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第16届奥运会前海峡两岸对峙“一国两会”历史回望
1952年初次参加奥运会之时，
新中国刚刚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历史和奥委会章程的理解过程。政权新立，国内战争还在收尾，朝鲜战争进行了3年，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非常繁重。
当一个国家承担大规模战争使命的时候，很难开展广泛的体育运动和国际交流。这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对国际体育事务的充分了解，甚至于国内专门的体育管理部门要到1953年以后才成立，功能、体系尚不完整。体育代表队出国比赛事宜，都经过外交部门来统筹审批、安排，这会使外交和体育部门的管理者习惯或很容易采用外交视角和理念来看待国际体育关系，并在一时间成为当时的主导观念。在对待国际奥委会会籍的问题上，当时的人们普遍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做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952年8月4日人民日报 4版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活动
1952年，新中国抓住机会参加了第15届奥运会，只是当年未能乘势解决会籍。时人感到费解的是，继之而来的1953年和1954年接连两年没有派出自己的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参加国际奥委会年会，空空放过了在国际奥委会年会的发出声音的机会。遥看时光淌过的留影，历史记录者更能领悟到损耗时光的可惜可叹。将此记录在史册上，就更感觉到遗憾了。
这两年里，董守义对自己曾经的旧政权经历做了细致陈述，接受了严格的审查，终于得到很大的解脱，进入1955年，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担任了中华体总副主席，并且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他又可以出国了，随同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堂，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张联华及翻译何振梁一行6人，于1955年6月9日来到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奥委会第50届年会，以及各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联席会议。
台湾方面的中国委员、曾经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也到巴黎参加会议，这是两岸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第一次正面相遇。
这回，董守义确实承担任务，率团负责人希望董守义主动做74岁的王正廷的统战工作，争取他回归大陆。这两人过去是熟悉的，这回见面握手问候，气氛尚好，但是没有单独交谈的机会。此后一别就再也没有见面。
国际奥委会第50届年会期间，中国代表一再提出要驱逐台湾，没有得到委员的普遍响应，努力受挫。
但是事态并非没有有利于大陆的一面。50届年后结束后，台湾方面的奥委会委员孔祥熙以身体原因递出辞呈。为此在1955年8月的国际奥委会第51号公报中，孔祥熙已不再列名委员名单。这样一来，海峡两边各有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席次对等了。
带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入1956年，也就接近了第16届奥运会。这年1月底至2月初，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冬季滑雪胜地科蒂纳举行第7届冬季奥运会，同时在这里举行国际奥委会第51届年会。
在这届冬季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时隔20年之后，统一的德国体育代表队再次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赛场上。第一次由一名女性宣读奥林匹克誓言，第一次对奥运会进行电视实况转播，也是这届冬季奥运会的特色。
有没有可能，采取德国队组队方式实现海峡两岸中国青年共同走上奥林匹克赛场？
1952年8月6日《人民日报》4版报道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和4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接受中国会籍
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由翻译何振梁随行参加了这次年会。同行意大利的还有国家体委官员张联华和翻译赵启鑫。
按照预定方案。董守义带着翻译何振梁参加年会的时候，将散发中国奥委会和董守义分别署名的两个文件，均要求驱逐台湾“体促会”，指出国际奥委会中国会籍问题上“两会”并存局面不能持续。
但在途经莫斯科与苏联国家体委国际部负责人交换意见时，苏方认为，中国奥委会的“驱逐”声明措辞过于强硬，认为董守义的声明讲道理摆事实，有助于人们了解情况和接受，可以散发。苏方同时建议董守义直接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交谈。经过向国内请示，苏方建议得到采纳。
20世纪40-50年代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
来到科蒂纳以后，董守义与东方阵营国家的奥委会委员交谈，认为东欧国家代表对国际体育事务接触得多，体会也多一些，和苏方的意见比较一致。捷克斯洛伐克委员格鲁斯（G.A.Gruss）向董守义表明，国际奥委会不会按照中方的意见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不能接受“驱逐”这个概念。
瑞典籍委员、国际现代五项运动总会主席代尔森与董守义作了长时间交谈，指出台湾问题现在不会得到解决，多数代表不会认同“驱逐”的主张。他希望到了墨尔本也不要提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让青年选手们参加比赛。
为中国参加芬兰第15届奥运会出力甚多的芬兰委员法兰克基尔也向董守义解释，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台湾，应该让台湾（运动员）参加，“现在只好按现在的做法”。（崔乐泉《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青岛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36~237页）
董守义来到科蒂纳之后，赶在1月23日年会召开之前，终于获得了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谈话机会，在翻译赵启新的陪同下做了长时间交谈。
董守义向布伦戴奇递送了中国体育运动画册和照片，介绍了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向他回顾了中国委员在国际奥委会中的产生和他们所起的作用。
他们谈话的焦点仍是关于台湾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问题。
董守义向布伦戴奇指出：
您曾经说过，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国家奥委会。您这种主张，我们是拥护的。是国际奥委会在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的同时，又承认了台湾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这不符合国际奥林匹克宪章。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台湾的体育组织只能是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领导下的一个省的体育组织。1948年第7届全国运动会时，台湾就是派了一个省代表队参加的。
董守义反复强调，不能在中国名下出现两个奥委会。
布伦戴奇则反复强调，不讨论政治性问题，然后又指出，东德和西德在政治上还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已经派了统一的运动队参加本次冬季奥运会。
董守义说，中国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根本不同。东德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布伦戴奇反对将驱逐台湾的问题列入年会议题。他认为台湾的体育组织不能代表全中国，但大陆的体育组织也不能代表台湾，但是奥林匹克原则就是让所有运动员能来到一起。
董守义说，我们欢迎台湾青年参加我们大陆的体育代表队。
布伦戴奇回答，这必须两方面同意。
这次谈话之后，布伦戴奇宴请了东方阵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家奥委会代表团团长，在讲话中要求所有与会者“帮助解决一个问题，我要求的是大家都遵守奥林匹克原则，这原则就是所有运动员都能聚在一起。”
和布伦戴奇交谈之后，董守义归纳道，布伦戴奇的观点是明确的，1.由谁来代表中国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应由奥委会来解决。2.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都不应被排斥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3.不反对组成一个统一代表团，但这一点必须两方面同意。(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40-144页)
布伦戴奇的观点与中华体总的立场相距甚远，实际上也与台湾“体促会”的立场对立，因为台湾体协声称它是“唯一”合法的中国体育代表。
在布伦戴奇希望的“第三点”上，海峡两边未能取得一致。
随后就召开了51届奥委会年会，而且应董守义的请求，将中国提议列入议题，但没有取得结果。正如后来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说的那样，布伦戴奇和“执委会试图找出一个类似（德国）的模式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历史和环境完全不同。”
1956年1月24日，在年会第二天的会议上，董守义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主席，各位同事：我的发言和建议已送给各位了，我不想重复。但是我想着重说明一点，就是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在1949年即以改组成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因而它已不复存在了。郝更生（台湾“体促会”负责人——本文作者注）等人却以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从南京迁往台湾，来蒙蔽和欺骗我们国际奥委会，以至于在中国承认了两个国家奥委会，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无疑的，这是与我们国际奥委会宪章精神不符合的。现在我已把这一问题的真实情况告诉诸位了，我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很好予以考虑并支持我的建议，把事实上已不存在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促进会”，从我们国际奥委会所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撤销。
这届年会对与中国相关的台湾会籍问题仍然未做决定。根据布伦戴奇提议，又将这一问题推至下一届年会来讨论。
《董守义传》的作者对此写道：显然，中国奥委会的观点得到了多数委员，包括布伦戴奇本人的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台湾体育组织的会籍。尽管有关各方事实上大都接受一个中国奥委会的观点，中国和多数奥委会委员也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体育代表队，但是台湾不愿意在全国体总的名义下参加统一代表队，坚持由他们自己单独代表中国。多数奥委会委员又不愿意看到台湾运动员被排除在奥运会外。在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之前，“两个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并存的局面就无法消除。这个局面要到23年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下才被打破。
（未完待续）
钱江：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1952年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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