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5）——为什么选择这个从未用过的署名——真理理标准大讨论前奏之二
接前章：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最初合作（4））
6. 1978年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横空出世
《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出现较晚，要到1978年才出现，一旦出现，密度就相当大，而且在1978年的数量最大。
1983年11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晚年专题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他指出，这个署名从1978年2月启用，前3年用得比较密集，以后“很少再用”。
从1978年至2010年，通过电子检索，检得《人民日报》共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49篇（尚待进一步逐版核对确认）。总体上可以验证李庄的看法。
“特约评论员”文章颇多“约稿”或组织撰写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发表《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使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到来中组部担任部长后指导撰写的。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发表《老干部的光荣责任》，首次使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
前面提到，胡耀邦原本希望在1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就使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但没有实现。因为这是需要“商量着办”的事情，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毕竟是平行工作关系，要到1978年底党的11届3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对人民日报就有了直接领导关系。
然而，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人对胡耀邦的支持、接受胡耀邦的思想引领是不言而喻的。总编辑胡绩伟认为，胡耀邦任职中央党校，他和人民日报的关系就密切了，在1978年底的11届3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和胡耀邦之间，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1版的思想评论文章，没有直接使用胡耀邦希望用上的“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但一个月以后就用上了。胡耀邦和胡绩伟之间有了共识，使用“特约评论员”署名于重要评论文章，并且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著版面上，显示一种新气象。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考量是，作为“新品种”的“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还可以不算在以往的送审惯例之中。至少在新的约定或规定之前，人民日报负责人可以决定付印与否。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章数量急剧增加，审稿量也剧增，《人民日报》社论的审稿程序有所变化。此时新的中央书记处还没有成立，人民日报负责人的审稿裁量权增加了。有一些政论文章，报社负责人签字后可以付印，“评论员文章”可以归入“可裁量定稿”范围。这类文章，可以上送审稿；如果有把握不上送审稿，那么谁签字付印，谁承担责任。
从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1版“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始，1978年成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年，全年共刊登了26篇，其中上半年8篇，都是在胡耀邦指导下写出，经胡耀邦修改或审定，与胡绩伟商定刊登的。
20世纪80年代初，李庄率团访问朝鲜，这是他和人民日报老记者李克林在朝鲜金刚山
刊出这些“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时，李庄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是他第二次担任这个职务了。
在抗战中投身革命的李庄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总编室主任等职，1965年10月任副总编辑。但是李庄仅仅任职半年以后，1966年5月5日，因主持夜班，删节《解放军报》前一天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00字，李庄被“停止”工作，从此抛入民族大劫难的“洪流”，“靠边站”到车间做体力劳动，下农村“五七干校”干农活，70年代回北京逐步恢复在编辑部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挺了过来。”
李庄在1983年11月担任总编辑。晚年，他撰写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专立一章《本报特约评论员》，指出在1978年，“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这些文章针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释问题，往往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因此，人民日报在编辑中都尽可能作突出、醒目的安排，给予重要版面，作大字标题，经常全文排楷体字以示不同。李庄认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
李庄阐述说，进入1978年，人民日报的主持者“曾经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两个凡是的观点——本文作者注），但是这种社论显然在宣扬‘两个凡是’的同志手中难以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做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卷，2004年出版，第370-371页）
随着时光流逝，人世代谢，水落石出，后人逐渐明了，采用“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是要以示区别，和已成惯例的送审文稿不一样，很大部分用意是为了回避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以1978年8月党的十一大确定的中央主要领导格局为，华国锋是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为第一副主席；邓小平排名其后，这时他恢复工作还不到10个月；李先念、汪东兴为第三、第四副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还分管宣传和组织事务。
1980年胡耀邦（中）西藏拉萨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汪东兴（1916-2015）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主要参与人之一，在这个历史性事件中，他有功劳。但他又是“两个凡是”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对平反“文革”乃至更为久远年代的冤假错案不积极，颇多反对意见，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更是不愿意触及和纠正，“两个凡是”观点就是最为鲜明的表现。
对汪东兴，胡耀邦早在延安时期就熟悉了。本文作者曾访问延安《解放日报》资深编辑余建亭，他叙述了胡耀邦与汪东兴的早期工作交往。
1939年春，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延安，在拐昴村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若干时候之后，医院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医院管理混乱，工作人员不听从印度医生的意见。毛泽东将此信批给总政治部处理，总政副主任谭政即请时任军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来处理。
拐峁离开延安有10多公里，胡耀邦骑马前往，军委组织部干事余建亭随行当翻译。几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海伦来延安，曾由余建亭作了几次翻译，其中有一次她采访毛泽东，就是余建亭翻译的。胡耀邦对余建亭能当英语翻译很是钦佩。
来到拐峁，医院政委汪东兴接待了胡耀邦和余建亭，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放了两张床让胡耀邦和余建亭住了两晚。
汪东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农民家庭，比胡耀邦还小一岁，1932年由团转党，童年参加红军，任排长、连指导员、大队指导员，中央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委，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他担任河防司令部组织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随后到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任政委。
这回接待胡耀邦，大概是他们两人之间第一次正式打交道。除了向汪东兴了解情况外，胡耀邦还找印度医生柯棣华等人谈话。最后胡耀邦作出判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的问题有些并不实在，有些还是有道理的。比如柯棣华提出，医生每天查病房安排在下午不好。因为从夜晚到下午，这段时间太长了，病情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在上午查病房，便于医生及时发现问题，作出处理。胡耀邦走后，这里的医生就改为上午查病房了。（2000年2月29日在北京会计司胡同胡耀邦故居访问余建亭的记录）
从那以后，胡耀邦和汪东兴直接打交道不算多，但是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胡耀邦认同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贡献，但是如何大规模地平反冤案？以及对待“两个凡是”的观点，彼此的看法相当不一样。
对人民日报上近期刊登的事前没有经他审阅的文章，汪东兴已经表示过不满意件，典型的是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上杨逢春等3人署名文章《把“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汪东兴认为是一篇错误文章，曾表示：“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在不同场合发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其依据还是“两个凡是”。（余焕春《编辑部风云》书稿第379页）
胡耀邦并非毫不顾虑汪东兴的批评，然而他更不愿意因为汪东兴的不同意见使送审文章失去公开见报的机会。胡耀邦希望，对于充分阐述理论的文章，最好的办法是刊登出来，引起不同意见的讨论，公开进行理论往返辩驳，在讨论中逐渐取得一致或彼此的接受，至少是亮明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将理论研究推向前进。
对于已经写出来的好文章，胡耀邦总是希望刊登出来，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这也是他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热切的重要原因。
1978年刊登的《人民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主要是《理论动态》和《组工通讯》两个编辑部提供的。也有不同的情况，《理论动态》编辑沈宝祥回忆说，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本来打算作为《人民日报》社论的文稿，报社领导出于某种考虑，先给《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的文稿即如此。这篇文稿是人民日报编辑撰写的，原拟作社论，但又有送审方面的顾虑，就送到了《理论动态》，由《理论动态》第88期(1978年9月30日)刊登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大报纸都予转载。（2022年3月沈宝祥向本文作者的讲述）
（未完待续）
2022年5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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