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新中国紧张交涉首进奥运会（之三，终篇）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决议：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体育代表团都将接到参加本届奥运会的邀请。邀请电马上发出。

  1952年7月18日，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幕。

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7月18日，中华体总收到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电报：邀请中华体总派出选手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台湾“体促会”收到了同样的邀请电报。

荣高棠收到电报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式只差几小时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去还是不去？体总领导成员意见分歧。荣高棠主张不去为好，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去了，我方比赛成绩也不会好。然而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此事须交周恩来总理决定。

体总的请示立即送出。

第二天，中央领导的批复件就送回荣高棠。周恩来19日批复：“要去。请主席、少奇同志阅。周恩来。”

周恩来还写了一行明确的批示：“一定要去，只要五星红旗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升起，这就是胜利”！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文件送到之时既圈阅了。

新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成为定局。

7月23日，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代表团成立。代表团团长是荣高棠，副团长是黄中和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教授担任总指导。翻译是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当时只有23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担任翻译还不到两年。英文翻译有王裕禄，陈镇球。俄文翻译康维，干事是郝克强，后来他担任了《新体育》杂志的总编辑。

中国代表团共40人，包括一支足球队和一支男子篮球队和一名男子游队员吴传玉在内的运动员为26人。

7月24日，周恩来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针对担心参赛成绩可能不好，去了可能赶不上比赛，因此主张不去的想法，周恩来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支队伍。要通过新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就出发，我们可能赶在台湾（队）之前到达赫尔辛基，先一步升起国旗。这一来，台湾就可能不参加奥运会了。 

周恩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先到”，是因为这时的台湾当局已经明确表达了“一个中国”政策，亦即“有你无我”，“你不参赛，我方参赛”的方针。

既然如此，如果我方先到赫尔辛基，就可能挡住台方参赛的步伐。

周恩来为什么对我方“先到”有把握？

因为这时已经有准确的消息，台湾选手还没有出发，台湾当局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入场比赛的意愿。

  6. 台湾那边为参加第15届奥运会做了什么

 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新中国参赛与否？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转圜空间。

首先，新中国代表团要争取，而且有可能先到芬兰赫尔辛基，这是基于芬兰是欧洲最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地理位置接近，如果海峡两岸的代表团同时出发，作为大陆选手可能先到。

但这还不是定局，因为台湾选手也可能前后脚来到赫尔辛基，因为他们准备在先，首先是因为台湾的男子篮球队是一支长期训练中的球队，建制完整，有可能先期出发。

检索当年台湾《中央日报》可知，在新中国争取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同时，台湾方面也在努力组队争取参加。

台湾《中央日报》7月12日刊登消息说，打算参加奥运会的篮球队将在“日内飞芬京”，消息还对奥运会篮球比赛组委会已经将新中国篮球队和台湾篮球队都介入抽签名单表示不满。如果这时台湾篮球队真的乘坐飞机启程了，那么可能“先到”。

1952年7月12日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台湾篮球队即将前往赫尔辛基。

 此时的台北对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很不满意。《中央日报》1952年7月14日刊登消息说，《十五届奥林匹克筹委会对我选手竟表歧视》，消息转引7月12日的法新社电说：第15五届奥林匹克筹备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尔在得悉台湾选手将启程来芬兰的消息后表示，这些选手“将准许只作为旅客留居芬兰。”

1952年7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登消息说，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对台湾选手“竟表歧视”。

随后，台湾当局的态度逐渐明确，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于1952年7月15日刊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程天放对奥运会问题的谈话，阐明了基本立场，《中央日报》标题是：《程教长对记者谈，我对世运会（即奥运会）政策），如世运会决定匪不得参加，我始正式参加，否则退出》

消息的引言称：“外间对于我国选手参加世运会一事，颇多传说，如谓我方篮球队将与匪方篮球队均参加比赛。而法新社赫尔辛基电: 报道世运会筹委会宣称，中国（指台湾——本文作者注）运动员28人，已离台前来赫尔辛基，将准许只作为旅客留居芬兰云云。记者特访问教育部长程天放询问真相。”

随后是消息的主要内容，程天放称：

本届运动会在已承认伪政权之芬兰举行，我本不拟参加，后因友邦人士好意敦促，谓中国（即台湾——笔者注）如不参加，伪政权可能趁机加入世运会，故决定应筹委会邀请派少数人参加。不料上月中旬筹委会突然食言，又通知我方不必参加。我方认为此种出尔反尔之举动，殊非国际会议所应有，故由全国体育促进会代理事长郝更生飞往芬兰，向世运会执行委员会及全体委员大会力争我出席权。至其他职员选手，则分别在台北及马尼拉听候会议决定，迄今为并无一人启程。

日前报载我方篮球队与匪方篮球队均得参加之说，余即电告郝君，如准匪帮参加，我方既宣布退出，故我方既定政策为：世运会决定匪方不得参加，而由我选手代表中华民国，我方始正式参加，否则宁肯退出世运会，绝不与匪方选手同在一个运动场表现身手也。

这是一份重要文献，说明海峡两边都坚持“代表一个中国”的方针。同时还表明，台湾方面的体育代表团并未出发，因此新中国代表团能够“先到”。

但是还要看到，台湾方面的做法包含转圜空间，即台湾“体促会”代表郝更生已经前往赫尔辛基，在国际奥委会和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之间斡旋。他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

  7：新中国代表团来到奥运会赛场

 然而从外交事务角度看去，周恩来只说了前一句话，即在本届奥运会上可能出现“我方先到”的情况。

但是，这里可能出现变数：如果台湾选手“后到”而且要求参加比赛呢？如果出现海峡两岸选手出现在同一赛场上，会出现什么局面？

对此，没有见到中方当事人事后论及，在当年，他们是直向“先到”而去的。

7月25日清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苏联方面提供的3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过4 天航行，7月29日上午11时降落赫尔辛基机场。董守义一下飞机，就与前来迎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拥抱。熟悉他的英国委员走上前来，竟把手伸向董守义左腋下，原来那里有一个天生的痣。他马上叫了起来：“这是真的董守义先生！”

当天中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村举行升旗仪式，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选手张邦纶成为升旗手，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盛会上升起。

1952年7月29日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在升旗仪式上

此时距奥运会闭幕只有5天了，大多数比赛（包括篮球和足球）接近尾声，在中国选手报名参加的项目中，只有游泳比赛刚开始预赛，吴传玉还能参加100米仰泳预赛。

1952年7月29日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在升旗仪式上。康维提供照片

1952年参加奥运会的中国游泳选手吴传玉

24岁的吴传玉本是印尼华侨，1951年随印尼青年代表团到北京参观时决定留在祖国，在游泳赛场上为国争光。但是此行赫尔辛基，他一路晕机，吐得一塌糊涂。又赶上靠近北极的赫尔辛基正值夏季“白夜”，夜晚一掠而过，晚上难以入眠。所有人都劝他放弃30日的比赛，但吴传玉坚决要求参赛。

预赛中，吴传玉拼力游出1'12"3的成绩，名列第五，没能进入复赛，却是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个比赛记录。一年后，吴传玉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100米仰泳比赛，游出了1'06"4的成绩，为中国赢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的第一枚金牌。可惜的是，1954年吴传玉乘坐飞机失事遇难，年仅26岁。这是后话。

来到芬兰，中国代表团主要参加社交活动，此外中国篮球队、足球队同芬兰球队进行了4场友谊赛。8月3日晚上，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奥运会闭幕式。每个国家的两名旗手举本国国旗绕场一周，中国旗手为篮球运动员张长禄、周宝恩。

回首第15届奥运会，新中国得手了。经历了一系列场内外包括外交斡旋在内的努力，新中国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在芬兰首都的奥运村中、在奥运会闭幕式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表明新年中国来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场。

由此获得的连带成功是，首次参加奥运会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地位，参加奥运会归来的人们，推举贺龙挂帅新中国体育事业，由此将这一事业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8. 首次参加奥运会推动贺龙挂帅国家体委

参加第15届奥运会极大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奥运会归来，荣高棠和黄中于1952年8月21日向刘少奇递送了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汇报参加奥运会的情况。报告还提出：“应加强我国体育运动的领导工作，必须首先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机构，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

他们根据切身体会，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体育运动的开展、选拔优秀选手组成国家队，靠团中央体育部还承担不下来。

原来，早在1952年2月苏联大使向中方通报第15届奥运会情况之后，团中央就向各地发出通知，选拔优秀选手。这年5月30日，团中央办公室向各省区市团委再次发出了征集优秀选手的通知：全文为：

各区、城（市）团（工）委：

前由党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合署发出关于推荐各地优秀运动员之通知，已有3个月了，目前我们仅收到西北区的兰州、迪化，华北区的察哈尔、平原、山西、河北，和中南、福建等地送来之运动员材料。现在体育总会体育训练班业己于5月13日开学，故请根据前通知之标准，将你区优秀运动员之材料于6月15日以前报来，以便选调。

此致敬礼！

青年团中央办公室

1952年5月30日

但从这份通知的实际效应来看，不少地方没有响应，选拔体育代表队这件事，还没有排上他们的议事日程。由此表明，以团中央名义发出有关体育事务的指令，在各地普遍落实还很有难度。应有更具权威、更加专业的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对体育事务予以组织，选拔优秀选手。

当时开展较为广泛的体育项目，是早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篮球和足球。1951年春天，团中央组织了全国篮排足球“大会”，随后组成由牟作云任教练的国家篮球队，和以李凤楼为教练的中国足球队，在燕京大学训练。这就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根底了。别的体育项目开展得不广泛，拔尖选手更是凤毛麟角。

团中央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刘少奇在9月12日批示：“拟同意这些建议，请主席阅后送邓（小平）副总理办理。”

邓小平于1952年9月15日批示：“原则同意，留待习仲勋同志负责各项筹备事宜。” 

 9月15日，邓小平召见荣高棠，谈了五点意见，告诉他，中央同意建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由荣高棠牵头具体筹办 。要扩大运动员队伍，在北京先建可容纳740人的房子，并为今后扩大队伍留出余地。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中央体委主任，蔡廷锴为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由中央文委负责人习仲勋分管。

贺龙元帅挂帅新中国体育，极大地推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新中国参加奥运会还仅仅是破题，未来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完）

本文以《中国是怎样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为题，发表于《党史博览》杂志2018年第7期

  此次有增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