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文革宣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要记住那场民族大劫难殷鉴未远

Original 观潮钱江钱江说当代史

我们民族的大劫难——文革殷鉴未远，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场劫难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摧残，“文革”对文化的破坏要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才能修复，有些破坏永远无法修补。

这篇社论刊登前半个月通过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当时并未公布，因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开始大劫难的宣言书。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夺权”后推出的第一个版面，他主持撰写、刊登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大劫难宣言书。

1、密室会议，夺权前奏

1966年5月31日是一个灾难性日子。

上午10时，陈伯达和康生来到北京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跟随进驻人民日报的解放军报成员钱抵千、朱悦同、尚力科开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文化大革命”和进驻人民日报的意义。

陈伯达说，这场“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宣布，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因此，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决定，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此时此刻陈伯达讲话的精神。他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记事》，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04——105页，为此他接受了本文作者的采访）

陈伯达（右）和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大会主席台上

陈伯达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已经接近中午12时，康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说同意陈伯达的讲话。

这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当时均任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前去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就是由上述3单位人员组成的。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的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表示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着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是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见1977年年人民日报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傍晚5时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人民日报社。

“文革”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右）在接见外宾。

2. 宣告文革开始的急就章社论是这样炮制的

中南海的会议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立即赶回报社，广播通知：立即举行全社人员大会，“有重要事情传达”。一连播送3遍。

胡绩伟走上主席台，以兴奋的语调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我们人民日报，来帮助我们把报纸搞好，今晚就进驻报社。”

话音一落，满座欢声雷动。亢奋的人们认为此后的人民日报将有更加“坚强”的领导，不再被冷落，至少是因为来人的最高头衔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胡绩伟传达邓小平在下午举行的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说人民日报自解放以来一直是一面红旗，特别是在国际反修斗争中更是一面红旗。但近半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吴冷西同志造成的。对吴冷西同志的一些错误，要内批外帮，现在批还要搞，但首先要把报纸办好。吴冷西同志要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胡绩伟还传达了康生对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说“康老”说，人民日报现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挽救报纸，报纸明天就要改观。

大家听得屏息静气，最后还是以掌声表示对中央决定的欢迎。

就在胡绩伟返回人民日报去传达会议精神的当口，陈伯达在中南海向当晚要跟随他去人民日报的钱抵千再次交代，要他立即起草今晚要在《人民日报》上版刊登的“夺权”社论，内容就不再重复了。他要钱抵千马上就去写初稿，晚上在人民日报的夜班定夺。

交代完毕，陈伯达离去。

领受了重要任务，钱抵千不敢怠慢，马上对解放军报来的朱悦鹏和尚力科说，我们要马上着手起草这个社论，你们都不要走了，我的家就在东四，离开人民日报社不远，你们一起到我家来一起工作。

说吧，他带着朱、尚二位来到自己家中，简单地吃了点东西，马上动手起草社论。社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午由陈伯达向钱抵千交代清楚了，现在需要的是钱抵千来表述。

钱抵千是这篇社论的主要起草人。最初他没有“执笔”，而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大段大段口授，由朱、尚二人分别记录在纸上，然后加以拼接。他们还分别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在旁边凑上句子。加以调整、顺畅，最后串联成文。（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4年10月15日第1期）

钱抵千（1919～1989）江苏太仓人，是抗日战争时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他在早年学习中表现出聪颖和勤奋，不仅中文写作流畅，在英文上也达到了可以书写文稿的程度。1938年，他来到陕北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参军入党。学习结业后他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进入中原野战军序列。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军的大举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延安新华广场电台在月底停播，即由预先成立的晋冀鲁豫电台接替台承担播音，同时在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临时新华总社”，承担新华社总社的日常发稿任务。正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工作的钱抵千即被抽调，到太行山南麓的涉县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负责英文发稿，在很短的时间里显示出编辑和写作才能。

1951年,钱抵千入朝参战，任志愿军宣传部部长兼新华通讯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归国后到总政宣传部工作，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他在60年代初参加“钓鱼台”写作班子，参与过“九评”系列文章的起草，对“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烂熟于胸，眼下起草社论，许多句子甚至段落称得上出口成章。

朱悦鹏和尚力科也是笔头子硬朗的行家，都是从战火中拼杀出来的新闻记者。朱悦鹏，1927年生，陕西临潼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抗战后期任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3旅（旅长贺晋年）的宣传干事。解放战争中担任合江军区司令部秘书、骑兵师宣传科长、第48军《奋进报》主编。建国后他进入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处处长。

尚力科（1922—2007）是山东莱芜人，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新华总分社记者，建国后进入解放军报，担任军事宣传处副处长。本来他不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最初名单上和朱悦鹏并列的是军报通联处处长李久胜。李处长很有自知之明，觉得此去人民日报是非多多，恐怕难以把握，就向军报负责人提出，自己不太熟悉版面，也并非是“军报的笔杆子”，还是换一个人选为好。结果李处长留下，换上了尚力科。

起草社论稿时，钱抵千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钱抵千还拿出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提出要把林关于政权的那一段话写进去。朱悦鹏对此有些疑义，钱抵千告诉他，陈伯达、康生参加了对林彪讲话的修改，因此这段话可以写上。（朱悦鹏《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见《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7期）

三位凑在一起，写作效率颇高。社论稿起草过程中，有几处费了点心思推敲，大体上还算顺利。当晚大约9时左右，草稿完成。他们立即上车向人民日报驶去。

3.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夺权”

这时，陈伯达已率工作组人员来到人民日报社。吴冷西、胡绩伟等在门前迎候，人民日报各部、处负责人都在办公室待命。

陈伯达来到报社后直接进入会议室，将主要部门负责人召来，举行编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以他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并领导人民日报工作。“这样做是为了扭转人民日报的被动局面，顺利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从今天晚上起接手编辑部和报社的领导事务，报社领导不得插手。”

陈伯达说，现在工作组马上开始工作，而在座的各位，“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1977年人民日报社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这一刻，陈伯达讲话不多，可能是因为当晚的社论尚未着落，他要腾出时间落实社论稿。

这时，坐在身边的吴冷西要求讲话，刚开口即被陈伯达制止。这实际上否定了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好工作”的指示。

吴冷西没有表情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有几位秘书，轮流值白、夜班。这天晚上值班是秘书刘振祥。下午6时，刘振祥像往日一样按时来上班，白班值班秘书董千里告诉他：今天下午，中央已宣布派工作组今晚进驻人民日报。谨慎的董千里只说了这一句话。

刘振祥对当时事态的了解不多，以为工作组前来协助报社工作，没有多在意。

此时回到办公室的吴冷西肯定心情忐忑，不知道事态还会怎样发展，但他的冷静还是让刘振祥吃惊。吴冷西原本还想等陈伯达到他的办公室来，对工作有所交接。等了一会儿他就知道等不上了，也没有必要再等。吴冷西吩咐刘振祥说：“今晚陈伯达来了，让他在我办公室工作，我不来了。”

刘振祥听后感到纳闷，陈伯达怎么会不来呢？但是他从来不向吴冷西深问，就点点头，和董千里一起目送吴冷西走出了办公室。

吴冷西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 2007年9月12日在北京访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董千里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