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伏（2）

朋友们节日快乐！ 

接上篇：胡耀邦提人民日报启用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拨乱反正

胡耀邦离开他挚爱的人民，已经33年了。往事未曾如烟，再向前推至44年前的那个春天，胡耀邦正要发起“真理标准”或叫做“实践标准”大讨论。那场渐及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央党校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密切合作的一段篇章。以下文字主要叙述这样的密切合作是怎样渐次展开的。

亦以本文纪念胡耀邦——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1977年12月30日下午，人民日报编辑部给中央党校打来电话，他们看到了这一期（第34期）《理论动态》，打算转载，征询耀邦同志的意见，并询问转载这篇文章怎么署名？

1.胡耀邦提议：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

这时，理论动态组的沈宝祥恰好去胡耀邦办公室送他写的文稿。（沈宝祥日记记载：这天下午，他将写出的关于干部到第一线的稿子送胡耀邦审阅），刚跨进门，秘书陈维仁办公桌上电话响起来了。

陈维仁接完电话对沈宝祥说，是人民日报来电话询问转载《理论动态》文章的事。

这时，胡耀邦临时来到陈维仁办公桌右面的小桌子前低头看文件。沈宝祥转身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人民日报问，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

沈宝祥教授近日绘制的1977年胡耀邦初到中央党校工作时的办公室：楼上是卧室兼办公室。左下角的较大办公桌是秘书陈维仁使用的，右侧有较小的桌子，当时面墙办公。

胡耀邦抬头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对）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他们的特约评论员嘛!

陈维仁和沈宝祥都觉得“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陈维仁立即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回电话，说耀邦同志提出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陈维仁放下电话后对沈宝祥说，他们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很好。

陈维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3月，作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由北平市委城工部安排到人民日报当编辑。后来他担任总编辑邓拓的秘书，于1959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并留校工作。他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很熟悉，联系顺畅。

然而，1978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这篇文章时用的署名却是“岳平”，不是“特约评论员”。

沈宝祥回忆此事说，报社为什么用“岳平”署名未知详情，但胡耀邦清晰地提出希望《人民日报》启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是可以确定的。

 

  1977年12月30日的《理论动态》首页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2版上的“岳平”的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

这期《理论动态》印出来后，胡耀邦第一个想到要送的，就是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国锋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打电话给胡耀邦，夸奖这篇文章作为新年献词写得很好。他还在电话中念了他最满意的一段话，并说他已将这篇文章批了下去，为起草下次全国人代会的报告作参考。

胡耀邦接到华国锋的这个电话，非常高兴。

2. 从“岳平”看《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伏

由于缺乏当事人回忆和档案记载，对这篇文章署名“岳平”未能有详细解释。若以当时报社编辑部的通常做法推论，“岳平”可能是“特约评论员”中“约评”的谐音，也可能是“阅评员”的缩略语。如果此论成立，可以判断为部分接受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

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呢？可能有多重原因。《理论动态》是党校内部刊物，刊发付印由党校领导即可确定，《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要慎重得多。在此之前，《人民日报》重要评论文章从未使用过“特约评论员”署名。

在“特约评论员”登场之前，《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已经有20多年的起伏历程。发展至今70余年，正逐渐接近万篇规模。

《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早期通常由本报编辑或记者撰写。第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刊登于1954年7月31日第4版，题目是《为什么美国不敢承认侵犯我国的事实呢？》，是国际问题评论；随后1篇是《实行新的铁路客货运价》，指向国内经济事务，见于1955年5月20日第2版。

但是第3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是5年后的1960年7月5日第1版刊登的《必须立即制止迫害华侨的罪行》，是国际问题评论。

此后又有较长时间间隔，第4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是1962年8月20日刊登的《教得好，学得好》，首次刊登在第1版。

两天后的8月22日又在1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当前力争多收棉花的重要一着》，从题目看是讨论国内生产问题的。

随后是8月23日第6篇《发放农业贷款要适时适用》。第7篇为1962年12月17日刊登在第1版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1962年刊登3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是较多的一年。

随后是第8篇，1963年1月13日在第1版刊登，题目是《密切注视印度政府的态度》，刊登在1版右下方位置上。

从版面分析的角度看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版面位置向前移动了，多次刊登在1版，增强了对重要性的显示。

在1963年和1964年，“本报评论员”文章出现的频率增多，但版面位置从1版转至《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成为常见文稿。举1964年12月为例，这个月在国际版上刊登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有11篇。

当时这些“本报评论员”文章大都偏属“轻型”评论，有时略显不同的语言风格，通常说来版面位置不是特别突出。这类文章的作者，许多是本报国际部编辑，也有一些是约请外交部门的作者撰写的。

但是，从1965年起，《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又出现长时期间隔。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至1970年的5年间，《人民日报》上没有了“本报评论员”文章，重要评论性文章主要是“社论”乃至“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

直到1971年，《人民日报》恢复以“本报评论员”文章评议国际事务的做法。这年1月1日第6版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声讨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

1971年1月1日第6版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声讨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

此后，关于国际问题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明显增加，基本上都是国际评论，持续到1974年12月12日第5版刊登的《美国军队没有理由继续赖在南朝鲜》。

197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国军队没有理由继续赖在南朝鲜》。这是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前《人民日报》上最后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

令人寻味的是，从1975年开始，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本报评论员”署名评论没有出现。

在几乎长达20年期间，《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在刊登频率上几度起伏？较长时间停顿的原因是为什么？这些未见编辑部的相关解释。其偏重于国际问题评议是比较显著的。

可以确定的是，“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分量加重了，逐渐具有权威引领的影响力。

 钱江著《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200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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