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朱悦华：批判怎样集中转向了《武训传》——从袁水拍的会议记录说起
（前次发出后发现题中有错字，现予改正重发，深致歉意！）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显著位置刊登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迅即展开，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深深刻痕和需要记取的教训。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刊登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局部）
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夫人朱云珍1951年夏摄于北京香山，
按江青的说法，这年3月初，毛泽东连看电影《武训传》两遍之后，经过一番思考后通知周恩来，决心发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此后，胡乔木组织一些人撰写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在1951年4月以后逐渐刊登出来。
批判的火力逐渐增强，终至于胡乔木亲自出手撰写《人民日报》社论履行批判的职责。胡乔木擅长于写社论，行文严谨而且出手甚快，但这次拟写的文稿却没有通过。毛泽东将社论原稿基本推倒，作大篇幅改写，拉开大规模批判《武训传》的战幕……（袁晞《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8-89页）
近日发现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袁水拍的工作笔记，经过辨读表明，其中一部分恰好涉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且说明，对《武训传》的集中批判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还有一个电影是与《武训传》并列于批判榜上的，它就是由成荫导演、东北制片厂摄制的故事影片《荣誉属于谁》。但是，决策者再经一番考虑后，《荣誉属于谁》被放过，改为导演检查，内部批评，大批判的火力则集中于《武训传》。
1.袁水拍笔记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会议发言
这部分笔记写在长15.1厘米，宽11.1厘米的4孔活页纸上，未加装订，首尾页有较为硬质的相同大小纸版夹住，以防散失。活页纸每页分19行，密密麻麻写满小字，一般字高不超过5毫米。经过辨读整理，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达4000余字，记录者的勤勉令人惊叹。
由于是手写现场记录，大都使用繁体字，也有一些缩略词，有些语句不连贯，个别字迹难以辨认，但总体上记录清楚，颇具史料价值。
袁水拍本人保存的与《武训传》批判有关的笔迹
记录者在文首写明，这次会议是1951年3月30日召开的文联党组会，主题是批判两部电影故事，检查文艺思想。
会议主讲人是文联党组书记周杨，他也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兼任文化部副部长和部党组书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是沈雁冰（茅盾），此时还被当作党外民主人士看待。
包括周扬，12人出席会议，按照发言顺序，是周扬、丁玲、光未然、艾青、陈荒煤、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李伯钊、蔡若虹、沙可夫。
虽然记录没有写明，但从文内记录周扬插话和会议结束时他讲话的情况推断，开始讲话的是周扬，因而这段开场的讲话也尤为重要。
2.《荣誉属于谁》和《武训传》并列
为方便阅读辨析，本文中的楷体字为原文，楷体字中以括号包括的字为本文作者为串联词义而加。
手段记录写道：“《荣誉属于谁》、《武训传》审查通过。预演、上演时有好评。文艺方面的人没有看出来，毛主席指责。《荣誉属于谁》，看故事对（它）不满意，指出后还好一些。”
上述意思应该是，看过影片之后，毛泽东批评了《荣誉属于谁》。
记录接着写道：
“当然，对老干部歪曲了，新导演好。文艺作品中批评铁路分局一级不慎重。（审片时）引起人注意并好评，主席认为非常不好。看了《内蒙古春光》后只觉得政策上有缺陷。对此（指《荣誉属于谁》）则非常不满，并以此作为教育材料。何至（于问题）严重如此，（要）禁演？毛病在何处？出了这题目，谁（似应理解为“谁出了这个题目）？政治性的题目，对中国革命作一结论，影片给人的回答是不正确的。“荣誉”属于一个采用新调车法的人，苏联的一种技术方法不能算（荣誉）。荣誉和经验主义为什么要（☆☆☆☆有4字未能辨读——本文作者注）。拒绝苏联的东西在干部中不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拒绝新的、照搬新的，两种都未（后面似还应有一个词汇，记录者省略了——本文作者注）。根本精神在未注意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许多创造性——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是首先应（该）属于荣誉的，（这句话似应读为：荣誉首先应该属于许多创造性的东西，如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本文作者注）如属于新调车法则是错了。换一个名字也不对。表现这样一个大题目不能由无经验者写“学苏联就是了”这种东西。党之所以胜利是从实际中来。（影片）对革命作了极不正确的表现，荣誉应该属于将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创造者，不是相反。
这段话，按记录稿接近500字，只字不提《武训传》，批评的矛头完全指向《荣誉属于谁》，而且批评所指均十分具体。
袁水拍1950年3月30日笔记局部
电影《荣誉属于谁》，由出自延安的青年电影艺术家成荫导演，故事梗概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东北铁路管理局某分局，局长保守自大，难以完成新增工作任务。新来的副局长积极进取，主张学习苏联先进的调车法，解决列车堵塞困难。两名局长产生矛盾。最后实践证明，学习苏联经验的副局长是正确的，荣誉属于接受苏联先进经验者。
该片摄制完成后，1950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铁道部领导审片。他们看完后都很高兴，周扬说，片子里的共产党员演得像，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对铁路的同志很有教育意义。电影本应顺利上映，但很快收到停映通知，没有说明理由。导演成荫作了检查。（李响《〈武训传〉：新中国第一禁片》，见《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期）
周扬说完了《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调过头来指责《武训传》说：
“《武训传》，二十七亿，两年（可能是指拍摄电影《武训传》花费巨大），也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哪些应继承？革命传统、太平天国（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而不是改良主义——此括号为记录稿原有）；《武训传》中的斗争方法是磕头、挨打。怎样对待传统中属于人民的东西？磕头不是传统。”
上述记录总共不足130字，周扬随即将话题上升到宏观角度，指出电影的重要性。他说：
“电影重要，要注意。很自然地提高到去年文化部工作中最大的一项。胜利很大，把市场改变（了），如果没有去年26部，改不过来。概念化、形式化也有。也有好的，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好评最多。缺点恰恰表现在思想领导上。去年已经倾家荡产，把作品改编，故全党要注意这（项）工作。“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实现工业化、反特。（☆☆☆——此处3字未能辨读——本文作者注）已经动员，要组织，电影最普遍，去年一亿六千万（不知是否指1950年的电影票房收入——本文作者注），超过报纸出版物。表现在文学、音乐上，有没有反现实主义倾向，不真实，无思想性。”
说到这里，周扬转过来再次批评《荣誉属于谁》说，对这个电影，“我看了不舒服，为什么写得我们老工人这样不行。可以写苏联先进，但不必说我们自己很坏。如无我们吸取是不行的。缺少对自己阶级、党的热情，民族的情感。（加重的字是袁水拍本人在这些字的下面画了红线——本文作者注） 真正有思想性的电影批评还少。”从这段话的语气看，可能是周扬本人对问题的认识。
最后他说，这两部电影——《武训传》与调车法（即《荣誉属于谁》的问题，“是爱的对象未找好。”开场的话就结束了。
综上所述，周扬讲话将大部分篇幅用于批评《荣》，而且点出电影之所以受到领袖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未注意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本应该将荣誉归于我们党的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苏联的“先进经验”的作用。
周扬在开场讲话中主要批评《荣》，直接影响了面前的与会者，他们接下来纷纷发言，也将主要批评矛头指向了《荣》。
3.大部分发言者批评《荣誉属于谁》
在周扬讲话之后发言的，按记录顺序是丁玲、光未然、艾青、严文井、蒋天佑、吕骥、康濯7人，袁水拍对他们的发言记录文字有1300余字，以普通手写记录量来说已经不小，通常情况下记录的会议发言时间应该在一小时以上。但是这7人的发言记录中，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武训传》的。
其中在蒋天佑发言后，袁水拍记录了周扬的一句插话：“生活不够，到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看来也是针对《荣》的。
梳理上述7人的发言，主要是指出《荣》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学习苏联电影方法，是关起门来创作的戏剧学院做派，使用“误会法”技巧，脱离实际。（丁玲语）
光未然则认为，对《荣》的影评文章就写得有缺点，有卖弄技巧之嫌，缺乏表现力。
艾青的发言记录简短，指出《荣》与生活脱离，不懂艺术，生活与艺术倒置，“问题是生活不够”。
1951年，艾青（左1）、林钢（时为《长江日报》记者，中）和孙峻青（著名的小说作家）在武汉。
严文井、陈荒煤、蒋天佑的发言内容大体也接近，都认为《荣》表现力不扎实，是作家生活在“小圈子”里，对火热的生活接触不足而造成的。
吕骥则认为，目前在文教统一战线问题上，民主人士多数摸不到底，不敢放手，但“另一方面形式主义东西已在偷偷进来”，因此“要严肃我们的阵线”。
康濯的批评之语偏离了《荣》，却言及萧也牧，说在萧的作品中“解放区的和小资产阶级口味都有”，因此要比较长期地挂职深入生活。
4.后续发言中，李伯钊、周扬言及《武训传》
康濯之后，李伯钊的发言一上来就是针对《武训传》的。她说：“（党的）思想领导很好。（批判）《武训传》根本思想要揭露改良主义。（武训是）最丑化的形象，站起来（都）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未能辨出）正确（的）领导应该影响他人、同志。（影片体现了）非常个人主义方法，任何党员都有以党的正确意识去团结更多人（的义务）。”
但她的随后发言记录也离开《武训传》说：“党内歪曲毛主席方向。《一场虚惊》（似为电影——本文作者注），没有正确反映解放军，嘲笑丑化自己太多，太迁就。
她接着表示，要“肃清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影响”，并强调“要投入火热的斗争”。
她还说：“青年文艺工作者到底学谁？向谁学习？目标何在？指导青年学什么文学作品。要求党内严格批评。”
李伯钊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夫人，她的发言值得注意。
李伯钊发言之后，有王朝闻、蔡若虹这两位党内美术家发言，主要谈了绘画问题。
艾青再次发言，指出从老区来的作家要尽快熟悉新的。他也谈到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且要“首先澄清党内思想，检查人民文学的作品”。而在批判错误倾向的时候，应集中在“几个主要倾向问题，打击面不要太大”。
作为党组会议的参加者，沙可夫（1903-1961，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文化部党组副书记）最后一个发言，话题回到《荣》：他说，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看了这部电影，但是没有想到电影存在的问题。看来《荣》“内容不充实，勉强加上抗美援朝，着重在形式上，产生形式主义来掩盖空虚”。他和已经发言者的看法是大体相同的。
20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批判《武训传》的书籍
会议开到这时候，已经为时不短，周扬作总结发言，他说：“对两个片子（即《荣》和《武训传》的批判）及其他问题，不能再迟缓，以免文学事业受损害。（要）把党组织活动搞起来。”
他提出要求：1、加强思想领导。2、学习。对学习问题，周扬说得比较说，提出：“思想领导表现在组织创作和批评方面，把作家放在最适合的地方去。引导他到这方面，（即）大的政治方向。”
周扬最后指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学习整风。我们所经历的变化，一年来比过去8年还要多。由于变化巨大，现在从老区来的，和新区的同志都要学习，非党人员也要学。要以毛主席的文件，以《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武器，批判材料就是两个电影。再加上一些其他部分材料，学习得好即是整风。在创作上不要自满，同类错误不要犯两次。电影局有自满的苗头，在创作思想上有问题，提请注意。
周扬最后捎带了一句话，说还要批评一篇文学作品，即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此处根据袁水拍记录稿编辑）
5.袁水拍的记录说明了什么
历史学家从来认为，涉及重大事件进程的当事人日记、笔记往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那么袁水拍以过人的细致和勤勉留下的这份笔记，可以确认是关于批判《武训传》由来的重要诠释。
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后来回忆：“有材料说：3月20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页）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改造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辑力量……（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出版，上卷第142页）
由此可见，领袖决心对他发现有问题的电影进行批判，最初选定两个目标，而且对前一目标的问题指向十分明确，即：该片不恰当地赞扬了苏联经验，却没有对本希望首先予以肯定的党的传统——马列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大力弘扬，因而有损于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
但当时对《武训传》的问题之所在叙述得比较简略，主要是认为它歪曲乃至丑化了争取社会进步应该采取正确方法——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反动统制，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迎合和忍让。而要批判它，还“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
对上述情况，袁水拍的记录可以成为佐证。周扬此次传达批判要两个电影的精神时，对《荣》讲得多，说得细，党组会议的参加者发表的大部分意见也是针对该片的，而且主要意见是批评该片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认为是老区来的艺术家不熟悉新的生活所致。
那么，随后就出现了大范围批判《荣誉属于谁》的高潮吗？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向该片主创人员传达上级精神时，表述得十分含混，导致该片导演成荫在多次写出检查后仍然没有弄清楚究竟错在哪里，以至于发出了今后拍电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感叹。
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渐成高潮，对《荣》的宽容度就更大了，它被允许进行修改，而且在修改后改换片名为《前进的 》，还被批准公映了。
《武训传》远没有那么幸运，对它的批判层层加码。
为什么放弃了对《荣》的集火式批判？尚未发现有力的档案证明。综合各种情况判断，原因可能在于，当时奉行着“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政策，批判《荣》可能产生对这一大政策的负面影响。其二，这部影片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的东北制片厂拍摄，当时领袖对东北局的领导还相当信任。其三，这部影片的导演成荫是“三八式”老干部，在延安成长起来，而且刚刚导演了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钢铁战士》，要批判他毕竟有所顾忌。而《武训传》则由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导演孙瑜是非党人士。
有了这些考虑，《荣》就逃过一劫。3月30日的文联党组会议之后没有几天，《武训传》被列为批判的主要靶子，到10天后的4月10日，江青就要公开露面，初露峥嵘了。
（待续）
发表于《世纪》杂志2015年第1期
本文是原稿，如引用请注意核对2015年《世纪杂志》第2期发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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