晚，3个青年将刘衡生拉硬拽，推搡到一片野地里，要刘衡答应，立刻“在纸上写：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有一个人甚至说出昏话：“写假的也行。”一边说，他们装模作样踩锹挖坑，嚷嚷说要把刘衡推进坑里“活埋”。

刘衡说：我不信你们敢把我活埋，但“你们这种做法叫‘逼供信’。”

3个人扔下铁锹，把刘衡紧紧捆在电线杆上，勒得她透不过气来，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收场。

这件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了，有人说当时已经把土埋到了刘衡的脖子上，她还在抗争。

刘衡告诉我，她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用“活埋”来吓唬人。她感到伤心的是，这几个青年人怎么会极端至此，痛下狠手？后来刘衡认为，这印证了黑格尔的话：“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而文革就是“左”的极端者为非作歹的专制年代。

“改正”之后,刘衡宽恕那几个折磨她的年轻人，不去追究。“他们”中的一位我比较知晓，退休后经常挥毫写字，但从来不写“文革”回忆文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此写出些回忆文字，或辩解或忏悔。如果落笔，刘衡的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可以作为依据。

为了反抗“低头认罪”，刘衡不知领受了多少拳打脚踢，经常遍体鳞伤。她的父母亲也在磨难中先后辞世，将失去亲人的孤独留给女儿。

孙乃，20世纪50年代摄，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大风暴中和刘衡一起被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继续在人民日报工作，他的书法甚好，擅长散文写作。

刘衡在人民日报的北京房山、河南叶县、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轮转，永远不得毕业。餐风饮渴，挥汗劳作的时光度日如年，刘衡在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写诗《反右派还没有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

她终于等到了“文革”告终的那一天。

   7，上书胡耀邦要求甄别

“文革”终于结束了，昔日“牛棚”棚友纷纷有了新工作。刘衡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申诉。

刘衡致胡耀邦的申诉信中写道：

20年来，同志们对我文斗武斗，没有别的内容，就是要我承认帽子。

我不能承认帽子，如果承认，我就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的惨痛经历在全国是少有的，……反右派有一个叫人奇怪的 开头，应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束。……不这样做，就不能提高党的威信。”（见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第217页）

正在处理“反右”遗留问题的胡耀邦收到了刘衡的信，批转人民日报领导：“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处。”

人民日报新任副总编辑秦川经历过延安岁月。抗日战争中，曾在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工作，当年就知道刘衡。

秦川和人事局长成坊马上找到刘衡，通知她，现在，马上就给你“摘帽”。

刘衡拒绝“摘帽”一说，我从来不承认头上有这顶“帽子”。要摘就不能以我承认有“帽子”为前提条件。

但这回不管刘衡有什么表示，报社党委马上通知各部门：“刘衡摘帽了。”

年轻编辑谢荣镇打趣地问前去通知的领导：“给刘衡摘帽子，是她改好了？还是给她戴错了？”

老同事来找刘衡，对她说，现在你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刘衡说，我只能接受恢复党籍。

这回，她的愿望很快得到满足。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召开干部会议，宣布第一批10人“改正”。刘衡是10人之一。

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在1978年12月7日作出对刘衡“错划”予以改正”的通知，很简短：

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审查了刘衡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1957年人民日报整风领导小组划刘为右派分子是搞错了的，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的规定，对其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应予改正，具体处理意见如下：

一，  撤销关于右派分子刘衡的政治结论，恢复刘衡同志中共党员的党籍。

二，  自批准之日起，恢复原级别，行政13级降级后的工资不再补发。

  宣布对10人的改正通知后，副总编辑秦川走上台去，大声说：“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决定宣布时，身边“难友”、也曾有延安经历的裴达对刘衡说：“21年了，真没想到还有改正的一天。”

刘衡说：“我早就想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晚！”

       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编辑裴达，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地区求学，抗战胜利后到延安，投身革命队伍。改正后恢复国际部党支部书记职务，此后投入培养新闻研究生工作。 

前来与会的时候，刘衡有所准备。会后。她在楼道里贴出手写的《向党汇报》。文中写道：“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她在走廊里见到了21年前的汪副主任，她老远伸出手来说：“刘衡，我向你道歉！我在牛棚里的时候，就感到你是表现最好的，我早就向领导提出，你是第一个应该改正的。”

在她面前，刘衡没有说什么，怕她难堪，刘衡心底里没有私敌。

此后不久，报社宣布，总共33名右派全部“搞错了”，全部改正。

沉冤扫去，子女来归，明白了真相的子女和母亲抱头痛哭。

8. 激情飞溅的刘衡晚年

57岁的刘衡重当人民日报记者，她马上离开北京外出采访，跑得很勤，很远。所到之处，她住宿节俭，常常低于干部“标准”，以至于闹出许多“真假记者”在当地经受“辨别”的笑话。由于饱受磨难，她的体质很弱，多次在采访旅途中患病。

刘衡管不了那许多，只盼着多采访多写作。她东山再起之后的第一篇报道，题为《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介绍两眼失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斌》，刊登在1979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或许与经历有关，她笔下较多出现了饱经沧桑之后依然振作、热爱人生的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献身于理想的科学家。

尽管20多年没有写新闻、写通讯，她的文笔依然清新流畅，而且善于采用受访者的语言。

刘衡1983年12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人物通讯《妈妈教我放鸭子》被视为她的代表作，笔下展现出改革开放年代之初，湖北农村水乡出现的一幅色彩斑斓、清新明快的放鸭图。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热爱养鸭的农村姑娘的思想感情，语言简洁朴实，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刘衡新闻作品《妈妈教我放鸭子》，1983年12月12日刊登于《人民日报》。

作者非但以“口语入文”，而且大胆采用通俗的民谚、民谣，使深奥、听起来枯燥的养鸭专业知识，变得通俗明白、妙趣横生，将叙述融入知识性、趣味性之中。

刊登出来的报道1450余字，作者的采访却是艰辛的。

当时作者62岁，带着病痛之身于1983年5月到湖北沔阳县采访养鸭姑娘陈慧容，坐着小划子到水边鸭棚里进行采访。回到县城后刘衡因大病一场未能成稿。当年9月，陈慧容作为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与会，和刘衡相见，相约再次到现场采访。10月，刘衡再赴沔阳（后改名仙桃县）访问陈慧容，终于获得完整的材料，这才动笔，12月刊出，获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作者饱受政治风波的磨难，热爱生活之心依然不改，语言清新流畅。她善于在写作中采用极具鲜明个性特征的语言，通俗、晓畅、幽默，因而她落笔状物也好，写人抒情也罢，总是独具魅力。

她于1981年被评为“人民日报好党员”，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在《人民日报》上，她总共发表了190余篇各类文稿，40多篇写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其余都是她在58岁以后写出来的。

刘衡此时的心情并不是轻松的，她后来写道：“记者梦实现了，但我已经失掉当年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能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虽然我写的稿子也曾得过奖，也当选过先进工作者，但比起我应有的高度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在80年代写的东西不如50年代写的，我感到揪心的疼痛。”

由此看刘衡的新闻作品，《妈妈教我放鸭子》写得固然很好，人们通常认为它是刘衡的代表作。这样的看法自然有道理，但文章毕竟是小品类写作，在她本人看来则有“不足道”之处。她心中有着更为瞩意的题材。读者喜爱这篇叙述“放鸭子”的文章，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也可能包含了知情者对刘衡经历的同情。如果说，这篇文字就是刘衡的代表作了，那不够全面；或者说，有些惋惜。

宝贵的青春远去了，只有刘衡才明白青春之殇代价高昂，留给她四方奔走的时日不多了。

她的写作不如青年时那么快捷了。20世纪90年代，因骨质疏松多次骨折，刘衡被迫停下外出奔波采访的脚步，但是她不肯放下手中的笔。

她坐下来深长思索，74岁开始学习电脑，很快可以顺畅打字，进而建立了自己的网页 Stand water(直立的水），会检索，会收发邮件。

   1998年2月，刘衡在家中

她回首当年告诉我，已经认识到自己仅仅怀着“苦难真诚”是失之于天真的，远远比不上像顾准那样的思想先驱。和一些同样经历了大风暴的思想者相比，她在历史和哲学思辨上做得不够。她认为自己的不足是，虽然经历了炼狱磨难，但在当时没有认识清楚，是人性中阴暗的那部分包围了人的真诚；当时的自己没有发问并去解析：为什么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

她告诉我，事过之后，曾想要不要面对汪副主任理论一番。细想之后放下了。这位亦曾有延安经历的领导拙劣执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希望她有所悔悟。更重要的是要寻找风源和消除风源，这才是消弭悲剧所必要的。

刘衡要弥补，由此选定将回顾那场大风暴作为晚年写作的最重要题材。她又一次出发了，在描述自身经历的同时，也描述这个群体中各人的遭遇，将一页痛史留在记忆宫殿里。

在生命的最后10年，刘衡的双腿艰于行走，却依然和时间赛跑。接近2008年岁末，她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修改稿，立即付印。

这时，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回忆录印好装订好了，她将我召到床头，将这部书交给我。2009年1月9日，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分明感到，她还有许多话要说。她用手指着书，大概是说，要说的大都在书里了。

 刘衡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封面

 刘衡写在书页上的字迹，左上方是她最后的笔迹。

第二天深夜，她用足最后的力气拨通我的老师、记者部主任林钢的电话，向老朋友作最后的叮咛。只说了几句话，话筒从她手中掉了下来，从此她永远休息了。

她写了一首诗《我是一块瀑布》，作为自己人生的写照：

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性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给了我险滩巨石。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直立的水带着一个时代的印迹奔流而去。她经历的一切欢愉和苦难都化为浪花，在现代新闻史的大河中闪现。这朵浪花消失在远方了吗？

       （全文终）

      （202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