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胡绩伟传——随彭德怀转战陕北，经略西北报业，终成逆旅姻缘
1960年代初的胡绩伟
1. 对办报思想的初步领悟
1947年3月随军离开延安，胡绩伟较为稳定的根据地办报岁月就结束了。对这段报纸生活，胡绩伟认为，自己对怎样把握报纸的群众性通俗性思考较多，产生了一些理论思考，但是还不深入，这和本人经历和积累都是有关联的。
在编辑《边区群众报》和进入《解放日报》的工作中，胡绩伟开始产生“党性”和“人民性”概念和彼此关系的思考。针对在延安办报的实践，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事实证明，只要党委的方针政策正确，真正合乎人民的利益，党报又善于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报纸就自然既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如果党委的方针政策错了，党报也跟着错了，党报虽然是党的喉舌，甚至受到党委表扬，但却不是人民的喉舌，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见胡绩伟著《青春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63页。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晋绥分局和晋绥日报的事例是有力的说明，启示是深刻的。因为全面内战爆发后，当地土改存在很多问题，出现很大的后遗症，由于战争紧急，来不及清理。
1947年3月18日子夜，胡绩伟带队离开延安，进入陕北战场。转战陕北期间，他仍是《边区群众报》总编辑，实际上主要工作已经放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这一头。
同样，由于转战陕北，胡绩伟采写和编辑的文稿集中于军事，对于新闻理论来不及做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2.近距离观察彭德怀，由杜鹏程和《保卫延安》想到的
胡绩伟离开延安来到安塞真武洞附近，只住了两天，即前往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报到。这和当时党的新闻工作重点转移是一致的，由过去以办报纸、尤其是办《解放日报》为主，转到办通讯社（新华社）为主。《边区群众报》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副总编辑金照和林朗负责。
延安新闻纪念馆中对解放战争中的新华社编制的说明牌，可见西北总分社的布局。
胡绩伟负责的新华社西北前线总分社总共十几个人，除了几名收报员和译电员之外，记者们纷纷到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做随军记者（其中包括杜鹏程）。留在分社主管编发事务的，常常只有胡绩伟一个人。
自3月18日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到5月4日这47天中，彭德怀指挥所部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逐渐稳定了陕北战局。
转战陕北历时一年有余，胡绩伟基本上总是和西北野战军总部在一起，唯独一次因为走错了路，颇有独闯敌营的危险，算是有惊无险。
胡绩伟最大的收获，是觉得熟悉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感受到他高超的指挥军事艺术和感人的人格力量，感受到彭德怀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和追求。
胡绩伟回忆彭德怀说，他常常一脸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一接触下来，常常是有说有笑和颜悦色。彭德怀在前线睡得很少，吃饭也不定时，有几次胡绩伟到他那里碰到快吃饭时，他总是留胡绩伟吃饭。彭德怀的饭菜简单，似乎总是一小盘土豆丝或者一盆野菜，加上一小碟辣椒。彭德怀本人常常拿着一个馒头或窝头，一边啃一边工作。
使胡绩伟惊讶的是，在西北战场上的每一次大战役之后，彭德怀总像是一位老练的记者，成竹在胸地向他口述战报内容，记录下来，就是一条很简明扼要的战地新闻。
本文作者曾当面倾听胡绩伟通过事例讲述彭德怀的民主作风。每一重大战役之前，彭德怀召集作战会议总是提出几种方案，说明每个方案的优缺点，征求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提倡大家推翻原有谋划，提出新的方案。而在每次战役结束的总结会议上，彭德怀总是首先检讨自己的失误。
在彭德怀指挥下，战至1947年10月11日沙家店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对胡绩伟来说，最艰难的战争时日已经过去了。《边区群众报》在此后的1948年1月10日改为《群众日报》。胡绩伟继续担任总编辑。
也正因为如此，胡绩伟产生了很大的遗憾，就是他虽然经常在彭德怀身边，所历所闻甚多，但除了写出一些简短的战争消息之外，却没有写过哪怕是一篇关于彭德怀的人物通讯，觉得实在有负于难忘的战争岁月，有负于历史人物彭德怀。
胡绩伟将保密视为神秘，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写作——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著作的笔记资料。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匆匆历史过客，在当时的战争记者中是一个“逊色记者“，比不上当时在手下工作的记者杜鹏程，一边当记者一边注意收集资料，后来写出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胡绩伟回忆说，1951年，前线记者杜鹏程的母亲去世，他从新疆赶回陕西奔丧。这时胡绩伟在西安的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当总编辑，杜鹏程特地来看望老上级，并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写作计划告诉胡绩伟，打算将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历程写成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胡绩伟大为惊讶和佩服，鼓励杜鹏程把小说写出来。到1954年，杜鹏程九易其稿，写出《保卫延安》，出版后即发行100多万册。但此后不久，彭德怀因庐山会议落难，杜鹏程也受到牵连。他总算熬过了十年文革的煎熬，但已被耗尽了生命力，不久后英年早逝。
而胡绩伟呢，幸好没有写彭德怀的征战经历，因此躲过了庐山会议和十年浩劫对此的株连，即便在此前后的“彭高习反党集团“一案中，他也未受牵连，杜鹏程却为此受整了近20年，九死一生。
1949年冬，《群众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西安
3.重返延安到担任西北局机关报总编辑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胡绩伟随后回到延安，回到了《群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
此前的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结束了陕北转战，在陕西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此前两天，毛泽东在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中央纵队（又称“亚洲部“）全体会议，宣布中共中央机关即将进入华北，宣布有一部分人员和物资将留在西北。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员是留给未来的西北新闻业的，有林朗、丁济沧、张潮、普金、莫艾、李蕴辉、田方、马沛文、刘漠冰等人。这些富有经验的新闻干部，成为此后西北5省的新闻领导骨干。
在今天的延安新闻纪念馆中有关于《边区群众报》的陈列内容
西北局决定胡绩伟不去前线，留在后方主持《群众日报》，回延安办报。
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清凉山，胡绩伟在喜悦之中感到痛心的事，就是撤退前掩埋起来的图书资料、印刷器件，包括所有的报纸合订本，全部被国民党军挖出来毁坏了。到20世纪80年代，胡绩伟会同陕西日报社的报史研究队伍，设法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寻找出版了363期的《边区群众报》，结果只找到零零散散的一小部分。
胡绩伟他们回到延安，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原先工作，而是准备为解放西安和大西北之后，接收新闻报业，创建一系列新的报社、电台。为此，《群众日报》同时也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西北新闻工作中心。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群众日报》社抽出120人组成的西安报业监管组，于5月15日离开延安向西安进发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群众日报》骨干组成的接管组进城接管城内各个新闻单位，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4版的《群众日报》，延安的《群众日报》则于6月1日停刊。
从1949年8月至9月，随着兰州、西宁和银川解放，从《群众日报》派出三支队伍接管当地的新闻业界，创办了这3个省区的党委机关报和广播电台。金照担任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1954年10月16日，《群众日报》改为陕西日报，是陕西省委机关报。
胡绩伟在西安主持《群众日报》三年半，他认为办得比较平稳，没有突出特点，然而在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是有声有色的。他对西北局领导与《群众日报》的关系深有感触，感到“西北局的领导不仅在政策方针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
《群众日报》回延安之初，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6月5日的决定，西北局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李卓然曾实行“看大样制度“，就是每天报纸在总编辑签字付印之前，先送宣传部长审稿。这个制度实行不久之后就停止了，原因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李卓然的年纪比较大了，每天深夜看大样太辛苦。他对李卓然交代，看大样也可以由党委指定的其他同志代看，因此《群众日报》的大样，就由胡绩伟负责看，签字付印。从此以后在西北局就省略了一个看大样层次。这自然加重了总编辑胡绩伟的责任心和工作量，但他认为这是总编辑份内的事情。
胡绩伟还认为，习仲勋领导的西北局，做工作考虑周密，比较稳妥。比如在进城之初就没有宣传鼓动进行运动式的阶级斗争。1949年1月17日，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放军党代表大会上阐述:”我们入城之初主要有三大工作，就是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群众。这时发动组织群众仍是为了更好的接收和建立秩序，不要急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不要急于发动群众斗争。在秩序未很好稳定、情况未很好弄清之前，鲁莽地发动群众斗争，就会搞糟。”
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习仲勋，还是接替李卓然担任宣传部长的张稼夫，还有组织部长马文瑞、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托夫、统战部长汪峰等负责人，有什么评论要写常常直接找报社编辑部，说明写作要点和解答不清楚的问题，他们乐于和报社的编辑一起讨论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
4. 异于寻常的逆旅婚姻终于惊悬走成了
就在胡绩伟的总编辑角色，从战争年代的《边区群众报》转换到和平年代的《群众日报》以后，他的婚姻也定局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堂姐终成夫妻。
原来，抗战胜利也使胡绩伟和堂姐之间的恋爱终于发生了质的转折。在过去一年里，胡德辉在子长县中学教书，身边有过追求者；同样的，热心人也为胡绩伟介绍了几位条件相当好的女青年。但是他们都没有动心。
抗战胜利了，他们两个彼此都意识到，可能会在不久之后离开延安，那么就有了结为夫妻的可能。或许胡德辉已经生育过两个孩子也成为一个考量因素，总之他们在欢庆抗战终于胜利的日子里拥抱在一起，互为云雨。由此，一个新的小生命孕育了。
后来胡绩伟承认，他和堂姐“反复研究叔伯兄妹不能结婚的传统习俗，认为这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意识的反映，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却不完全懂得血缘关系太近在遗传基因上的不利因素。“这对夫妇确实存在侥幸心理，对遗传学问题不愿意深加认识。
1946年夏天，胡德辉奉命到延安集中，随大队前往华北。就在行军途中，她感觉自己怀孕了。当时她希望胎儿流产，因而奔跑跳跃，蹚水负重，总之是反复折腾，希望腹中的小生命离她而去。谁知道这个小生命非常顽强，终于在1947年4月出生于邯郸。
这段时间胡绩伟转战陕北，和胡德辉断了音信，待到重回延安之后才得知近况，这时的胡德辉已经改名胡一哉，在华北解放区妇联工作。
到了1949年初，孩子快有两岁了，一切正常，胡绩伟下了决心，给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和组织部长马文瑞写信，报告他和堂姐恋爱的前前后后，请求批准正式结婚。这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给他写了回信，终于表示同意，信中说“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
事情就这样定了。这对夫妇没有举行过婚礼，”甚至没有请朋友们吃点花生、红枣或喜糖，更没有拍一张结婚照。”
1951年4/5月间，胡一哉调到西安，在咸阳筹建西安国棉一厂，从此一生都在纺织行业度过，后来担任北京纺织局局长，对首都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担任局长期间，胡耀邦的夫人李昭担任副局长。由于妻子的关系，胡绩伟在20世纪50年代认识了胡耀邦，在文革岁月里彼此熟悉起来，此为后话。
1988年7月29日，胡绩伟、胡一哉（左）在烟台看望胡耀邦
胡绩伟夫妇都是有知识的人，随着年龄渐长，逐渐知道彼此血缘关系太近不能结婚。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又建立得很早，胡绩伟晚年回忆，认为彼此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时而热烈，时而淡漠，说不清，道不明”。他们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对下一代造成严重的后果，却不愿意深深触及，到了后来，感情终于占了上风。
然而上苍却宽恕了这对异乎寻常的婚姻。他们的侥幸最后真的侥幸了，彼此相伴直到最后的离去。本文作者认识这对夫妻的女儿，如同常人，有自己的家庭。记录这些，亦是人生慨叹。
5. 从西安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52年底，中央决定撤销各个大区的中央局，为此各大区的机关报将随之停办，中央决定将5个大区的党报负责人和一批骨干力量调往北京《人民日报》，充实党中央机关报的力量，胡绩伟就在这一年从西安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成为总编辑邓拓的主要助手之一。
1952年12月9日，胡绩伟来到北京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实际上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很早就打算把胡绩伟从西北局调到北京来。新华社“四大队“转战陕北期间，范长江是胡绩伟的顶头上司，胡绩伟认为范长江广见博闻，可敬可亲，是自己的良师益友。1950年1月，胡绩伟奉命到北京参加访问苏联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先在北京学习了三个月，他曾到人民日报拜访社长范长江。
范长江见到胡绩伟来了，中午在食堂添了几个菜，邀请总编辑邓拓作陪畅谈。席间，范长江、邓拓都对胡绩伟说，他们已经向中央提出，希望从各大区报社中抽调一些人来增强人民日报的骨干领导力量，并且指名道姓地开列了名单，其中就有胡绩伟。
胡绩伟来到北京任职的时候，范长江已调离人民日报社。和胡绩伟一同调到人民日报的还有几位各个大区报纸的负责人，如《东北日报》的王揖，《解放日报》的林淡秋，以及杨刚、吴文涛等人。胡绩伟回忆说，各路诸侯齐聚一堂，个个擦拳磨掌，干劲儿倍增，都想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邓拓指定胡绩伟做他的第一助手，分工负责当时的总编室、党的新闻组，还有地方报纸组。
胡绩伟的北京新闻之旅，就这样开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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