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1952年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历程

    前言

      再过一个月，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具体举办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奥运圣火已在日本本土传递。

即将举行的第32届奥运会是原本应在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的推迟版，说明即便有新冠病毒这样荼毒全世界各国的大疫情，它推迟了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奥运会延期在一年以上，更无法取消此次东京奥运会。

这是奥运会强大生命力所在。

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

第32届夏季奥运会观众会比前一届减少，但是参赛运动员依然踊跃，6月间即开始来到日本备赛；电视和互联网观众不会减少，反而会激起更大的热情。

奥林匹克精神聚结为凝练的语言：更快、更高、更强。

或许，第32届奥运会将成为人类最终抵御住新冠病毒的发展势头、将它扼制下来的重大标志。笔者坚信，人类最终将使用科学手段控制住这一波疯狂病毒。

奥运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奥运休战”概念就是极好的诠释，全世界各国为奥林匹克理想走到一起。

新中国是一步步走进奥林匹克运动的，笔者在史料基础上先后发表专文加以叙述，本次修订推出：

1952年中国首次派出体育代表团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实为中国体育史上浓墨重彩一页。中国的体育振兴之路由此起步。乒乓球成为中国的“国球”亦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波折有关。

1．    新中国最初两年的体育竞赛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两年没有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

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很长，中国参加奥运会却是20世纪的事情了。有资料记载，1924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第8届奥运会，3名中国网球选手以个人名义自费参加表演赛，实为即兴之举，至今未见有成绩记录。

1932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仅短跑选手刘长春一人参赛，没有取得成绩。1936年奥运会，中国参赛选手全军覆没。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奥运会，战后才恢复。1947年，国际奥委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王正廷、孔祥熙、董守义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由上述3人筹组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于1948年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第14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派出33名男选手，参加篮球、足球、田径、游泳、自行车5个赛项。当时，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正值国共两军战略决战，国民党军败局尽显，国力式微，派出的选手全军尽墨。最后因为经费不足，选手们回国路费都没有着落，十分尴尬。

每年的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当月26日，团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大会上，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简称“中华体总”），朱德任名誉主席并到会致辞，表示祝贺。次日推选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为体总主任，副主任4人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荣）高棠（兼秘书长）。（李玲修、周铭共著《体育之子荣高棠》，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9页）

当时负责国家体育事务的是青年团中央体育部，由团中央书记处书兼体育部部长荣高棠主持。“中华体总”办公处也设在团中央所在地——北京未英胡同。时当新中国刚刚成立，体育事业还没有摆上重要议程。新成立的“中华体总”实际上是一个“筹委会”，并没有组织全国性体育比赛。至于国际比赛？筹委会大部分成员对“奥运会”还非常陌生。

  2. 周恩来决定，新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多，没有组建体育项目国家队。直到1952年2月间，没有制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计划，错过了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最佳准备时期。

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绕不过去的。

早在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时提及，希望中国参加次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运会。外交部即将此意转告中华体总。

体总接到此信息并不积极，主要是因为对国际体育事务缺乏了解、对“奥运会”是什么知之甚少。体总表示，希望了解国际奥委会宗旨、机构以及活动情况，也想知道苏联等国的态度。外交遂请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耿飚协助，向芬兰奥委会索取得资料。了解到赫尔辛基奥运会基本情况后，耿飚提出，可以考虑参加15届奥运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 

这时，体总手下一个运动队也没有，因此提议，不参加此次奥运会，但可派团参加活动，在那里举办艺术展览，扩大中国的影响。

这一年里，中国参加奥运会事务被搁置。时过一年后的1952年2月2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森约见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告诉他，现已得知，台湾报名参加7月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运动会。他询问，中国是否派团参加？

从苏联大使馆回来，冯文彬马上召集团中央主要领导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商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主办国芬兰热情邀请，又有苏联支持帮助，这时的“国家体总”名下，已组建了以牟作云为教练的国家篮球队，和以李凤楼为教练的国家足球队。既然有了两支“大球”国家队，我们应当参加这届奥运会。他们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2月4日，周恩来听取冯文彬当面汇报后指示，同意团中央的设想，次日即以中华体总名义电告国际奥委会，电报全文为：

 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秘书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根据中国在过去参加历届奥林匹克大会的关系，决定仍继续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大会的组织，并决定参加今年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我们现在通知贵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体组织，任何其他团体，包括台湾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体育代表在内，不能作为中国的任何合法代表，亦不能容许其参加此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及其有关的会议，现闻贵会将在2月15日在奥斯陆举行奥林匹克会议，我们准备参加，请即将该会议程及需要我们参加会议的人员数目通知我们，是为至盼。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1952年2月5日于北京

 3．中国代表要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不得其门而入

谁知道，国际奥委会没有答复中方电报，奥委会奥斯陆会议却要召开了。眼看不能再等，外交部令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芬兰公使耿飚派人直接去奥斯陆，参加国际奥委会年会。

2月12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负责文化事务的二等秘书盛之白作为中华体总代表，带翻译谢启美启程赴会。由于对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缺乏，盛、谢二人连国际奥委会在什么地方开会都不知道。好在耿飚事前指点，先去找苏联大使。

盛之白、谢启美连夜启程，2月13日清晨抵达奥斯陆，立即拜会苏联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德烈雅诺夫。对方告诉说，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提案已由苏联代表提交大会讨论，苏联和保加利亚代表还将在2月13日下午、以及14日上午的会议上，将新中国代表取代台湾一事列入议程。

但盛之白还被告知，只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有资格参加年会，其他人员只有经会议同意才能入场。因此盛之白不能加会议讨论。

告辞了安德烈亚诺夫，盛之白和谢启美拜访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瑞典人埃德斯特伦，未得要领。这位主席说，一些国际单项体育总会表示，没人知道你们这个组织(指“中华体总”)，也未见你们参加过一次奥运会。盛之白即将准备好的参会发言稿交给埃德斯特伦，题目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继续参加奥林匹克组织》。

 埃德斯特伦还是有耐心的，花了一个多小时向盛之白讲解了有关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常识。

不管怎么说，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要求终于送进了国际奥委会。

            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

2月14日的奥运会年会决定，将新中国是否参加第15届奥运会一事交奥委会执委会在奥运会举办前夕决定，这就给出了将近5个月的缓冲时间。执委会还需在3月15日之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询问，了解他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关系。

安德烈亚诺夫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麻烦。初次见面，他就向盛之白提出建议：一、必须肯定现在的中华体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延续；二、承认组织和各项规章制度一如过去；三、承认旧体协曾经参加过的各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继承者都保持不变。

盛之白即将年会情况以及安德烈亚诺夫的建议报送外交部和中华体总，同时转告苏方建议，中华体总即应表明，本机构即是中国奥委会。消息传回国内，体总内一片沉默，原来参加奥运会还有这么多讲究，是以前未曾知晓的。

体总马上修订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宣告“中华体总”即中国奥委会。同时，秘书长荣高棠致函国际篮球、田径、游泳、足球、自行车等9个运动联合会，声明自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已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就是中国奥委会，愿继续参加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一个国家的奥委会至少管辖5个奥运会项目的单项运动联合会，这是取得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必要条件。

两大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国面前：一是要明确解决国际奥委会会籍，二是要组成国家代表队参赛。

国际奥委会的电报紧追着盛之白的报告来了，称“中华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体总赶紧责成专人了解情况。原来早1924年，国际奥委会就接纳了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亦即中国奥委会）”。随着国民党当局撤至台湾，原先的“中华体协会”在1951年初复会，代理理事长郝更生致函国际奥委会，称“中国奥委会26位委员中，已有19位随政府迁移到台湾”，要求国际奥委会认同中国奥委会会址已从南京迁至台湾新竹市西门街147号。国际奥委会同意了这个要求。

外交部和体总负责人商量，我方应坚持现在的“体总”系从旧体协改组而来，应该取代旧体协，因此不能以新成员名义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1952年3月23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未完待续）

（本文主体部分，以《中国是怎样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为题，发表于《党史博览》杂志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