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杨刚之殇（下）——人民日报首位女副总编辑的离去
上篇：杨刚是一位出色的记者、曾任周恩来外事秘书。
20世纪50年代初，杨刚和女儿在一起，此时的杨刚神采奕奕
4.离去前的杨刚看到了什么
1957年6月9日，标志着发动“大反击”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一生中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是配合当前运动的文字。字里行间，是她对那些“提意见者”的规劝：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梦”，是全篇文字的立意。“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似乎可见杨刚批判之所指，是希望当年和她一起做梦而出偏者猛醒。杨刚分明有她自己的“梦”。1949年10月1日，她以新闻界代表身份出席开国大典，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写下了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文中说：“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20世纪5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著名评论员蒋元椿和夫人张黎，杨刚非常器重蒋元椿，点名将他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部负责人
1986年4月，蒋元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讲学，他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查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杨刚于1946年1月20日致杜鲁门的信，原件为英文。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英文很好，信写得相当流畅，她以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名义，反对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军援，指出：“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正处在十字路口。”
杜鲁门阅读了杨刚的信，于当年1月25日致信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商业部长华莱士。杜鲁门在信中说：“我对中国政治知之甚少，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看到一个对我们友好的拥有民主政府的强大的中国。”但是杜鲁门随后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将中美关系推入险境。
阅信人蒋元椿认为，杨刚信中表现出“忧国忧民、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的精神风貌”。
但是，运动的风暴突至，杨刚看到了她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当年和杨刚一起奔走采访的新闻记者们，特别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们，眼下纷纷陷入因“阳谋”而受批判的包围中。《大公报》的老地下党员徐盈要戴上“帽子”，他的名记者妻子彭子冈也跑不了落在帽下。
9月里，杨刚亲身参加了《北京日报》社举行的批判会，还发言严厉批判曾经的《大公报》同事、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彭子冈。已一年多未看见杨刚的当年《大公报》同事吴永良（旋即被“划”）发现，杨刚的头发花白了，按说刚刚50岁出头的杨刚本不该有那许多白发。他还觉得，杨刚批判彭子冈是怎样从资产阶级妇女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调门不低。他不知道这是对着稿纸照本宣科呢，还是杨刚真的有如此之认识？
据现在所知，在风暴来临的日子里，杨刚和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有一次谈话。后来杨刚也曾和别人说起过，不久前她和王芸生谈话了。谈了什么，未见披露。
这些天，杨刚参加文化界的批判活动有好几个。就在自杀的前一天，她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这次会议上，丁玲那些早已有过结论的“历史错误”又被拎出来清算。杨刚熟悉丁玲，她们都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的女性。
5.更严峻的事态发生在身边
杨刚熟悉的、即将被打成“人民公敌”的熟人、朋友何止于此。她在人民日报的同事，当年的《大公报》同事高集，曾向胡乔木提出一些意见，在运动中险些被扫入“那个”行列，但是高集的妻子，也是《大公报》记者的地下党员高汾没有幸免。叶遥后来回忆说：“许多人被‘划右’公之于众，其中有她（杨刚）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
更为直接的，则是由杨刚点名，于1955年4月从新华社调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问题评论员的蒋元椿。恰恰在“大反击”前夕的1957年5月20日，蒋元椿响应负责国际部工作的报社副总编辑黄操良的号召，在办公室走廊墙报上贴出若干页小字报《论圣旨口》，对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编辑事务管得过于琐碎，没有抓住大环节提了一些意见。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蒋元椿很快成为严厉批判的靶子，渐渐落入泥淖而不拔。
杨刚（左2）和人民日报的同事朱云珍（左1）和孩子在一起
眼看蒋元椿落入陷阱，杨刚在报社决策层面多方保护，希望使他免于被“划右”。也许杨刚的救助是有力的，在1957年10月前，蒋元椿的名字总在“疑右”和“右倾”的帽子之间徘徊，对这位老资格党员还留有余地。但到9月底，形势更加恶化，蒋元椿在劫难逃，杨刚再也救不了他了。果然，在杨刚辞世23天后，蒋元椿被“划”了。
后来蒋元椿回忆说，自从惹下文字大祸，时时有划右之虞，有时会在报社见到杨刚，杨刚只是朝他看看，什么话也不说。蒋元椿说：“我有一种预感，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像她的名字一样，在敌人面前，她一生刚强。可是当自己的同志被当成敌人对待的时候，她越是刚强，痛苦也就越大，她承受得了吗？”
蒋元椿还只是一个人，问题是运动以来，各种斗争场面十分骇人，到9月中旬，编委会讨论，拟将11人划定，另有“疑右”10人、“未定”6人。更可怕的是，将要被“划”的远远不止于此数（最后达32人，另有一人因为是工人不该划，转而给他戴上了“坏分子”帽子）。而且，杨刚先后负责的两个部——国际部和文艺部成为运动的重点（后来地方记者部又“挖”出了更多的党员右派，成为报社中在日后需要“改正”人数最多的部门）。
和杨刚关系更为直接的是，1955年春，她向新华社点名要求调来的“骨干”蒋元椿眼睁睁地看着成为运动的“著名人物”。同时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黄操良和国际部副主任胡骑也是命运不济，后来一起罹难。杨刚和他们的工作往来密切。事实上，这把火烧将下去，距离杨刚本人是越来越近了。
在残酷的运动中，报社内部出现了自杀事件。8月14日上午，自“三反运动”后一直担任图书馆团支部委员的林安乾不堪批判，吞服毒药“六六六”自杀。但因药粉的强烈气味，林安乾服毒后即大部分吐出，被同事发现后马上送进医院洗胃抢救。当时，林安乾活了过来（在“文革”中，林不堪忍受折磨，在安徽农场投湖自尽。1979年，他当年错案宣布得到“改正”）。
更令人惊异的还在于，就在杨刚辞世的前一天，报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部门副主任也因面临严酷的批判，于10月5日吞服大量安眠药。当时因发现及时，这位抗战中参加革命的副主任被救了过来。但他和林安乾一样，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最终还是服毒离开了人世。他在“文革”后被宣布“改正”。
报社内的“运动”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更惨烈的悲剧即将发生，在蒋元椿等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将被戴上“帽子”的时候，杨刚选择了离去。
如果她没有离去，随后的政治生活中会有什么等待杨刚？
就在杨刚辞世的当月，蒋元椿终于被“划定”了，人民日报“被划”的党员人数随之急剧增加。
6.是什么使杨刚永远离去
杨刚辞世的第二天下午，社长邓拓在五楼大会议室召开报社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杨刚去世。他含糊地猜测杨刚的死因，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前几年车祸造成的严重脑震荡使她很痛苦。
说到这里，邓拓没有往下说。看来他自己也说不下去了。他说的是否实情？并没有得到证实。最后邓拓说，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他同时又宣布，不开追悼会了。
按说，自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发表以后，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人牺牲或死去，都是要开追悼会的，已经形成惯例。但杨刚的死却成为一个例外。
杨刚从此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山坡上，她在离去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政治涟漪。但是，仔细思考那些时而被人提起的原因，比如“丢失笔记本”、“1955年遭遇车祸导致头痛”、“女儿远在苏联学习，她一个人生活缺乏家庭温暖”等等。按我的父亲和蒋元椿，及许多熟悉杨刚的人的说法，只要熟悉杨刚，读过她较多作品，都感觉到，以她豪爽硬朗的男性化个性，前述原因都不足以让她选择离去。
说她在几天前“丢失笔记本”缺乏实证。以杨刚当时情况，她不大会有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一般说来不会影响她的政治前景。何况以杨刚的豪放个性来说，丢失一个笔记本能有多大影响？对一个新闻记者或编辑来说，即使身居高位，丢一个笔记本不是一件不能承受的事情。
“车祸头痛说”缺乏医生的病历说明。此时距离车祸不过两年，杨刚的医疗条件相当好，不至于已经使她失去了继续治疗的信心。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刚文集》中，收入她生前故旧、亲人写的多篇回忆，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她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离去。倒是胡乔木写于1983年6月的序中虽然也提及“车祸”和“笔记本说”，却有一句话指出，杨刚的死“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
历史学的作用不是复原历史，那是做不到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只是在于通过严格的考证一次次地接近原貌，虽然这是永远不会穷尽的过程。作为一代前辈，杨刚已经离我们远去，即便她的当年部下也一一离去。但是，历史的教益只会因为更新材料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真切，发人深思。这就是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讨论杨刚之殇的意义。
（本文完）
2022年1月14日校阅
本文发表于上海《世纪》杂志 2010年第3期。
文中凡引自蒋元椿的回忆，多引自他的《忆杨刚同志》，见《历史的脚步——人民日报国际部史料集粹》，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