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特约记者魏巍采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朝鲜战争报道开篇之七
为报道突如其来而且规模巨大的朝鲜战争，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的开篇之举有三着：一、选派得力记者奔赴战场，二、在前线军政指挥员中聘请“特约通讯员”，还有第三着，就是聘请“特约记者”撰写重点稿件。
“特约记者”是指在报社编制外聘请具有相当采写水平者，为报社定向供稿。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业中比较普遍。“特约记者”的数量大大少于通讯员队伍，但他们往往置身采写特定报道的位置，往往是已经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记者，或知名作家。
志愿军入朝以后，人民日报聘请了魏巍、杨朔、华山、李伟、舒群等军队中团级上下职务的军官，以“特约记者”身份采写战场通讯或报告文学作品。
对于“特约记者”这样的身份，社长范长江是熟悉的。他本人在早年就是《大公报》特约记者，通过在中国大西北的采访成为著名记者。
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人民日报》共刊发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朝鲜战争报道12篇。这些稿件与人民日报记者团稿件互为补充，拓展了《人民日报》对朝鲜战争的报道。其中尤以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刊登于《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1版，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它对广泛读者的感染力，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唯有20多年后1978年初徐迟的《哥德巴哈猜想》方可匹敌。
李庄回忆录中写道，魏巍的采访与人民日报记者团的采访是同时期同步进行的，他们都采访了在第二次战役和汉江南岸阻击战中的38军。在战场期间，“我只见他调查、笔记、出神，像是揣摩、思考，但未见他着手写作，看来是在回国以后酝酿成熟，精雕细刻。“
1950年12月进入朝鲜战场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魏巍
说起来，李庄和魏巍都曾是抗大学员。
魏巍（1920-008），河南郑州人，出身于城市普通家庭，上中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就爱好写作。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17岁的魏巍到西安寻找抗日途径，于当年10月辗转来到山西赵城，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1938年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他成为为抗大第三、四期学员。
1939年从抗大学习后，魏巍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部队的营教育干事，经历了冀中抗战的许多战斗，开始创作诗歌，两次获得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奖。
1944年，魏巍任冀中军区政治部部员。解放战争中，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教育科长，曾在纵队政委胡耀邦麾下工作，多次参加战役直至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战役。
1949年，魏巍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6师第16骑兵团政委，这是由傅作义起义部队改编的队伍，该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后期在西北的剿匪战斗。1950年5月，他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学校教育科副科长，创作室副主任，于1950年12月进入朝鲜。
魏巍和李庄都到志愿军第38军采访，搜集第二次战役战例，他和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松骨峰高地。在1950年11月30日的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为截断美军退路，以一个连在此坚守。全连官兵战至最后时刻，高地上只剩下了7个人。阵地终于守住了，38军的战役目的基本达成。魏巍在战场上看到满山焦土，阵亡士兵长眠在山坡上，场面极为震撼。
魏巍细致地收集材料，于1951年3月回北京，担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他对朝鲜战场上的收集的材料认真取舍，选取松骨山战斗中几个典型场景，间以白描和抒情笔法写成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写得情景交融，写出后送到了人民日报。此类长篇通讯，通常是刊登于第4版上。社长范长江读到此文非常感动，吩咐在1版刊出。
魏巍本人则是听说总编辑邓拓看到文章后安排在1版。他在1939年初到晋察冀边区时见过邓拓一面，以后虽然久未会面，但是由邓拓担任总编辑的《晋察冀日报》多次刊登魏巍的文稿，彼此是熟悉的。因此由范长江或邓拓亲自来编定魏巍的文稿都有可能。
《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1版左侧刊登的魏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毛泽东、朱德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这篇通讯，连连称赞。周恩来也读到了，多有称赞。
同样身在朝鲜战地采访的李庄也钦佩魏巍的通讯写得好，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评价魏巍：“他熟悉部队，热爱战士，积十多年生活（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把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吃透了’，并以高超笔力，写就如此出色文字。”
李庄写道：“抗美援朝战争产生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数以千计，最出色最具魅力的，当推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优秀作品对志愿军的伟大形象和精神世界做了深刻剖析和深度描绘。“
“最可爱的人”从此成为中国志愿军的代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称为志愿军文学的代表作。对于魏巍的文学观点，人们的评论或认识不尽相同，但他这篇战地通讯在当年达到的成就和社会影响，是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魏巍（右1）在朝鲜战场上和通讯员合影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魏巍的另外4篇稿件，分别是《火与火》（1951年3月9日第3版）、《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汉江南岸战斗纪实之二》（1951年3月24日第4版）、《冬天和春天》（1951年5月7日第1版）、《战士和祖国》（1951年5月18日第4版）。
杨朔也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干部，解放战争中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记者，194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部长。1950年12月，他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赴朝鲜前线采访、创作。他是一位散文家，在同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5篇稿件。李伟的文稿刊登了2篇。
李庄在回忆录中提及，人民日报先后有十几个记者到朝鲜，没有写出像魏巍那样影响大的文字，看来是有所遗憾的。他分析了其中的原委，其中包括新闻记者都要面对的“截稿期”——时间节点。
李庄说: “我们奉行用最快的速度报道最有意义的事物的原则，这本是对的，但不能把时效和精神对立起来，片面追求时效而轻视质量。在朝鲜战地，通讯极为困难，记者的文字只能托便人带到北京或者安东，常常是中午，得知有同志黄昏出发回国，立即卡时间赶写文字，因为耽误一两小时，就可能推迟十天半月，有引擎催人之急，无文不加点之能，（结果）文字往往流于粗陋，有时甚至不能充分表现本人的水平。“（李庄著、李东东编《山河笔——李庄朝鲜战地报道》，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370-371页）
李庄还有一番感触：“作者（家）记者的工作都重要，作用不尽相同，应该互相补充，但二者并无明显界限。中外都有一些新闻记者，在日常繁忙的采写工作中，注意拓展视野，锤炼思想，积累材料，一旦时机成熟，写作同本职有关或无直接关系的作品，记者又是作家。“（同上第375-376页）
这些，当是李庄这位“朝鲜战争中的第一位中国战地记者“的肺腑之言。
（未完待续）
附记：关注朝鲜战争的原因来自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我的祖父钱晓峰（1905-1977），他参加了朝鲜战争，任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英语翻译。据他本人说，战争期间，对俘管处里所有校级以上美军军官的讯问和谈话，他都参加过，其中包括那位在朝鲜战争之初被俘的美军少将迪安，彼此熟悉。可惜后来家境艰难，文革中祖父心情压抑，然而他对朝鲜战争有不断的思考；我则于年少时上山下乡当知青，那时知识积累欠缺，见识浅薄，没有向他询问当年的记录和回忆。祖父辞世后，这些可能留下的记忆就永远失去了。这在我是很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原因。朝鲜战争中被授予志愿军二级英雄的张渭良和我家同在一条街道上。他和祖父相识，由于相同的战场经历，见面时很亲切，给我留下了印象。
所以，后来接触到人民日报有关朝鲜战争的史料时，我就比较注意留存和记录了。如果将话题回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虽然熟读这篇文章，但和这位前辈没有接触。然而世界不大，天有机缘，却曾和他的儿子是同一院落中的同事，彼此相识。他的夫人曼曼则是我在“九号楼”（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同学，直到今天时而有见面的机会。她的文笔活泼传神，我乐于认真学习。至今每当见到曼曼的文字，都仔细阅读。
关于朝鲜战争之初人民日报的采编历程，原本打算写3篇告一段落。不想有多位朋友催问下篇，因此多写了几篇出来。
（202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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