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的中国书法步履（上篇）

   胡耀邦在青海视察工作时为柴达木题词

      胡耀邦喜爱中国书法，是与他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和经典古文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中到过祖国的1700多个县，所到之处凡有题写墨迹，汇入当地人文历史长河，皆成闪亮浪花，为世人所珍视。这或许是胡耀邦未及之想。

    1.喜好书法始自童年树枝划沙

       悬肘功底源于书写大字标语

胡耀邦喜爱书法，可溯源他在湖南浏阳县山间苍坊村的童年生活。上世纪90年代，笔者到苍坊村寻访胡耀邦留痕。他的堂侄胡德谦正在主持编修当地《胡氏家谱》，他告诉我，养育胡耀邦长大的苍坊村在20世纪初是个十多户农家散居的小村子，没有发现胡耀邦习练毛笔字留下的片纸只字，也未见别的文字记录留存，但在村民中有口口相传的概略叙述，说胡耀邦自幼家贫，很小跟着父兄上山拾柴。1921年，5岁多的胡耀邦靠胡氏宗族祀田中“育才祀”资助发蒙入学，入学之初，纸笔未能全备，用树枝在门前泥土地上划来划去写字，十分认真。

收胡耀邦入学的胡祖仪，是当地出名的教书先生。儿童入学发蒙以临摹为书写之先，可以判断胡耀邦用毛笔练字也在这时开始。约一两年后，胡耀邦转入胡氏小学就读，校址和原先的私塾同在离开胡耀邦家数百米外的胡氏宗祠中。当时，写字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夏末，不满10岁的胡耀邦离开苍坊村，去20华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这两年中，胡耀邦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毕业后考入浏阳中学，读了一年多初中。1930年春天，在大革命风潮影响下，胡耀邦回到家乡，担任儿童团长，经常手提一个石灰桶走村串乡，在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他悬肘书写大字的功底，大概就是这样打下的。后来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胡耀邦也经常刷写大字标语。

1930年11月底，胡耀邦来到江西萍乡的安源，被任命为湘东儿童总局局长。他刚满16岁，就编辑、发行供识字少年阅读的小开本半月刊《共产主义儿童报》。他自己写文章，自己编排，自己刻蜡版，引起了来到湘赣苏区巡视的中央苏区青年团代表冯文彬的注意，被冯文彬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工作。

1935年长征到延安，胡耀邦在陕北生活了11年，主要工作是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这是较长一段时期的抗大和军委机关生活，此期间没有发现胡耀邦有临写字帖的回忆和记载。当时的胡耀邦毛笔和钢笔兼用，而且坚持写过一段时间的日记。这个习惯在战争岁月里保持下来，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他的字也越写越顺畅，其书法定型应当在这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期的题词，是胡耀邦比较早期的墨迹

2.喜蘸浓墨信笔而书

    乐于欣赏古代碑帖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时，从主持川北党政以及到北京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胡耀邦身边始终配备秘书。这些秘书都喜爱读书，而且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上世纪50年代的先后秘书曹治雄、刘崇文、高勇都写得一手较好的书法。曹治雄向笔者回忆，胡耀邦住在团中央宿舍时，北屋是他的卧室和办公之处，有时办公累了，他会走到东厢房秘书室，那里摆着文房四宝，他会在那里坐下，打开墨盒蘸笔挥毫。

 曹治雄回忆，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胡耀邦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在他印象中，那时胡耀邦没有碑帖方面的收藏，对此没有刻意追求。不过文房四宝这些东西在外屋秘书办公室一应俱全，曹治雄和后来的高勇都有一些碑帖放在那里。

 曹治雄有书法基础，有一次他将团中央为朱德总司令准备的讲话稿用毛笔誊抄下来，以便总司令看清楚。胡耀邦看了以后表扬他，不仅把字写大了，字也写得不错。（1999年7月在北京访问曹治雄的记录）

 高勇也回忆说，有时候，通常是晚间，胡耀邦读书读累了，走到外屋，会坐到秘书办公桌前，提起毛笔来写几个字再走开。

有时，胡耀邦来到某地名胜之处，逸兴飞扬之时会有题咏，寄笔墨抒发情怀，因精思所到，时有佳句名联。1959年秋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河南南阳，参观卧龙岗武侯祠时看到大殿前有一幅著名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有感而发，依托既有句式吟出一幅新联：“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胡耀邦为河南南阳卧龙岗诸葛草庐撰写的对联，已经成为这里的历史名联

当时胡耀邦未曾在卧龙岗落墨，但这付对联是铭记在心的。1986年4月25日，胡耀邦在北京书写了这副对联，赠给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表明这是他的用心之作。如今不仅此联高悬卧龙岗已成胜迹，而且成为胡耀邦一生中书写的最著名对联，其实就是对他自己一生的真切写照。

 胡耀邦写字时喜欢饱蘸浓墨，信马由缰只管写去。由于临摹不足，胡耀邦的书法中存在一些缺点，就结构而言，有些长横长竖或有些长笔画显得过于突出，这个不足始终未及改善。

曹治雄、高勇和笔者讨论过胡耀邦的书法，认为胡耀邦没有着意将自己引向业余书法家的道路，在较早时期，他写字完全是为了愉悦身心，为了放松自己。写字的时候胡耀邦是相当放纵的，落笔行笔不那么遵守规范，有时缺笔少横，会写出一些异体字来。

这幅字中出现了胡耀邦写下的异体字。“丹“字少去一点很少见。“铁“字也比通常写法少了一点。

这两位贴身秘书都认为，胡耀邦写字有自己的特点，天真率直，自然流露。这两位秘书还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他们的工作和胡耀邦太密切了，或许说是机会太多了，结果他们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请胡耀邦为他们各留一幅字。曹治雄是1957年离开胡耀邦办公室的，手头没有胡耀邦的一点墨迹。高勇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也是如此，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调任邯郸地委副书记时向胡耀邦索字。胡耀邦当时就答应了，后于1986年10月为高勇题写了一幅小字：“孜孜不倦”，勉励高勇继续学习。高勇多少有了弥补。

 胡耀邦本来有一定习字基础，但是不临帖使他的书法放缓了发展步幅，一生没有大的改观，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的。曹治雄和高勇发现胡耀邦喜欢书法，都曾劝说，你既然喜欢书法，应该认真临帖。胡耀邦一笑置之，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书法上他除了纵笔书写，比较喜欢观赏前人法帖，揣摩古人笔意。

胡耀邦写字还有一个目的，是借此机会默写古典诗文，复习、背诵。胡耀邦坐下来练字的时候，经常默写毛泽东诗词，也默写鲁迅的诗。有时他还会默写一篇古文。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胡耀邦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曾将全文书写下来。结果，胡耀邦熟将《报任安书》背诵得相当流畅。有一次召开团中央常委会议，他在讲到逆境可以造就人才的时候，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地背诵了《报任安书》。

 在团中央时，胡耀邦练字通常是写在废报纸上，练过字的旧报纸就归废品收购站了。秘书高勇有心，保留了一些他写过字的旧报纸。谁知“文革”袭来，高勇受到冲击被抄家，这些胡耀邦的练字纸张全部散失。（2003年3月5日在北京访问高勇的记录）

“文革”十年浩劫。前五年胡耀邦遭受冲击，免职“靠边站”，住“牛棚”，下“干校”，经历风风雨雨。“文革”的后五年倒成为他比较专心于书法的时期。胡耀邦于1971年秋天从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赋闲至1975年春天。这期间，他大量阅读，比较静下心来练习书法。

 此时胡耀邦练习书法，更多的还是为了平静心态，通过写字温习古典诗词，仍然没有专注地临习碑帖。他的主要书法用纸还是旧报纸，随写随扔。

   3.书大观楼长联留为精品

     写辛弃疾词章借以抒怀

1972年12月，可能是下旬，还在河南黄湖干校的高勇去大同探望父母，途径北京看望胡耀邦，正好看到茶几上有一叠一裁为二的《参考消息》旧报，上面写满毛笔字。拿起来一看，是南宋辛弃疾一首《念奴娇词·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和“天下第一名联”——清代学者孙髯翁所撰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

 1972年，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一年后的胡耀邦，在家中练习书法，在看过的《参考消息》报纸上书写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这是首页。（高勇收藏并提供照片）

 胡耀邦书写的辛弃疾词首页，这张报纸上有清晰的出版日期，和高勇的回忆相对照，可以确认胡耀邦书写于1972年12月。另有一页纸上有12月16日字样，可知胡耀邦的书写日期在此之后。 高勇 收藏。

 为他人题字的时候，胡耀邦通常将字写得很大，自己练字时则保持在一两寸大小，书写辛词及大观楼长联即是如此。他在家中练字时比较从容，追求书法的结体和笔力。胡耀邦不仅完整书写了大观楼长联，还于卷首书写了“昆明大观楼长联”字样，末尾更是写上了“作者孙髯”4字。长联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当属胡耀邦书作的上品。

当时高勇问胡耀邦：“怎么写起辛弃疾这首词来了？”

胡耀邦答，据说是毛主席推荐给大家读。

辛词中写道：“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高勇看了就说：“让我把它抄一下。”说着就找纸笔。

胡耀邦慷慨地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不要抄了。”

高勇求之不得，将胡耀邦书写的大观楼长联和辛词墨迹一并取走。没有想到，这是胡耀邦存世极少的“文革”墨迹，若不是高勇此时来到家中乘兴索要，或许也将不存。

 “文革”中的胡耀邦并不消沉，但心绪起伏，不时为国家命运而焦虑，总希望随时投入工作，因此还不能说潜心书法。这使他一生都留在书法喜好者的队列里，也就不谈书家之称了。然而，从少年时代起，他具有基本书法功底，认真练习过书法，则是一望可知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胡耀邦虽然到过许多地方，但所到之处提笔落墨是比较少的。这个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大不相同了，他和中国书法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