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科学的春天》怎样在春天里写成——胡平代笔郭沫若成文补记

安好吗 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科学的春天》全文

      依据采访记录，对1978年3月的最后几天里，胡平代笔郭沫若，写出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加以补充，作为历史注脚。

1978年3月18-31日,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断，在当时是全新提法，激起强烈的翻身感。因为在不久前的文革乃至更长时间里，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受到社会歧视，被认为是“改造”的对象。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用诗意语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希望科技工作者“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大会顿起高潮，万千读者为之感动。当时，笔者是一个刚刚迈进大学校园的77级学生，也以激动的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强烈地感受到春天扑面而来的气息。

     1.   听胡平介绍怎样参加科学大会文件组

十余年后笔者得知，这是一篇代笔之作。由此想到，即便是代笔成文，能够得到郭沫若的认可乃至赞赏也是极为难得的。

跨入本世纪不久，为了解胡耀邦在科学院工作的情况，笔者访问吴明瑜、罗伟等前辈时得知，胡耀邦赞赏《科学的春天》，欢迎撰写者参加自己主持的一些文件写作。吴明瑜指出，在当时极短促的时间内，作者临事受命，完成重大命题文稿，而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拿出了成型的稿子，得到一致好评真是很不容易！此事虽然已成过往，他仍然乐于得知这篇文稿的成稿细节，为此介绍我在2003年2月间访问了胡平先生，先后长谈两次。

当年为郭沫若代笔，笔者自然尊为老师，认真学习，因此在访问时带上便携式计算机，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胡平先生的介绍。

胡平老师认为，《科学的春天》首先是风云际会的产物。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宣布教育和科学工作：前者的第一步恢复高考，其二就是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部署向科学技术进军。这次大会由副总理方毅负责筹备。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负责文件起草，起草事务的日常工作由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主持。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人手显得不足，需要借调人员。童大林原任中宣部秘书长, 推荐身在“中宣部留守组“的胡平参加文件起草。

所谓“留守组”，其实是待分配。“文革”中，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许多人被遣散，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47岁的干部胡平也在其列，内定分配到四川，连档案都已经寄往四川了。胡平希望留在北京，最后分配未定，就在北京“留守”。

为了使得所有借调人员顺利来到麾下，童大林用了点心思，将“借调”人员名单附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一系列文件之后，上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也正是华国锋力主召开的。他圈阅同意童大林上报的这些文件，胡平也就顺利地出了“留守组”。

      2.     胡平决心为开好科学大会努力

胡平，1930年出生在重庆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过律师、法官，后来在银行工作。胡平于1949年在重庆的清华中学毕业，当时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学生会主席。1949年中学毕业时，重庆还没有解放，他考入重庆大学医学院。刚刚入学重庆就解放了，他参加革命，经组织分配在1950年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1951年入团，1952年本科毕业考入研究生班，1954年研究生毕业，选入中宣部办公厅编译组来到了北京，1956年入党。

在中宣部工作中，长于俄语的胡平接触到了大量苏联的内部材料，参加过“九评”的材料工作。他剖析自己，认为在前期工作中很受“左”的思想影响，编译出一些很“左”的文字。然而1959年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的一封信给他很大震撼，使他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那时的工作还是沿着“左”的倾向滑了下去，到“文革”前夕，中宣部种种做法已经很左了，但“文革”一来，还是把中宣部当做“阎王殿”打倒了，干部们“靠边站”，胡平来到宁夏贺兰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5年。他先后养羊、养猪、种水稻、修渠、基建，1974年回到北京，工作岗位就在去留之间了。1976年清明节，胡平来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悲愤的人民深情怀念周恩来总理，心情激愤，思想深化。半年之后的10月8日，胡平得知了“四人帮”已被擒拿的消息，非常高兴。

     来到科技大会文件组，胡平心情舒畅。文件组为华国锋、邓小平起草了在大会上的讲话稿，还有方毅的工作报告。胡平收集国外对中国科技事务的反映，编成了文件组的第一份简报。接着把国外新出版的《公元2000年的世界》一书译编成第二期简报。这两篇简报包含当代世界科技新发展和我国科技水平差距等重要信息，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活跃了大家的思想。胡平参加了方毅主报告的部分文稿起草。

胡平意识到，即将召开的科学大会有可能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必须为之努力,和文件组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任务。当3月26日文件组负责人决定要找合适人选为郭沫若起草大会闭幕式讲话的时候，胡平即提出，请徐迟来写这篇文章，他刚刚写出描写青年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何德巴赫猜想》，1978年2月17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振奋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徐迟一定能写好这篇文稿。

得到童大林、吴明喻的一致赞同之后，胡平又自告奋勇，当日前去面见徐迟商谈。徐迟一口承应，而且答应明天上午交稿。

  3.徐迟初稿虽未通过，仍然有积极奉献

但事情进展到这里出现波折，徐迟次日写出的稿件没有达到预期。

   徐迟起草的科学大会闭幕讲话初稿

      徐迟起草的科学大会闭幕讲话初稿第一页这样写道：

  全国科学大会闭幕词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全国科学大会，经过12昼夜灼热的争鸣，经过同志们共同的努力奋斗，审议并通过了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纲要，行将闭幕了。

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了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光辉指示，全体代表学习了，并讨论了邓副主席讲话和方毅同志报告，全体热烈拥护，我也热烈拥护。我虽然老态龙钟了，今夜和大家一样抑制不住激动的泪花和内心的喜悦呵！

     到此，我们第一个飞跃的进程已告结束。立即，我们要向第二个飞跃过渡。我们科技的长征队伍分为8个方面军，要开始行动了。信号弹将要飞上天空，千百万个战役，要一个一个地打好。我们好比登山队，要攀登科技世界之屋脊。看！群峰俯伏，苍山如海；我们也好比攻关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

……

徐迟初稿全文不足千字，作为闭幕式讲话，显得太短了，在表述上也不够周全。结果未能采用。尽管如此，徐迟对科学大会的贡献仍然是积极的。他写的初稿中第一句“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实际上给予胡平很大启发，他在自己撰写的文稿中采用了这一句。

从徐迟处取来稿子的次日（3月27日），胡平又找到徐迟，抱歉地告诉他稿件未能采用。徐迟表现出宽大胸怀，爽朗地说没有关系，不会在意，只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稿子。

这使已经接受代笔任务的胡平很感动，解除了这方面的顾虑，随后专心写稿。

    4.胡平怀着强烈的愿望写出了这篇稿件

笔者问胡平：你要为郭沫若代笔，又是写大会闭幕式讲话稿，感到有压力吗？心情紧张吗？

胡平回答，心情当然紧张，有压力。所以一开始我是推辞的。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郭沫若，读他的书、他的诗、他的剧本，当然知道他是举国公认的文豪。但是，当时我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开好全国科学大会，推动科技工作者建设国家。因此振作心情，决心写好这篇发言稿。

胡平以一夜时间写出了讲话稿。

   胡平起草的《科学的春天》初稿原件第一页

胡平起草的《科学的春天》初稿原件第2页

          胡平起草的《科学的春天》初稿原件第3页

  胡平起草的《科学的春天》初稿原件第4页

原稿和最后的发表稿已经相当接近，表明胡平写出的是一份成熟稿件，被顺利采用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5.郭沫若对文稿的改定

胡平撰写稿件通过以后，立即形成打印稿送给2月以来在住院治疗的郭沫若审阅。

10天前的3月18日大会开幕时，郭沫若坚决要求参加。结果，医生同意他参加开幕式，但只允许在场30分钟。

在开幕式主席台上，郭沫若始终端坐。30分钟过去，邓小平的讲话还在进行，郭沫若不愿意离开会场。这时，华国锋主席走到他身边，关切地说，郭老，你该退场休息了。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拍下了这个场面。

然而在这时候，郭沫若的双腿因为震颤麻痹站不起来了。两个工作人员过来，连同座椅把他抬走了。

闭幕式即将举行，这回郭沫若再也无力参加了，但他在病床上认真阅读了胡平代写的文稿，最后改动了两个词：就伟大著作“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宇宙之间”这句话，分别在“纸上“和“宇宙“的前面加上了“有限的“和“无限的“两个词，然后郑重地签了“郭沫若”3个字。3个月以后，他去世了。

《科学的春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女播音员虹云在闭幕式上朗读。她的朗读不仅字正腔圆，而且饱含激情。刚开始，全场鸦雀无声,只一会儿就响起掌声，渐渐地掌声连成一片。虹云几度暂时停顿，等待掌声平息。

“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句话，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人民不要“文革”，终结了“文革”才会有科学的春天。

6.科学大会以后的胡平

《科学的春天》得到了胡耀邦的好评。他在见到吴明瑜的时候表示，愿意和这个作者交个朋友。后来他和胡平见了面，对胡平说，我们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有几个高峰，要有政治理论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还有科学技术的高峰。

本来，胡平可能有机会参加一些为胡耀邦准备的科技方面重要文稿的起草，因为当时安排他出国，因此未能参与，感到遗憾。

胡平在1980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多样化发展》，阐述“天生万物，百态千姿”道理，指出：“承认多样化的发展，实际上是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个没有主动性、不敢独立思考，事事须凭领导眼色和上级决定办事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没有希望的。”

胡平对软科学研究加以关注，进行了研究，1981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胡平参加了这个文件的部分起草。

胡平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总规划纲要和第一个海南发展总体规划纲要的起草。

胡平出国考察期间，受联合国双休日制度的启示，开始考察各国的工时制度。

1994年前，我国每周只有周日一个休息日，周六为工作日。，胡平在1985年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开始在中国推动五天工作制，于1986年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

课题组开始调研时提出一个命题：“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两个选项，人们会选哪一个？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他们觉得多数人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出乎意料：80%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1987年底，关于在全国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报告完成了，但距离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直到胡平于1990年退休仍无消息。“五天工作制”是在那以后实现的。从1995年5月1日起，“一周工作五天”在中国全面施行。这当然是多方面努力和决策的成果，其中包含了胡平们的默默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平为郭沫若代笔成文的《科学的春天》，还有他努力推动的“双休日制度”，有着广泛的影响。

胡平于2013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2021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