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伊莎白以百年人生爱中国（下）

观潮钱江钱江说当代史 2022-08-13

接上篇：

1947年深秋至1948年4月，柯鲁克和妻子伊莎白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中国的河北武安县十里店，和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一起从事农村调查。

4. 转向英语教学的后半生

1948年4月，柯鲁克夫妇和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一起离开十里店。

他们考虑回英国，完成对新著的修订和出版，为此看望了薄一波。

即将担任华北局副书记的薄一波对柯鲁克夫妇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将合并成新的华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是未来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形。为了培养新中国急需的外语干部，决定成立外语培训班，现在石家庄附近获鹿县，希望邀请你们到那里工作。

这是中国党方面的正式工作邀请，柯鲁克夫妇没有犹豫地接受了，前去获鹿县一个叫做“南海山”的村庄，那是华北军区外语培训班驻地。当时大约有不到40名学员和10多名教师。柯鲁克夫妇是3名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中的两位。

在外语培训班工作时，柯鲁克突发盲肠炎，当地农民用担架将他抬了20里路，送到著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手术。伊莎白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外事培训班学生大都有一些英语基础，但缺乏教材。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区英语教材不能再用了，几个外籍教师立即着手编辑英语教材。

刚到培训班的时候，经常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培训班师生天明即起，散入农田学习，到晚上才回到村庄上。这样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平津战役结束。

1949年春天，外语培训班迁入北平，逐渐演变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柯鲁克夫妇毕生工作的地方。他们的3个儿子都出生在北京，一口京腔，普通话说得比半个世纪来大都生活在北京的本文作者还要纯正。

作为英语专家，柯鲁克夫妇一边教学，一边参加英语教材编写，桃李满天下。

199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柯鲁克夫妇在中国》，汇集了柯鲁克夫妇的学生们写下的纪念文章。

5.他们选择在中国度过一生

柯鲁克夫妇各自保留国籍，保留对祖国的热爱，丈夫是英国人，妻子伊莎白是加拿大人，然而他们选择在中国度过一生。

1957年，他们带着3个儿子回到各自的祖国探亲，生活了半年多，然后回来了。他们在英国和加拿大的许多亲人为之不解。

回到中国，经历了“反右”和“大跃进”，还有“反右倾”运动，还有更多形形色色充满“左”的思想的各种运动。他们的思想也“左”过，也迷惑过，参加过大炼钢铁，也染上过中国式的迷信。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不减。

1960年，中国正遭遇极大的经济困难，大卫▪柯鲁克收到英国著名的利兹大学发来邀请前去执教。这年大卫50岁，伊莎白45岁，年富力强，在中国阅历正丰，如果回到英国，生活稳定，3个孩子的英语教育可以顺带解决。

然而他们谢绝了，愿意留在北京和中国人民共度时艰。这一留，对柯鲁克夫妇来说就是永远。

最严酷的考验发生在中国民族浩劫的“文革”中。

早年的柯鲁克曾与共产国际情报局建立联系，领受任务，二战中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做情报事务，这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文革”荒唐年代里被扣上“特务”罪名，于1967年10月被捕入狱。狱中的生活非常严酷，难以用语言描述。

他在狱中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冷静，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不断抗辩，终于在1973年1月获释出狱。他立即参加《中英辞典》的编撰，这部英汉辞典一直发行到21世纪。

伊莎白遭受“群众专政”下的“学习班”隔绝3年，3个儿子靠菲薄的生活费维持简单生存。有一次，他们意外地发现妈妈被关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奋力冲进去和妈妈见面，成为严寒岁月里的一个温暖回忆。

1973年3月初春对他们来说是回温时分。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于人民大会堂主持国际三八妇女节招待会的时候，面对全体来宾说，他对柯鲁克遭受错误监禁感到不安，“我在这里向柯鲁克同志和其他遭受过错误对待的外国同志和朋友道歉！”

讲完这番话以后，周恩来总理举起酒杯，来到柯鲁克夫妇和他们三个儿子所在的圆桌旁，他向柯鲁克说：“你受苦了，祝贺你们全家团聚了！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好同志、好朋友，我向你们道歉！”

柯鲁克夫妇站起来向周恩来总理致谢。

周恩来总理转身向他们的三个儿子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国学习？希望你们学成后再回到中国，这里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引自《我用一生爱中国》第261-262页）

柯鲁克夫妇对周恩来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家中墙壁间始终挂一幅周恩来画像，从不更动。

柯鲁克夫妇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以后，儿子们回英国接受教育，弥补“文革”中学校生活的缺失。柯鲁克继续英语教学和研究，伊莎白重新拿起笔续写久已停顿的社会学著作。

2000年11月，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那以后的岁月就属于伊莎白了。

还有他们的子孙。这对夫妇的3个儿子，长子柯鲁和次子柯马凯很早就从英国回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常年居住在中国。小儿子柯鸿岗从事电视传播，在我认识他的时候，相当多的工作在中国。他们3人的中文名字都以“柯”作为名首姓氏，是中国文化的表现。

至于柯鲁克的孙辈，有很多也生活在中国。

伊莎白在大卫柯鲁克的雕像边。这座雕像是2010年柯鲁克诞辰一百年之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竖立的。

6.我认识的伊莎白·柯鲁克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之后，经历了不同政治运动洗礼的柯鲁克夫妇进入人生晚秋，那是收获的季节。他们一起努力，修订将近30年前写出的、记录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十里店》，终于在1979年于美国出版。

随后，要将《十里店》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知道十里店。就像当年人民日报的编辑帮助他们熟悉十里店农村那样，翻译事务也没有走出这个圈子。安岗的儿子安强翻译了这部书，当年的十里店工作队同伴、1948年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号版面编辑何燕凌校阅了全书。

然而这只是《十里店》的后半部，前半部分故事发生在柯鲁克夫妇来到这个村庄之前，需要更为浩繁的记录、梳理和分类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这副工作担子就落在伊莎白一个人的身上了。

在完善《十里店》书稿的日子里，2004年5月，人民日报领导邀请老朋友伊莎白重访人民日报，人事局长琚平和与我共同负责此事的具体安排。

2004年5月20日，伊莎白（中）参观人民日报总编室，左1人民日报资深编辑夏珺向伊莎白（中）作介绍，琚平和（左2）陪同。右2是何燕凌。

时年89岁的伊莎白在两个儿子柯鲁和柯马凯陪伴下来了。1947-1948年伊莎白看到的人民日报散落在冀南小山村民居中，现在，她走进的人民日报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报社，拥有现代化采编设备。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缩影。

当年的十里店同伴何燕凌陪同参观，别的陪同者都属于一代新人了。

伊莎白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新的编辑部大楼、人民网平台，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即时采访。

人民日报社长王晨前来会见伊莎白教授，他说：感谢伊莎白教授和丈夫在革命年代里亲眼看到了人民日报前辈的卓绝奋斗，感谢他们不远万里，踏着白求恩和斯诺的足迹而来。当年他们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红色新闻工作者。

2004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长王晨（中）会见人民日报的老朋友伊莎白教授（左2）。左1，何燕凌，右1柯鲁、右2柯马凯。

在这段日子前后，琚平和局长和我多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到家中访问伊莎白教授，听她介绍与当时人民日报新闻前辈的过从故事。她向人民日报赠送了柯鲁克教授拍摄的历史照片。

伊莎白的口述回忆，她提供的文献资料，还有柯鲁克拍摄的大量照片，丰富了我们对人民日报创业史的了解。2008年，我撰写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出版，其中有3章记述了柯鲁克夫妇的活动。

2003年冬，伊莎白在家中接受琚平和（右1）和本文作者的访问，回忆在战争年代与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一起工作的情景，她手中的照片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行员的工作。如今琚平和先生已经辞世，非常令人怀念他。

应该特别提及琚平和先生。他在担任人民日报人事局长期间，对人民日报史料的收集、对人民日报史的撰著非常关心。他本人亲自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在2003年“抗非典”之后一起前往河内武安考察，我们一起直接接触了关于伊莎白的史料，深受感动。回到北京以后，他曾同我一起访问伊莎白，后来大力促成了伊莎白和两个儿子对人民日报的访问。琚平和局长退休后因病去世，他对人民日报史撰著作出了贡献，成果长留。

2003年6月，琚平和局长在武安河西村与老领导安岗当年的房东杨淑婷合影。

90岁高龄以后，伊莎白仍然坚持著述。2007年，两部《十里店》出齐，分别为《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人民日报、中国记协，还有武安市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十里店》一一中国共产党近代土改运动回顾与总结座谈会”，祝贺伊莎白和柯鲁克教授记载中国土地改革历程的历史著作出版。我作为主办方人民日报代表参加会议，向伊莎白教授表示祝贺。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还有当年人民日报十里店土改工作队老队员吴象、李原、吴舫、何燕凌。他们和伊莎白相聚在一起十分激动，本文作者目睹了这番情景。在这里不妨提及的是，当年柯鲁克夫妇在十里店作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土地问题调查，深深地触发了他们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他们也从十里店起步，对中国的农民和农村深作研究，在中国的建设岁月里，吴象和何燕凌都称得上是农民问题专家，李原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曾任昆明市委书记，他们都是中国农村联产承包改革的推动者。

曾多次会见伊莎白教授的温家宝总理为两部《十里店》的出版致信作者伊莎白：

尊敬的伊莎白柯鲁克女士：

来信及承赠的《十里店》（中文版）都收到了，甚为感谢。

60年前，您和大卫柯鲁克合作的这部书，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经历的伟大社会变革，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只有让农民直接参与农村改革和建设，参与社会管理，才能真正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让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和文化利益，农村和农民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十里店》（中文版）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敬复，顺颂教安！

温家宝

2007年10月27日。

温家宝总理手书致伊莎白的信第一页

温家宝总理手书致伊莎白的信第2页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国土地改革所作的著述不多，当事者的历史纪实著作有两部，就是韩丁的《翻身》和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都是外国人用英语写的，均已翻译成中文出版。要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土地改革，《翻身》和《十里店》成为必读书。

跨越了人生90年之后，伊莎白的著述不止于《十里店》。

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伊莎白与俞锡玑合著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2018年，将及98岁高龄的伊莎白与柯临清合著的《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社会学著作的价值，《我用一生爱中国》作了叙述，读者还可以更深地探究。

伊莎白还有一件事情有待完成，那就是她的丈夫柯鲁克在晚年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本文作者有幸阅读到其中有关早年生活的一部分。这部书用作者的母语英语写成，梳理了作者一生的心路，包括作者在生命最后10年产生的思想波澜。若干年以前，本文作者读到了这部自传的一部分，认为他的观点是持之一贯的，可惜没有机会和他讨论晚年思想波澜的产生和由此带来的批评乃至一些温和批判了。尽管如此，他，还有他的妻子伊莎白对中国的深厚感情是不变的。

如果柯鲁克自传的中译本出版，与伊莎白传记相互印证，中文阅读者对这对夫妻的认识将更加趋于全面。今天伊莎白的传记出版了，是为重要的一步。

7．祝福伊莎白柯鲁克教授

完成了人民日报革命战争史著述以后，我和伊莎白见面的机会少了，然而我一直关注她，像她这样身历百年中国大变革，用自己的一生来一步步丈量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人，一生就是一个传奇，实在太难得了。

伊莎白的活力无人可以比拟。103岁，她在北戴河游泳。

2019年6月，伊莎白在三个儿子的陪伴下回到她的出生地四川成都，到了华西坝，来到了当年的学校和医院，还到了距离成都60公里的彭州白鹿镇。

她今年106岁，差可比肩的是她当年的十里店人民日报工作队同伴何燕凌，今年100岁，他们两人是一生的挚友。

1948年4月下旬，人民日报土改工作队完成预定任务离开十里店，左起：吴舫、何燕凌、冷冰、罗林。大卫柯鲁克摄

何燕凌（左3）与伊莎白母子在一起，摄于2004年5月20日，左起：柯马凯、伊莎白、何燕凌、柯鲁。钱江摄

就伊莎白来说，历经百年，走进迟暮人生的时候难免感到寂寞，那是因为亲友的凋零。就像《我用一生爱中国》这部书在开篇中写到的那样，儿子叙述说：从人民大会堂领受友谊勋章回到家中，捧起金质勋章，母亲感到有些难过，她感慨在同一年代从世界四面八方来到中国、卷入革命洪流的外国朋友们，差不多都已经不在了。

如果他们还在，还能欢聚一堂，那该多好啊！

这就是岁月，正是岁月用分分秒秒来印证了，如今106岁的伊莎白柯鲁克教授，一生生活在中国，用一生来爱中国。

我很幸运能够认识她。读完她的传记，加深了这个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