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辛波、钱江：父子两代人怀念杂文大师赵超构

观潮钱江钱江说当代史 2022-08-13

今年2月12日，是专栏大师、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长的赵超构先生辞世30年。父亲和我都熟悉他，经常谈起他，我们都向他学习了许多。在此将父亲和我写的缅怀文章合成上下篇，以表纪念。

赵超构（1910～1992），笔名林放，20世纪著名专栏作家，以杂文著称，一生撰写评论和杂文总数近万篇。浙江瑞安（今文成县）人。长期主持上海《新民晚报》，文革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文集。

赵超构（1910-1992）在阅读《新民晚报》。这是他喜欢的一张晚年照片。在照片上，《新民晚报》和他的神情都有了。

钱辛波：一代报人赵超构

一代报人、杰出杂文作家赵超构2月12日晚与世长辞。13日清晨，电话传来噩耗，我为失去一位老师和老友感到深切的悲痛，呆坐在电话机旁，久久不能平静，历历往事重涌心头。

1945年起我和他共事于《新民报》。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他已是报社主笔。我们相差13岁。我尊他为师，他视我为友。作为师长我尊敬他，作为朋友我亲近他。46年来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我们从未间断来往，从国家大事到身边琐事，我都可以向他敞开心扉。

1948年11月，浦熙修在南京被捕入狱，为了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我和邓季惺同往香港。到香港的第二天，超构和上海《新民报》的两位同事也因同样原因（上了当局警察的“黑名单”），由上海来到香港。为了候船北上华北解放区，我和他们三人在九龙山林乐道斯公寓租了间房子住下。

从蒋管区到香港最大乐事是能在书店买到“禁书”。我们第一次读毛泽东著作，四个人在房间里人手一册，从早到晚，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毫不过分。赵超构对那些日子的生活曾说过：“一包烟，一本书，打发了一天。”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访问团来到延安，赵超构（第2排右2白圈中）也参加其中。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并有合影。赵超构写了许多延安见闻，汇集成《延安一月》出版。

那时候，超构的烟瘾真不小，早上醒来总要抽上一支才起床。有一天早晨，他一摸枕边的烟抽完了，我递他一支我的烟。他抽了说，这是英国烟，不过瘾。他要我到外边买回一包美国烟，抽完一支才起身。去年3月他来北京开会，见到他谈起抽烟往事，他哈哈大笑说，如今已经和香烟绝缘了。

　　1949年春天，我们先后到北平。南京解放后，上海几家报纸负责人急于南下，赵超构要我同行。5月的一天，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有些民主人士要去南京，准备随军进上海，要我当领队，为大家跑腿服务。同行的共20人，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朱蕴山、季方、刘斐、傅学文、俞环澄夫妇，新闻界有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赵超构。当时南下的火车只到蚌埠，到蚌埠以后乘汽车去浦口。从北平出发火车走走停停，走了几十小时。

　　时间虽长，车上生活活跃。这几位新闻界头面人物平时工作紧张，见面也只是在会议桌上，如今相聚在车厢，无拘无束谈笑风生，谈经历谈抱负，以至轶事趣闻，无所不包。他们互相调侃，轮流讲笑话。王芸生、徐铸成笑话连珠，令人捧腹，赵超构讲的笑话不如他们多，讲完也没有立即引人发笑，但稍加思索，则不禁从心底发出会心微笑，犹如他的杂文，耐人寻味。

时隔40多年，这几位新闻界的明星都已陨落，车厢中的热闹情景依稀犹在。我还记得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在大雨中坐火车从丹阳到南翔。许多人在南翔等上海派车来接，赵超构进上海心切，和我坐上一辆三轮车进入刚解放的上海，回到了新民报社。

1955年，赵超构（右）、钱辛波于北京北海公园

“文革”期间，我在苏北宿迁的中学教英文，每逢寒假到上海过年，总要去拜访他。他身穿蓝布棉袄，一顶棉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在亭子间的灯下我们促膝面谈到夜深。听他说在干校已能挑起100多斤重的河泥，望着他花甲之年瘦弱的身躯，我几乎要流出泪来。

　　我还带正在内蒙古沙漠里当知青的孩子钱江一起去拜望赵超构。他对钱江的自学勉励有加，使钱江深受鼓舞。后来，钱江成为“文革”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

　　那时，他知道我在农村没什么书可看，便挑几本他读过的书交我带走。临别总要一再叮咛我：“少说点话，多读点书。”

　　1988年10月，在西安参加全国晚报会议，我和赵老相聚了整整4天，一起开会，同车出游。一天，我们俩登上茂陵的览胜楼，他对我说，这几年见面总是匆匆一晤，这次机会难得。

　　他告诉我不久将搬家。我说这下可以住得称心一点了。他却回答，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有一种得了老年忧郁症的感觉，怕孤独。将来搬进高楼，可能会更加孤独。他很舍不得住了40多年的弄堂房子，他在那里和周围居民打成一片，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说，他了解他们并不需要长篇谈话，往往三言两语，甚至一个表情就相互理解了。而群众的心声正是他写作的源泉。

　赵超构将自己一生贡献给了中国新闻事业。他的风貌品格，学识文章，自有专文论述，这里仅记往事几件，以表达我对他的悼念。

　（写于赵超构1992年2月辞世当月）

晚年的赵超构。这张照片拍得很能传神

钱江：我和赵超构前辈讨论书法

2010年5月浙江文成县之行，是为了纪念赵超构前辈诞辰100周年，铜像落成，故居开放。看到自己熟悉的可敬前辈已在故乡物化为一尊铜像，回想和这位老人的交往，不禁心灵震撼，思绪翻卷。

“文革”中，我在塞外的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当知青，屯垦戍边，荒废了学业，自然也虚度了不少青春时光。对于这一点，置身浩瀚沙漠后就有了一定认识，也想弥补，于是就自学。

大约在1974年初回上海探亲，父亲带我拜会了唐云先生，听他说一些书画方面的事，勾起了我对书法源流的兴趣。从上海远赴内蒙古之前，中学老师谢步罡先生借我一本《中国书法源流浅说》阅读，此后零星读到一些书法史文章。俗话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我就属于“半瓶子”那一类。当时我深受“文革”中“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神经搭错毫不自知，不知天高地厚，在农耕之余写成一篇万余字长文，大意是，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中国的书法发展。

如今想起这篇文章的题目，常常在额头惊出一层汗来，慨叹当时愚昧一至于此。但彼时刚刚收笔之际，却是趾高气昂，觉得自己追随时代潮流，做了一桩前无古人的事情。文章写出，身边无人可读可论，就将它寄给还在苏北当中学教师的父亲。不久父亲来信说，自己对中国书法史所知不多，现在已经和赵超构先生恢复了联系，想到他学识甚丰，就将你的文稿寄给他了，请他提提意见。

此后并无回音，转眼又到了我探亲回沪的时候。父亲也回到了上海，在一个冬夜一起去看望赵超构前辈。其实我在7个月大的时候家住北京，他就来我家看到了我，父亲抱着我和他同游北海公园，因此也可以说我在7个月大时候就和赵超构前辈有了交集。

但要面对面说起话来，那要等走进他的沪上弄堂石库门房子里才是第一次。见面那天很冷，他在家中也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两只手还相互插入袖口里取暖，一副当年弄堂老人的形象。

见到父亲，超构老人很亲切地说我长大了，见面完全不能相认了，然后就聊起家常话，大抵是关于朋友们的情况，说说谁“已经落实政策，没有事情了”等等。可见这些朋友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眼下纷纷逃过劫难，生存下来。

终于说起了我的“书法论文”。这时，我发现超构老人的神情变得严肃了一些，似乎不像刚才见面时那么随和。他说，文章已经读过了，而且不止一遍。你能在塞外农场想到书法上的事情，而且串联成文，这倒不容易，但是……

超构先生话头一转，对着我认真说道：“我对书法史了解得不多，我本人也不是书法家，但是文中的观点我是不认同的。天底下从事政治活动，当然离不开阶级斗争，但是不能说任何地方、什么领域都由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主导。书法自有书法的规律，不能说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能用在这里。我看这篇文章就不要拿出去了。”

最后那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几乎有点一字一顿的劲头。

一定是看到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超构先生又说，年轻人喜欢写写文章，不必寻找偏题怪题，还是从身边的事情写起，先写短小文章，不必一写就是一万字。

超构先生的话像一瓢冷水当头浇下来，扑灭了我的奇思怪想。当时超构先生将看过的文稿还给了我，文首空白处还有他的批语。此稿成篇之时，我确实想过能否投寄什么杂志。他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这篇稿子即打入冷宫，如今不知去向了。

但超构前辈一席话给我带来的警醒还在延续，那就是，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式对待一切事物——这样一种摧残人的相互关系，泯灭人类文化成果的教义，为什么会被我这样从童年、少年，再到青年时代都身受其害的人信以为真、加以接受呢？甚至还虔诚地加以“总结”和希翼传播呢？那时，我没有想明白。

待到“文革”终了，我终于一点点明白起来。原来，那是从童年、少年就从社会意识中积攒和铸成的迷信，使我这样的“阶级斗争”受害者习惯于以迷信思维作为自己的思维了，使自己不会独立地、逻辑地思考了。盲从就是这样造成的。

回想起来，这篇被尊敬的超构老人读了至少两遍的文稿，竟是我青年时代写下的最冒傻气的文章，或者说最傻的文稿之一，想来真觉得惭愧。

话又要说回来，因为冒出了傻气，在扫除傻气之后，留下的底气才清爽了一些，原先的傻事我就不去干了。否则，天晓得还要闹出多少笑话。

和超构前辈的谈话，后来我想过多次，深切的地方还有两点，一是考虑问题要有逻辑，论理就要在事实基础上严密地逻辑推理，这种推理应该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有严密逻辑推理和论证的文章才是站得住的。

还有一点，就是学写短文章，在一篇短文章内完成“起承转合”。对短文的需求是因为社会生活节奏变得快了，人们的选择多样化了。在这点上，赵超构前辈是我的榜样。

父亲比超构老前辈小十二三岁，他们是忘年之交。“文革”之后，超构先生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差不多每年到北京来开会，每次请我的父母吃一次饭。这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事情，几乎都没有随去，见面机会就少了。即便相见，多是趋前问候。不过，有一次见面，我向他提起了那篇“书法论文”，发自内心地感谢他指正，这“当头一棒”让我清醒几分。

对这件事，超构前辈也有记忆，但笑而不谈了，而是谈起了我写的《乒乓外交》一书，说他有兴趣读这本书。

这么说来，当年他读我那篇满纸荒唐的“论文”，一定是心中不爽的，还难为他读了几遍。想到这里，我心里也生出几分不安。

来到超构前辈在文成西坑的梧溪出生地老屋，我吟成4句：

林放花浓未晚天，

故居新燕闹春妍。

文成自有文心动，

忧乐民生肺腑间。

（2010年5月5日于浙江文成，刊登于2010年6月25日新民晚报。2022年2月10日星期四校阅，有增补）

附记：这篇文稿是2010年5月在文成拜谒赵超构前辈故居后写下的。当时超构前辈的公子赵东戡、女儿赵刘芭一起参加活动，交谈甚多。

东戡兄长向我说起，“文革”年月里，我父亲回上海时去看望他的父亲，他也和父亲一样高兴。因为我父亲会从苏北带两斤花生米过去，超构前辈喝点小酒用得上，东戡也顺带可以吃上一些。因为在那个岁月里，偌大的上海，居然连花生米都不是可以经常买到的。

我向刘芭姐姐谈起和超构前辈的交往。她说，父亲见到你一定是表扬。

我说，恰恰相反，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