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我认识的伊莎白，她以百年人生爱中国（上）
天地出版社的朋友知道我认识伊莎白教授，而且对她和丈夫大卫 柯鲁克做过阶段研究，将把即将出版的书《我用一生爱中国》寄来了，嘱我写一书评。我在五一节前用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350余页，约35万字的传记。在阅读的时候细细地回忆了和她的交往。
《我用一生爱中国》（试读本）。待我读完这部书的时候，编辑告诉我，这部新书已经出版了。
在我熟悉的朋友中，伊莎白这位朋友是长辈，在人生道路上行走得最远。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继续向前走去，走向107年。
她从遥远的加拿大走来，一生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和她的交谈，很多时候还是要使用英语的，在她的晚年尤其是这样。
1. 伊莎白荣膺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
即便认识她，曾相与过从、交谈，还是远远比不上读她的传记那样，可以循着她的足迹走人生百年，看一路四季风云，山川湖海，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一百年。我读《我用一生爱中国一一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从心底里涌起的就是这个感觉。
2019年9月28日，104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籍教授伊莎白▪柯鲁克走进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向她颁发”友谊勋章”——这是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勋章。伊莎白是获得这一勋章的第8人。
2019年，104岁的伊莎白和长子柯鲁在北京，她的胸前就是“友谊勋章”
中国将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她，正是实至名归。
我读这部伊莎白传记，一边读，一边对照与主人公20年来的交往和了解，沿着作者铺设的文字之路，一步步沿着她的百年人生走了一遍，这才比较完整地了解了她。
在这之前，我知道较多的，是关于伊莎白和丈夫大卫▪柯鲁克在革命战争年代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投身中国革命的经历，还有这对夫妇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历史渊源。读完这部传记，伊莎白的前后经历就在眼前连缀起来了，这要深深感谢作者！
在我从事新闻采编的历程中，交谈过数以千计的人，其中在人生道路上跋涉最为长久的就是这位伊莎白▪ 柯鲁克教授。她是加拿大人，却出生在中国，她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我和她相识至今也有20多年了。
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居住和工作的小院。本文作者摄于2003年。这年秋天，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从英国来到这里，访问了张磐石，从此结下一生的友谊。
2.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年见证者
20多年前，刚刚跨进21世纪时间门槛的时候，我着手人民日报创刊史研究，来到河北邯郸和武安市寻访当事人和历史留存。在当年的人民日报驻地武安河西村、青烟寺村，还有石洞村，人们都知道有一对外国人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战争硝烟中，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偏僻山村，居然有一对外国人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一起活动，详加记录，我感到十分惊讶。
很快，居住同一院落的人民日报前辈何燕凌帮助我联系上了伊莎白教授。原来她就居住在北京，长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我马上就去了。第一次见面，她送给我与丈夫柯鲁克合著的《十里店》中译本。很可惜，大卫▪ 柯鲁克先生在3年前辞世，我来晚了。
在中国的红色报业史上，人民日报的战争年代史料保存得较为丰富，要在相当程度上感谢柯鲁克夫妇。他们勤奋采访和写作，成果斐然，还深深感染了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使他们也注意到自身经历的文字记录和资料积累。结果，有许多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前辈撰写了回忆录，保留下大量史料。
大卫▪ 柯鲁克还是一位勤奋并有历史眼光的摄影者。当年从英国来华，他携带了大量胶卷，这在当年是一笔昂贵支出。身在农村，冲洗照片也很麻烦。对此，柯鲁克早有准备，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对武安地方史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有数百张照片记录了人民日报的红色报业人，那么柯鲁克拍摄的大约占70%，甚至更多。
1947年冬，来到了武安十里店的柯鲁克夫妇，他们穿上了解放区干部服。
大卫▪柯鲁克（1910~2000）是英国人，英国共产党员，二战中来到中国从事新闻采写, 1947年秋天在英共中央支持下再次来到中国，继续用自己的笔记录中国革命进程。
和他同行的妻子伊莎白是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也加入英共，她希望来中国继续已有开篇的研究项目。
他们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救总”）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寻找进入红色边区的途径，中共代表韩叙和他们接洽。后来，韩叙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在韩叙安排下，柯鲁克开着运载救助物资的汽车从天津来到冀南的武安山区，这里是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
他们首先来到一个名叫“十里店”的古老山村，看到村口讲究的砖砌过街拱门上写着醒目的白色石灰大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另一堵墙上有一块黑板报，上面写着从《人民日报》上抄过来的新闻。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人民日报》的存在。
柯鲁克1948年春天拍摄的河北武安十里店村景象
他们下榻于十里店村中的边区政府招待所，向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人薄一波提交了他们将进行社会调查的提纲，他们要选择社会调查点，从哪个村庄入手？访问哪些人？
这时，边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柯鲁克夫妇马上选定，从土地改革入手，这正是认识中国革命的最佳切入点。
1948年2月26日到4月15日，就在柯鲁克夫妇落脚的十里店村，掀起了全面贯彻土地法大纲的运动，被称为“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这是不久前晋冀鲁豫中央局为了在老解放区纠正土改中“过左”行为而制定的计划，又称“复查纠偏运动”。为了获得经验，中央局派出了试点工作队，其中一支工作队于1948年2月25日进驻十里店。
这支工作队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组成，总共12人，队长罗林。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向柯鲁克夫妇建议，要了解中国的土地改革，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观察和研究一个土改工作队的全部工作进程，参加到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是个好机会。这支队伍文化素质高，有编辑能讲流畅的英语，便于沟通。
1948年春天在十里店村，伊莎白·柯鲁克（右1），左1戴眼睛者是边区交际处长李棣华，中间是交际处副处长李幻山。 大卫·柯鲁克摄
柯鲁克夫妇接受杨秀峰的意见，作为“观察员”和人民日报工作队一起投入土改。他们由此成为中国土地改革的见证人，有柯鲁克夫妇这样的记录者是非常难得的。
3.他们在中国相识相爱
大卫·柯鲁克，1910年8月14日于英国伦敦，青年时家道中落。他18岁到美国纽约，一边打工一边上大学。受美国工人运动影响，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5年，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次年回英国，加入了英共。不过一年，他作为青年英国志愿者，拿起枪加入国际纵队投入西班牙内战。
20世纪40年代的大卫▪ 柯鲁克
大卫▪ 柯鲁克在战斗中腿部负伤，送进战地医院治疗。来自加拿大的志愿者诺尔曼▪白求恩正是为他治疗的主治医生，由此相识。养伤期间，他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深为中国革命所鼓舞，产生浓厚兴趣，遂于1938年前往中国，在上海与中共党组织有了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辗转来到战时迁移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由此结识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白——她刚刚完成了在加拿大的研究生学业，回到在中国成都的父母身边。
19世纪进入后半叶，到进入20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大潮涌动，“到地球上福音未至的巨大空白之地去”的号召，激发了许多信仰坚定者的热情，其中有一部分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这中间又包括了伊莎白的父母。他们于1913年成婚，两年以后，伊莎白在成都降生了。
幼儿时期，伊莎白曾回加拿大由姥姥抚养，奠定了她的英语基础。4岁的她又回到成都，在这里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然后回加拿大上大学，在多伦多大学念完研究生课程后返回中国，开展人类学研究。
1941年夏天，柯鲁克、伊莎白等6个年轻人结伴到川西旅行。有很长一段路，他们是踏着五六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走的。他们来到了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柯鲁克在这里默默地体会红军战士们怎样在硝烟中穿行。他们爬上了高高山峰，柯鲁克和伊莎白往往走在前面，看到山下的草原铺满野花。良辰美景中，这对年轻人定下终生。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转折关头。两个年轻人回英国成婚，然后双双从军。
大卫进入皇家空军，凭借自己的语言天赋任职于军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岗位，来到印度战区；伊莎白在英国加入“加拿大妇女军团”，从事战场救护。
1943年，身着戎装的伊莎白▪ 柯鲁克，她在英国从军参加“加拿大妇女军团”,直接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二战结束后，这对青年分别进入大学进修，研修与中国相关的课程，为返回中国进行准备。学习结束后，他们马上启程奔向中国。
他们来到中国的山村十里店，和人民日报工作队员汇合在一起，那是出于意料的。他们在一起访问农民，调查农村的土地和家庭财富，共同提高了对中国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认识。
他们到邻近的河西村访问28岁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给他带去一个橘子罐头，这是从天津国际救济总署那边带来的。久居山村的安岗打开了这个罐头，一边与柯鲁克夫妇分享一边想到：“吃完了这个罐头，你们就再也吃不到下一个了。”
1948春，柯鲁克夫妇到武安河西村访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这张照片是采访时柯鲁克拍摄的。
晚年的安岗告诉我，在当年他很为柯鲁克夫妇的执著和刻苦勤奋而感动：他们和农民一样过简单的生活，平日里吃玉米面和红薯，穿土布衣服，和农民一样睡土炕；白天和工作队员一起访问村民作记录、一起开会，晚上在一盏油灯下打字到深夜，整理白天的调查所得。他们合著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初稿很快写出来了。
1966年“文革”爆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受冲击、被打倒，后来“靠边站”等待安排工作。到70年初的某一天，有外调人员来找安岗，要他为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柯鲁克、包括在外国语学院接受审查的伊莎白书写“证明材料”。安岗对他们说，如果要我写他是坏人，要继续关押他，我就拒绝。
外调人员说，现在是准备释放他了，请你写一份材料。
安岗于是同意写证明材料。他还写下这样一句话：“柯鲁克同志无罪，他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来到中国，他和他的夫人做了大量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我证明他们是好同志。”
当外调人员要收走安岗的证明材料时，安岗向他说：“回去跟你们的头头讲一讲，陷害好人是有罪的。”
大卫▪ 柯鲁克在武安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是中国革命的生动记录，在武安史志学上也有重要意义。他拍摄照片中有一部分，记录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印刷厂、发行员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就是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在十里店开展“土改复查”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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