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杨刚之殇—人民日报首位女副总编辑的离去（上）

   她是我父亲的老上级，燕京大学学长，彼此熟悉，父亲直到晚年还十分怀念热情豪爽、深有见识的杨刚，惋惜她离去得太早了。嘱我著文记录。   

青年时代的杨刚

杨刚（1905-1957）是中国20世纪著名女记者，如果她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或许还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诗人、散文家。因为诗的光彩、文学的渗染，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显现出来，受到广泛关注。

但是中年以后的杨刚没有这样。建国之后，她先后任职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和中宣部，1955年初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成为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这是新闻界的高级领导职务。更使人没有想到，1957年“运动”正到高峰，副总编辑杨刚突然自杀。留下了一个长久不解的谜团。

我的父亲钱辛波是杨刚的老部下，还是同出燕京大学的前后校友，相识多年。他认为杨刚的遽然离去不可思议，因为他眼中的杨刚性格豪爽外露（但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有明显的变化），能吸烟，好高谈。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呢？

父亲的挚友蒋元椿则是杨刚点名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是她倚重的国际部负责人之一、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在父亲和蒋元椿的晚年，他们多次讨论杨刚的离去，蒋元椿还写下了一篇《忆杨刚同志》。他们一致认为，当年曾有一说，说杨刚因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而导致精神苦恼而辞世。以他们对杨刚历史和性格的了解，这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随着更多史料的出现，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在探索问题时前进一步了。

中年时期的杨刚

1.公务员老梁最先发现杨刚离去了

事情发生在1957年10月7日（星期一），那天清晨，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发现，杨刚衣着整齐，在自己住处的房间里静静地睡去，再也不会醒来了。

首先发现杨刚死去的是报社公务员老梁。那天早晨他给杨刚送牛奶，敲门时没有人答应，一推门发现门并没有锁住，他就进了屋子。他来到外屋，把牛奶瓶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说：“杨刚同志，牛奶给您送来了，放在桌子上了。”

 但是没有人答应，老梁感到奇怪，探头往里屋一看，因为里屋没有关门，发现杨刚正躺在床上。

 老梁以为杨刚病了爬不起来，需要人照应，就走进了杨刚的卧室，又叫了她两声，还是不答应。老梁以为杨刚病得厉害，就上前伸手摸了摸杨刚的额头，发现是凉的。老梁又去摸了摸杨刚露在外面的手，发现也是凉的，立即叫唤了起来，奔到桌子前面打电话向办公室报告。很快，办公室人员和报社医生就赶来了。

当天（1957年10月7日）下午，社长邓拓主持，总编辑吴冷西，以及人民日报编委委员们，开会讨论了杨刚辞世的问题。

2.她长辞而去是有先兆的

对于杨刚辞世是否有遗言，过去常见的说法是杨刚默默离去，什么也没有留下。张宝林在201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一书中说，杨刚辞世时留有遗书，最先来到现场者赶紧将遗书交给社长邓拓，邓拓又马上将遗书报送周恩来总理了。直至今日，未见对遗书文字的披露。如果有遗书，当是能够解释杨刚为何离去的重要文献。

 闻得杨刚永辞，社长邓拓大惊，马上派人将她送到协和医院抢救，并派编委林淡秋带着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到医院了解抢救情况，文艺部编辑叶遥也跟着去了。医检发现，杨刚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已经离世。

 周恩来知晓杨刚去世感到震惊，邓拓等人也向他报告原委。看来他对所知情况感到不足。不久，周恩来到剧院看戏，看到了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高集。高集是杨刚早年在《大公报》的同事，曾得到杨刚许多指点和帮助。演出开幕前，周恩来让秘书叫来高集，专门询问杨刚的离去是怎么回事？当时的高集显然说不出多少来。（张宝林《各具生花笔一枝》，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186-187页）

 事后看来，杨刚选择永远离去是有先兆的。据蒋元椿所知，辞世前不久，或许就是之前若干天，杨刚找到同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的黄操良，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会谈到正在国际部喧嚣展开的反右，这里将是报社打出成批“派分子”的部门。就连黄操良本人也在半年后和杨刚一样突然自杀，而且在死去之后被宣布为那个“派”的一分子。但在那个晚上杨刚和黄操良谈了什么，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了。

当时的文艺部年轻女编辑叶遥后来回忆说，1957年10月6日晚上，她在报社四层办公室里编辑一篇杨刚本人撰写的批判作家萧乾的文章。杨刚的文章写在白油光纸上，调子不高，还是有分析，讲道理的，好像规劝老朋友看问题不要太片面。稿子是编委林淡秋审阅后交给叶遥编发，因为杨刚的字有些写成草体，要叶遥核校小样。

叶遥快完成核稿了，有人敲门，进来的竟然就是杨刚本人。叶遥惊讶地问：“怎么这么晚你到办公室来了?”

杨刚说，她一个人慢慢走到王府井大街，看到文艺部——正是杨刚分管的部门办公室有灯光，就上楼来了。她问叶遥在做什么？

叶遥如实相告，正在核校杨刚本人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

杨刚听了，有些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在“运动”中说批判萧乾的文章“没意思”，使叶遥感到吃惊，她说：“这是（林）淡秋交的任务，我做不了主呀。”

杨刚说，她回家后打电话给林淡秋，这篇稿件不要发。

叶遥看她很坚决，答应把这个意见明天告诉林淡秋。她边说边劝杨刚赶快回家休息，并扶着杨刚回家。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叶遥注意到了杨刚当时的穿着：

这时才注意到她这天穿的衣服很特别：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不像平时穿着那么随便，但也没有疑心别的。我没有说什么，只扶她一道走。她有点责备我没带小三（指叶遥的孩子）到她家去玩。我没有辩解，让她发泄一下心里的郁闷，可能回去入睡快些。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我慢慢抽出手，祝她“晚安。”她说：“谢谢！”我们招手告别。（叶遥《名记者杨刚之死》，《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2期）

没想到，杨刚就是穿着这身衣服离去的。而叶遥编辑的杨刚的最后一篇文字也就没有发表。

另据所知，杨刚几天前和一位亲戚一起吃了饭，席间关照他要好好生活。但她自己，却要和生活永远地告别了。

杨刚和她的女儿20世纪50年代于北京

 3. 杨刚在革命浪涛中成长

杨刚（1905-1957）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杨会康曾是北洋政府的湖北省代省长。杨刚自幼学习优异，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她在1930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在因病治疗期间退党，但一直坚持左翼文化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刚于1938年重新入党，主编过《大公报》副刊《文艺》版。对杨刚的文学成就，研究者较多，这里不重叙。

在这一时期，她的婚姻破裂，与丈夫郑侃离异。后来郑侃在福建时死于侵华日军的轰炸。那以后，杨刚和女儿郑光迪一起生活。1944年至1948年，她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并根据党的安排做国际统战工作。

1948年11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在随即展开的平津战役中参加接收天津，担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同年5月展开上海战役，杨刚从北平后南下到丹阳（我的父亲随行），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次年，杨刚调回北京，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53年，她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此时的处长相当于其后的司局长——本文作者注）。1955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分管国际报道。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总体来说，她的工作经历大致上还是顺利的。但在1955年秋天，杨刚在北京机场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受到重撞。受脑震荡影响她病休了半年。这以后她有头痛的病历。但可以肯定的是，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后扩大版面，杨刚积极参加了，在这年大部分时间全天工作，那么应该说身体还可以支持。何况杨刚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同事普遍回忆，未见她在上班时因头痛而不能工作。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杨刚是积极投入的。1957年5月6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7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杨刚名列第三。进入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还加上了新来的总编辑吴冷西。

 4.离去前的杨刚看到了什么

1957年6月9日，标志着发动“大反击”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一生中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配合当前“运动”的文字。字里行间，是她对那些“提意见者”的规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