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中国奥运旅程中的董守义悲剧——为了成功的花朵不再凋谢
每天都看北京冬奥会转播，想到冰心的一段话：“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中国的奥运旅程就是这样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从这条奥运之路走过，这路上滴洒过他的泪泉，有过他的牺牲。
1982年笔者到国家体委系统工作，不时听到他的名字，尤其是参与《中华武术》杂志创办时知道了董守义先生曾任中国武术家协会主席。后来所知渐增，更多知晓了董守义(1895-1978)的经历，考察中国与国际奥运关系的过程，看到了董守义的成功与挫折，为他的晚年扼腕叹息。
到目前为止，可读到的新中国奥运史专著数量不多，叙述时有间断。在记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的曲折进程中，对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命运的叙述颇多缺失。
董守义是中国近代体育界的元老，早年是著名的“天津五虎”篮球队的教练。抗战胜利后是中国体育促进会总干事，参与了中国早期参加奥运会的事务，他于1947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代表新中国发出声音。
为了奥林匹克之路在中国延伸，几代人作出了贡献与牺牲，其中包括董守义先生。
今天，中国正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当灿烂烟火映亮“鸟巢”——国家体育场夜空的时候，纪念董守义先生，深感奥林匹克运动的果实来之不易。
正文：
1957年6月，62岁的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到巴黎参加国际网球总会年会。这次会议再次拒绝了台湾的入会申请，到会的中国委员董守义做出了成绩。他在7月中旬回到北京，惊讶地发现自己在6月间国家体委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正被当成反党“纲领性战书”遭受集中批判。
1、 董守义受邀为整风提意见
原来，1957年5、6月间的“整风“运动时，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邀请董守义和原国民党军高级起义将领、此时任国家体委委员的张轸，三人议论如何向国家体委工作提意见。
5月间，国家体委连续两次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动员大家提意见“整风”。经过反复动员，董守义于6月初在国家体委召开的第3次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会后，《新体育》杂志负责人之一的刘晓洲找到董守义，要求帮助他整理发言记录。
董守义在前往法国开会前夕，看到了刘晓洲的整理稿，还不够满意。他在动身去法国的前一天，拿着稿子来到《新体育》编辑部，请刘晓洲再作修改完善，并且再三说：“如果这篇东西对党的整风没有好处，千万不要发表。”
董守义《体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刊登于1957年第13期《新体育》杂志。这是文章首页
董守义《体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刊登于1957年第13期《新体育》杂志。这是文章第2页
然而，这篇稿件在董守义离京后刊登在1957年7月6日出版的第13期《新体育》杂志上，题目是《体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主要谈6个方面的意见，分6个小标题：一，体委应该主要抓什么？二，关于”轻视体育和体育工作者”的问题；三，裁判问题；四，不能单凭号召；五，体委与体总的关系问题；六，体育工作中的统战工作。近3000字。
15天后，7月21日出版的第14期《新体育》杂志头条文章是社论《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反击右派分子》，接下来的文章就是《几点疑问:对董守义先生体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的质疑》，此后连续几期新体育杂志上都有批判董守义文章的稿件，将董守义当成体育界右派的“代表人物”。
1957年7月21日出版的《新体育》杂志目录
2. 承受思想压力，董守义在国际奥委会恪尽职守
带着巨大的思想压力，董守义和翻译何振梁在9月下旬到保加利亚索菲亚参加国际奥委会第53届年会。他全神贯注于会议。
9月23日上午的会议讨论通过墨尔本会议记录的时候，董守义发言要求纠正奥委会文件中的“北京中国“名称，指出应当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指出，在1956年11月的奥委会年会发言记录中，错误地删去了他发言的内容和要点，应予恢复。
对董守义提出的意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指示秘书长对国名问题予以纠正，并要求董守义将发言稿的文字稿交给秘书长，列入记录。但是他又坚持“福摩萨”奥委会已由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说法。会后出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上，国际奥委会仍然使用了“北京中国”和“福摩萨（Formosa）中国”这样的用语。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1882-1961）
这届国际奥委会年会宣布中国委员王正廷退休，这样一来，台湾方面就没有奥委会委员了，中国奥委会委员则在大陆这边有董守义一人。按说。出现这个局面对新中国极为有利，这个席位十分宝贵，可以发出中国之声。
国际奥委会是一个特殊的国际组织，自1894年以来到现时为止，奥委会委员是个人制的，即以个人身份被国际奥委会遴选为委员，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则可以再增加一名委员，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因此，在1980年以前，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足百人（其中欧洲委员所占比例大一些，这与国际奥委会产生在欧洲，最初的创建者多为欧洲人很有关系。
根据国际奥委会章程，奥委会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到所在国的大使，而不能单纯认为是所在国派驻国际奥委会代表，奥委会委员由国际奥委会遴选，各国奥委会可以提出候选人名单，但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这种独特的组织体系在当时的明显不足是广泛性受到制约，好处是委员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国际奥委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地位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体育组织。
王正廷（1882-1961），曾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于1922年由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倡导者顾拜旦提名，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委员，他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奥运之父”。
孔祥熙（1880-1967）是第二位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当选于1939年，1955年辞去委员职务。
董守义是第一位由体育选手、教练员、体育组织负责人逐步成长起来的体育专业人士，1947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进入国际奥委会，增强了中国声音，是中国在国际体育增加权重的鲜明体现。
如果了解国际奥委会历史和组成特点，即可以理解，获得国际奥委会委员席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并非国家政权想委派谁去担任就可以担任的。而在当时恰有董守义这样一位正直正派，热爱祖国，认同新中国的体育界资深人士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难得的天赐之机。他虽是基督徒，有宗教信仰，但不妨碍履行国际奥委会使命，而且做得很好，当时无人可出其右。
可惜，这是董守义最后一次出席国际奥委会年会了。
这届年会持续到9月27日，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会上会下，多次说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董守义这样做，尽心尽责地履行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责任。
3.董守义父子遭遇“双划“，开始漫长悲剧
奥委会索菲亚年会后董守义回国。在随即度过的国庆节日中，他痛心地得知，自己在北京石油学院就读的22岁的儿子被划为右派。随即，董守义本人也被“划入”，跌入磨难深渊。他被撤销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职务，停止工作，于1958年3月起到西山脚下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不仅如此，帮助董守义整理出“意见”并经手安排发表的《新体育》杂志负责人之一刘晓洲，也一并归入董守义同案，同样蹉跎20年。
不同的是董守义未能等到“改正”的那一天，而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刘晓洲却等到了。笔者亲眼看到“改正”后的刘晓洲（1927-2010）来到人民日报工作，先后担任旗下《市场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焕发出蓬勃的工作热情。
遭受“戴帽”之初，董守义曾有难得的机会见到了他昔日的南开学生、此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董守义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的“整风”中受到批判的事。
周恩来要董守义加强学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背思想包袱。他对董守义说，年纪大了，有些工作不能做，可以写写中国体育的历史，因为许多重要的事情是你亲自经历过的。（见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83页）
董守义希望周恩来多说些，但是周恩来没有说得更多。
尽管置身困境，董守义先生依然悉心尽力。他收到了新的国际奥委会年报，年报又把新中国的名称写为北京中国(PEKING CHINA)。董守义为此在12月12日执笔给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写信抗议，尽管此时的他已经戴上“帽子”，是戴罪之身了。
当时，面对国际奥委会上遇到的问题，国家体委接受指示，为避免国际组织中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凡接收了台湾的国际组织，中方都要退出。这样一来，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退出国际奥委会即是不可避免的了。
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也要退出，声明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不仅与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相联系，还因为董守义本人“带帽”了，在当时环境中被视为“人民公敌”。
1958年8月19日，奥委会中国委员董守义以他的名义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中国退出奥委会，他本人亦从奥委会中退出。这是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写出的最后一封信，他从此与国际奥委会绝缘。这封信是他本人写的吗？
董守义传记载，此时的董守义已在北京西山脚下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仅周日能回北京城里的家。这些日子里，董守义和国际奥委会为他辞去奥委会委员席位发生的往来文电，署名“董守义”的文件是否真的出自他本人手笔？有学者认为，以此时的董守义政治身份判断，他没有参与国际奥委会之间争论的机会。到底如何？《董守义传》的作者没有写明。
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董守义心境痛苦。20年后为他“改正”、恢复名誉的文件亦说明，1957年夏天对董守义一拥而上的批判是粗暴的、不讲道理、断章取义的。但那时，董守义没有辩护的机会。
4.中国退出国际奥委会和8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1958年8月20日，中国奥委会（中华体总）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奥委会为抗议国际奥委会和其他8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承认台湾体育组织，决定从上述组织包括从亚洲乒乓球协会退出，断绝关系。次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奥委会的声明，标题为《中国奥委会严正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因为它已沦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工具》。
体委声明中提及董守义的名字有一处：“布伦代奇在他最近给我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先生的来信中，甚至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肆意污辱，公开为美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行为和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进行辩护。”但声明没有提及董守义去信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事。
此番退出国际奥委会，正值“大跃进”高潮，要待26年后，中国运动员才重返奥运会。
这26年中，奥运会和中国彼此相失，都受到很大损害。从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角度来看，没有从中国6—9亿人口中选拔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缺失很重要的一部分，因而是不完整的。
对中国来说，26年没有参加奥运会，众多优秀选手、特别是那些体育运动基础项目选手失去了走上奥运赛场的机会，包括田径在内的基础运动项目发展受到了制约，对于人们理解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都是很大的损失。
5.董守义的晚岁蹉跎
董守义(1895.11.20-1978.6.13) 河北省保定郑村人，父辈是普通农民。他读过私塾，11岁就读郑村小学。1907年初，信奉了基督教的四叔将他送入保定的教会学校——同仁学堂。在那里，董守义接触到了篮球并且深深迷恋，球艺渐渐在同学中拔尖。
1910年，15岁的董守义进入通州协和书院中学部读书，受知名体育教师博晨光（Porter）的指点，篮球水平迅速提高。此后他考上了协和大学，该校后来并入燕京大学。
1914年5月的全国第二届联合运动会上，以董守义为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获得冠军。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获得亚军。
1919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学的董守义回到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应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邀请，兼任南开的体育教师。不久，周恩来从日本留学归来，进入新的南开大学就读。他时而前来向董守义请教篮球、网球，有过一段交往。
1923年，董守义担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在他执教下出现了闻名全国的"南开五虎"篮球队。同年，他到美国春田学院留学，两年后归国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主任。他多次以运动员教练员身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40年代后期，他担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体育委员会常委，在多所大学任教，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58年底，董守义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琪翔一起摘掉右派帽子。他参加了1959年第1届全运会的工作，1961年任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和全国武术协会主席，接着参加了1965年第2届全运会的筹备。
董守义和夫人邝亚英摄于1976年
接下来，“文革”浩劫开始了。董守义夫妇受到严酷冲击，于1969年10月被遣送到山西省屯留县的“卫东五七干校“”劳动。这时他已经72岁了。
即使在屯留乡村，·逐渐年迈的董守义继续受到屈辱和批判。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1970年3月一个月里，他就写出31件交代材料，身心俱疲。1970年底，他和夫人都病倒了。
正在这时，他的生活出现转机。原来，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好转。周恩来在过问体委事务的时候问及当年的体育老师，董守义因此在1972年返回北京，并于1973年3月重新担任体委运动司副司长。
1973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体育协会副会长河野谦三为团长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他特意向陪同的国家体委负责人询问董守义近况，并催促立即请董守义前来会见。
这样，董守义又见到了当年的学生周恩来。
周恩来问候董守义，向他了解南开学校毕业生郭毓彬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叮嘱身边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人说：“当年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华智《夙愿——董守义传》，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00页）。
周恩来的关照，极大改善了董守义的境遇，他又回到国家体委的工作岗位上。
1976年10月，董守义有幸看到了“文革“的结束，他的境遇得到根本改善。令人惋惜的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于1978年6月13日在北京去世，未能等到当年底对他当年错案的完全改正。
“改正”是在他身后到来的。所涉1957年“提意见”一案的同伴——国家体委副主任黄琪翔、重要起义将领张轸，还有当年编发董守义文章的《新体育》杂志负责负责人刘晓洲，都获得了“改正”，恢复名誉。张轸改正后担任河南省副省长。
再往后，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解决了台湾选手也能参加奥运会的问题。奥运会随即来到北京，那是在2008年。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
董守义，他的名字留刻在中国奥林匹克之路长长的旅程中。
（2022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