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田兰坡啊卢兰坡
田兰坡、卢兰坡，其实是一个人，一个极普通的女性。姓卢还是姓田？反正人们不论叫哪个名字，她都会答应。甚至她自己签名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写田兰坡，有时候写卢兰坡。但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她明确地说，自己叫卢兰坡。
她是我所在报社的同事。年轻的时候曾是幼儿园保育员。没有人会想到，当年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姑娘会被打成右派，是报社32名右派中4名女性之一。这4位女性中有一位是我的老师兼同事刘衡——她是我认识的天下最坚强的优秀女记者。刘衡老师告诉我许多故事，其中包括卢兰坡的故事。
田兰坡，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可能是她长大以后的第一张照片，原照片很小，放大出来就模糊了。
走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刘衡老师多次向我提起卢兰坡，回忆和卢兰坡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希望我把卢兰坡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答应了，一步步探寻卢兰坡走过的人生道路。关于她的故事，身边同事和卢兰坡的女儿又告诉了许多。
1.年轻姑娘又叫“田兰坡”
许多人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初，卢兰坡是报社院子里引人注目的漂亮姑娘。不过，在走进报社大门的时候，她的名字叫“田兰坡”。
兰坡姑娘生来就是不幸的，不幸于降生在河北蓟县一个地主家庭里，是最小的女儿。她的祖父卢辑五是地主，拥有田产。后来分家，继承了祖父一部分田产的父亲卢怡庭依然是地主。20世纪革命风暴席卷大地，沧海桑田变幻，白云苍狗演化于天际之时，提起地主，普通人们会想到一系列文艺作品中的“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这些名字有真人也有文学形象，随之而来的联想就是“仇恨”和“斗争”。根据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是打倒地主，将他们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使耕者有其田。
卢怡庭的田地由家庭继承而来，似乎并非本人“剥削”所得。但是革命风暴并不承认旧社会秩序。这位卢怡庭也是有问题的，抗战后期，他当上了伪乡长。家里人回忆（见于可查证的文字依据），卢怡庭不愿干这个差事，因为冀东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乡下地盘全由八路军控制，当这个乡长不会有好结果。但不管什么原因，他还是当上了，这当然是罪过，因此抗战一胜利就被政府接收大员投入牢狱。后来没查出什么大事，就释放他回家了。但在1946年秋天卷地而来的土改运动中，卢怡庭被枪决了。卢家祖父则被愤怒的农民一拥而上，乱棒打死，卢家的财产和土地被分割分尽。带着心灵的震骇，母亲带着14岁的兰坡逃入北平，隐名埋姓地生活。为了永远切断和家乡、特别是和地主家庭的一切关系，兰坡随母姓，从此叫“田兰坡”。
姐姐们早早出嫁了，田兰坡和母亲在北平过着清苦生活。
50年代初刚刚来到人民日报工作的田兰坡
终于，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了。在一片欢声中，1950年4月，田兰坡考入北京保育训练班，这被确定为她参加工作也是参加革命的时间。不过，这时的她隐瞒了父亲的地主身份，称自己出身于开滦煤矿工人之家。因为只有如此她才能被训练班录取。
当年10月，田兰坡学习结业，分配来到人民日报幼儿园当保育员。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了阳光。她美丽、健康，活泼而单纯，而且能歌善舞，很快成为工作中的积极分子。
田兰坡性格单纯，认为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是不对的，将来必有大祸，因此于1951年向领导上坦白了她出身不好的这一切，而且获得了谅解。于是，她将名字改回卢兰坡，并且在1952年入团了。
田兰坡摄于1954年12月12日，生活在她面前刚刚展开。
生活的美好还在继续，她和社长邓拓的秘书、来自原《晋察冀日报》的干部王唯一相恋成婚，生下了一个儿子。她还在1954年被评为报社先进工作者。家庭出身的阴影似乎慢慢地离她远去，走进新生活的卢兰坡眼前一片灿烂。1956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年，她23岁。
2.提出几条意见的结果
她完全相信，党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党组织要求什么，她就一定做到。1957年夏天“鸣放”期间，党组织号召团员积极行动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卢兰坡参加了报社内部的座谈会而且发了言。
卢兰坡平日里说话有点冲。她热爱自己为之工作的报纸，首先为改进报纸提出了一点想法，她说：“人民日报光报喜不报忧。乡下遭了灾，政府就给一人十几斤粮食，快饿死了，很多人都跑到天津去，天津市很乱。可是报纸上从来不登天津乱的情况。要登的话也净是些由于领导干部想了办法增的产，比非灾区还要好啦等等。我就是不相信这些话。”
她认真地说：“过去国民党的报是瞎报。解放后，人民的报纸是好的，如光报喜不报忧也就丧失了威信。”
她还说：“共产党提出的同甘共苦，说得真好，就是不结合实际。参加一下体力劳动那能算得上同甘共苦吗？”“农民的生活很苦，可是领导人的工资很高，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的房子也是整套的，……应该从中央领导干部开始一律往下降工资。”
看来，她在座谈会上也就说了这些，后来都被作为主要罪状列举在她作为“右派”的“政治结论”上。此外，就是她后来在检讨时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曾认为”：“共产党早知道有右派分子，搞整风不过是放线钓鱼。”“葛佩琦等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因为党对他们照顾不多才发的牢骚。”“党对这些言论应该抱着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才对，批判这些言论是有碍鸣放的。”
以她对党的热爱，对丈夫的忠诚，她再也说不出多少了，而且在她说出上述意见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拿这些话当回事。
随后的风向变了。报社内部的反右运动很快变得燥热而残酷，最初上钩者伤口流出的血液勾起了大海中嗜血鲨鱼的贪婪和残酷。运动急速地向纵深发展。运动的前4个月，领导小组反复推敲，“划右”人员不过10人左右，但在1957年10月以后，这个数目就急剧扩大了。很快超过20人，向30人的目标疾进。到了1958年初，年轻的卢兰坡也被卷进了右派行列。
若说她有“右派”言行，就那么几条，覆盖不了打印纸的一张半。问题又回到这个年轻女性的家庭出身上，“阶级斗争”弓弦绷紧了反右运动，主事者宁肯错打也不能放过潜在的敌人。一旦追溯家庭出身，卢兰坡当然在劫难逃。
由于驾轻就熟，对卢兰坡的斗争批判会开得轰轰烈烈，口号声此起彼伏，把年轻的卢兰坡吓懵了。一开始，她很有抵触，觉得“我响应号召，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了？”但是在暴烈的批判声中，她很快就听明白而且屈服了，认为：“这是我的阶级本能。我出身地主家庭，血管里流淌的是地主的血，虽然我头脑里没有想到反党，但是我说出话来就是反党的。”“一定是我错了，要不然，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党是不会错的，当然是我错了。”她不敢抗辩，顺从得像一头羔羊。
其实，她究竟错了多少，运动主事者也是看得清楚的。在1958年4月4日，关于卢兰坡划右结论最后一行处理意见写道：“情节轻微，确有悔改，免于行政处分，开除团籍。”问题的悖论就在这里，明明“情节轻微”，人家又“确有悔改”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年轻女性推向遭受专政的敌人营垒呢？那是一个深渊，盛满了屈辱和痛苦。
由于划右，她归姓氏于“卢”就成了大问题，那就再改回去。当上右派以后，卢兰坡又变成了田兰坡。
20世纪50年代的王唯一，他和卢兰坡坚守了婚姻
为了不牵累从小参加革命的丈夫——他身为邓拓秘书会有灿烂的前景，田兰坡向王唯一提出离婚。这时，丈夫以坚定和忠诚拥抱了田兰坡，他拒绝离婚，决心和妻子相伴终生。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不离婚有没有“牵累”他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身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王唯一恐怕不能不受到某种影响，反正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得到提拔，当了几十年处级干部，最后在报社发行处处长任上离休。
3. 我怎么有资格生孩子
1958年4月，报社的右派们被装上车，遣送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这一行人中只有田兰坡和刘衡两个女性。36岁的刘衡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压根儿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看到了愁眉苦脸的田兰坡，刘衡觉得自己有义务关照年轻人，就对她说：“我们都不是右派，以后会弄清的。”这句话使田兰坡顿时高兴起来。可是没有多久，农场负责管教的干部却宣布，刘衡是“不服罪的顽固右派”，田兰坡马上听话，再也不对刘衡笑脸相迎了。
在农场，年轻的田兰坡拼命干活，自觉地用汗水刷洗自己的“原罪”。刘衡提醒她，要注意身体，悠着点儿。没有想到在批斗刘衡的会上，田兰坡也发言批判说：“刘衡自己干得不多不快，还不让我多干快干。”这是她批判刘衡最重的一句话，让刘衡伤心地记住了。
1959年春节时候，柏各庄的右派们大部分回家了。探亲后回到农场的田兰坡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向队干部多次提出要打胎，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哪有生孩子的资格？”
队干部听了马上表扬田兰坡，说她有改造决心，能很快摘帽云云。听到这番话，田兰坡就准备堕胎了。
但当时还是“英雄母亲”吃香的时候，人们普遍没有计划生育意识，刘衡感觉不对头，勇敢地当面对管教干部说：“这事千万做不得。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权利。小孩没有罪，怀孕的罪犯还可以免刑。如果让她堕胎，将来这个账就要算到反右的头上，就要算到党的头上。”
队干部一听，认为有理，报了上去，上级答复允许田兰坡把孩子生下来。不过，她要在农场劳动到肚子大得再也动不了才能回北京分娩。
4. 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
田兰坡在1959年11月生下了女儿，还同时听到了自己被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她回到报社幼儿园继续当保育员。1963年，她得了肝炎，调入报社译电组。不久，“文革”爆发了，马上有人批判田兰坡，说她是“摘帽右派”，妄想翻案！
王唯一、田兰坡的一家，摄于1962年
这时，经历了长久的批判和劳动，田兰坡逐渐变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社会交往时十分谨慎，对社会上的政治词汇也不去打听。猛听到自己被称作“摘帽右派”，她一下子愣住了，顿时发现，“摘帽右派”这顶帽子肯定是永生永世也摘不掉了，入党就更没有希望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为此，她痛哭了一场，从此变得更加内向。她经历了“文革”中的一切，挨批判，去河南干校，回北京再当保育员。她在沉默中度过了民族浩劫那10年。
田兰坡和儿女摄于60年代中期，文革之前。
“文革”结束，田兰坡身边的世界马上变了。1978年底，有人告诉她，“右派”问题要解决了。她以为这是指人们不再会指着她的鼻子说：“这是‘摘帽右派’。”
没有想到，自己迎来的是“改正”。
1978年11月30日，报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田兰坡同志被划为右派问题改正的决定》。当年她的“右派”言行本来就定得马虎草率，20年后看来像是一出滑稽戏，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使田兰坡成为报社第一批得到“改正”的人。
田兰坡高兴极了，说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但是“改正”对她来说谈不上任何补偿，既不恢复级别工资，因为她当年就是最低级别的员工，没有降级空间；也不恢复团籍，因为她早已经超龄。更没有办法弥补的，是她消逝的美丽青春。
也许，唯一的补偿就是将她调入编辑系统，先是当了两年收发员，又回幼儿园当领导，再调出来到群工部当干事、编辑。她于1987年获得编辑职称，1991年获得报社先进工作者称号，次年入党。再过两年，她退休了。
走近人生晚年的卢兰坡进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
5.最后，她愿意人们叫她“卢兰坡”
此前，与她得到改正同一时期，根据中央的决定，全国的地主、富农都摘掉帽子，统称“社员”，压在田兰坡心头几十年的石头搬走了。
退休了，她想回到故乡看看，不知道她最后回去了没有？故乡，对她的意义实在不同于常人。田兰坡对刘衡大姐说了，她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却不知道详情就里，是他身有血案必须以命相偿，还是罪不当死，却成了冤魂？总之，没有一点文字留下来。向故乡人打听，也都语焉不详。想想事情已经过去，白发已飘上了双鬓，自己普通得真是人海中的一滴水珠，还能做成什么呢？算了吧。她最后的希望，是希望自己的故乡和祖国，永远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
对生活，田兰坡依然充满感激，特别感谢丈夫王唯一，相濡以沫，给了她完整的家；感谢刘衡大姐仗义执言，让她生下了女儿媛媛，这是一个温柔孝顺的女儿，使母亲得到了宽慰。
晚年的田兰坡为自己做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改正，把自己的名字改回“卢兰坡”。
卢兰坡度过了平静的退休生活。2006年，她在北京去世。田兰坡、卢兰坡最终归于一体，随着时光的推移，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
（完）
2021年10月16日校阅，增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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