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世界文明之路：由丛林法则到遵守契约

观潮钱江钱江说当代史 2022-08-13

也许有人疑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契约不就是一张或无数张在水面飘过又会沉没的纸吗？

确实，契约就是一张纸。然而一旦契约得到了共同遵守，却是人类与“丛林法则”分手的一道分水岭，意味着人类从此走向文明，这才是摆脱血腥、暴力和专制，越走越光明的道路。

契约，进一步讲是条约，是文明的领航者。违背，则与进步背道而驰。

从古猿到现代人类一路走来，走的是一条渐渐告别“丛林法则”的道路，虽然走得艰难，时有倒退，经常面临歧路亡羊的选择，但是，毕竟一路走下来了，凡是契约精神越是广泛深入的地方，那里的发展越是辉煌。

1. 人类的昨天曾遵循“丛林法则”

如果确信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那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也就是早期人类遵循的法则，就像自然界无声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一样。

人类久久徘徊于丛林，却终于走了出来。那么人类在昨天遵循“丛林法则”是容易理解的。

什么是“丛林法则”？有不同语言和词语表述，基本描述是：“丛林法则”意为“适者生存”“每个人都为自己”、“一切皆有”；或者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吃和被吃”。

从上述定义看，丛林法则和“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论法则有因果关系。

《牛津英语词典》总结上述定义，认为这些就是：“丛林生活中的生存法则” （the code of survival in jungle life）。

人类学家很早就描绘出了人类早期生活的特征，倚强凌弱、掠夺四邻，还有专制蛮横（以后，人类的侵略战争就从这里发展出来）等等。有这些特征，很大一部分人类遭遇了不幸就可以理解了。

既然曾经在丛林中长期生活，人类不可避免地受到丛林法则根深蒂固的侵染，或者说人类是带着丛林法则走进社会生活的。直到今天，丛林法则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类行为。

在丛林法则之下，暴力当头，于是就有奴隶、流血、流离失所，就有暴食之侧的饥寒交迫，谁的拳头硬，谁的武器多且精就是道理，这已经无需详述了。

但是人类发现丛林法则不是值得向往的，凡是丛林法则横行之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团结互助就缺失了，丛林法则下人类不可能得到广泛的富裕生活。

好在人类逐渐进化了，从动物界异化出来，走出丛林，共同生活，由家庭而组成社会，在此基础上渐渐地组成了国家。自从组成了紧密的社会、有了社会交往和组织，人类就不是动物了。既然走进了社会生活，人就有了社会法则，公平、进步、自由、民主成了人类主体的追求，在此基础上的科学发展和人类创造成为文明的标志。

2.启蒙学者卢梭的社会认识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是人类早期生存状态的研究者，认为人类在丛林生活期间自然尊奉丛林法则，那是一个自然状态，有所自由，但那也是一个失去了很多自由的环境。

人生来是各个不同的，在各自生理上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可能演化为不平等。在丛林中，个人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自然能力才能较好生存，逐渐发展。这就在技巧、知识、分配等方面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最后到达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卢梭认为，私有制首先产生于对财产，包括对土地权的要求，直到明确拥有才算确立。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个人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石。

“文革”岁月里曾有对“私有是万恶之源”的批判，最终被实践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卢梭的社会学代表作是《社会契约论》，分析了社会契约。

他指出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会形态，但是父母与能够自立的子女之间的联系，必然用一系列约定来维系。这就表明社会秩序不可能建立在强力基础上，因为强者无法一直保持强势，子女的强势很快就会出现。那么要维系家庭秩序，就必须在强力和权利上实现位置转换。如果父母在晚年依然保持对子女的感情和引导，那么肯定并不依靠强力。

因此说，社会秩序来源于家庭成员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

人类如何达到在丛林世界不可能达到的境地呢？卢梭认为可能的道路有三条：一是返回自然状态，二是通过暴力革命消除不平等的根源，也就是“以暴灭暴”，三是用社会契约来保证社会平等。

他考察之后得出结论，第一条道路不可行，返归自然状态的道路被人基本遗忘，找不到了。第二条路也不行。暴力只会在打灭原有的暴力后，又产生新的暴力。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能用契约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力的基础。”

从实质上说，契约是对在家庭、氏族、族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形态权力的限制，限制之外的是平等和自由。因为每一个契约的订约者都从所有订约者那里获得了属于自己，也和他人一样多的权利。

3. 跳跃认识，小岗村18户农民的契约

很少有一个中国契约，像1978年12月中国的安徽小岗村农村订立的“生死文书”那样深深地震撼中国农村生活。身为当年“知青”，笔者在中国西北农村生活了6年多，在“学大寨”泥水中站起来，更加感受到了“小岗村契约”的力量。

小岗村农民契约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具体的日子失考），恰值中央工作会议或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家户主在外讨饭未归）。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份生死文书在不久之后就被当做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标志，入藏国家博物馆——从物质构成来说，不就是一张小字据——一张小纸吗？

今日小岗村中特意保留的80年代农舍，具有历史陈列的意义。当年真正的“按手印”的房子，因为过于简陋，早已经拆除了。

这张纸写下的是契约。这个契约的意义在于，揭开农村改革的序幕，杀开了农村改革的一条血路，使得中国农民得到温饱。

我多次到过小岗村，和当年按下了红手印的农民交谈，听他们描述那份“包产到户”契约的产生过程。

为了印证档案和相关的文字记载，2007年4月16日和17日，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室和村中严宏昌的家，笔者和小岗村部分“红手印农民”专门就当年“按手印”经历做了交谈和记录。严宏昌回答了提问，严立学、严立华在场，插话回答了部分提问。严学昌单独回答了提问。事后严宏昌父子对记录文稿作了订正。

从法律文书规范角度来看，小岗村文书显得原始，简略得不成样子，但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意义上，这份文书重于宝鼎。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书得到了契约订立人的遵守，再推广开来，成为亿万中国农民的改革大实践。

3. 对比，“五月花号”上产生的“五月花公约”

在笔者亲眼所及的范围里，有一个契约或许可以类比，那就是美国波士顿东南60多公里处普利茅斯海滨，那里有一艘木船，名叫“五月花号”，其实是当年航船的仿制品——一艘排水量180吨的商用3 桅帆船，长约30米，宽7.6米。

1620年9月6日，102名乘客，加上35名水手，从英国的普利茅斯登船，历经66天航行，当年11月11日在大西洋彼岸新大陆的鳕鱼角靠岸。

普利茅茨海滨的“五月花2号”，是1956年建成的仿制品，至今也有了年头。

船上的人们心中有家乡，既然出发地是普利茅茨，于是也将大西洋对岸他们离船上岸的地方叫做“普利茅茨”。

登上船去，可见木船分上下3层，船头是狭小的船长室和厨房，船尾操舵。全船载137人，装满行李，还有狗和家禽，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

航程中遇到过大风浪，大部分人晕船，不知道把船上卫生搞成了什么样子？淡水和食品肯定供应不足。一人在航行中死去，却有一个婴儿在船上诞生。因此船抵鳕鱼角时还是102个乘客。

靠近新大陆的时候，大问题发生了。他们预设登岸目的地在今天的纽约曼哈顿一带，恶劣的大风却使他们难以续航。船上的人们决定就地登陆，这里并不是伦敦弗吉尼亚殖民公司容许他们移民的地方。

但是只有立即登岸才能摆脱生存危机。

船上的人预想到登岸以后人生地不熟，这个群体怎么生活？听谁的？谁来管理？有纠纷怎么办？各行其是会有什么结果？

“流民”们决定自己管理自己。登岸前夜，布雷福德（William Bradford）领头，召集大家拟订了一份公约，也就是契约，41名成年男性签字，保证遵守。这份公约被称为“五月花公约”，原则是“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治管理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强制权力来决定管理。”

公约》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签约次日，新移民上岸了。

《五月花公约》的字迹，在“五月花2号”展览区中陈列

上岸后迎来的第一个冬天，寒冷与饥饿夺去这个群体中一半的人。多亏土著印地安人送来了南瓜和玉米，使他们熬过冬天。他们在来年春天拼命开垦土地，播种粮食，结果一季就丰收了。有了足够的粮食，“五月花”人请来在冬天里送来救命粮食的印地安人，以玉米、南瓜和火鸡款待。这成了美国感恩节的由来。

“五月花2号”边的印第安人雕像，是为了铭记他们给予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五月花号公约》得到了遵守。“五月花人”在新大陆落地生根了，更多新移民追随而来，《五月花公约》成为他们普遍遵守的规则。

于是，新大陆开发出来了。仅仅10年，新移民在1630年建立港口城市波士顿，之后它发展为文化名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在波士顿的怀抱中。

由英国向新大陆移民，早在1607年就有公司开始业务了，“五月花”并非首航船。但《五月花公约》的破天荒意义在于，它是日后美国无数自治公约中的首创，意味着新大陆开垦者开始了挣脱王权与神权的统治。人类的社会实践表明，公民自治的实质是契约，意味着共同遵守，往往比政府管理更有效、更公平，也更文明。

人类历史上的契约并非从“五月花公约”开始。最典型的莫过于1215年6月15日，早于“五月花公约”400年，英国国王约翰在英国泰晤士河边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宪法性文件书写在羊皮纸卷上，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限制封建君主权力，确立“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则。

但是，《大宪章》签署短短一个月后，就被签字一方的约翰王废除了，此后被遗忘四个世纪，说明《大宪章》不是一份成功的协约，远不如41个平民签署的《五月花公约》。只好说《大宪章》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英伦三岛被美利坚追上反超，成为历史上的一页。

当今世界上，国家关系也通过契约来确定。法治国家必然要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发展。

远古时期是没有国家，主权国家概念是近现代产物，20世纪才说得上是百国林立的世纪。有百国林立就要有共同遵守的契约，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小国的生存。某些大国期望重握丛林法则浇铸的大棒欺凌弱小，也要靠遵守契约国家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扼制，直至消除威胁。

随着人类走出丛林，进入村庄、农田、工厂、办公室和城市生活，他们一步步告别“丛林法则”，在契约文明的引领下，社会文明、生产文明就以更快的步频加速了。违背或毁坏契约则是失责、罪过、罪行，必然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