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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自由时光：钱穆与《中国文学史》
钱穆在香港新亚学院。图片来源：网络
这个故事的传奇之处在于，钱穆出身低微，仅有中学学历，他的学术水平完全是个人自修达成的积累。通常而言，钱穆很难有出头的机会，但顾颉刚的大力举荐使得他一步登天，钱穆先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主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中国通史，正式步入学林。 获得火箭般提携的钱穆不是一个喜欢时髦的人，相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与学术界上层的接触，让他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某种复古情绪被激发出来，他无法回避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他个人却始终保持对现代学术的孤立态度，日后经常被提及的“读书应读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的知识观已开始形成。 到1955年，钱穆60岁时，他已被视为华人世界最出色的学者。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后，他选择避居香港。由他主持创建的新亚书院成为了学术重镇，几年后并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这所学校同样由钱穆题写校名；连政治人物也不愿无视他，共产党在北京建立政权前夕，毛泽东发表了名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对钱穆和另两位知识界泰斗点名批判：“美国帝国主义和他走狗，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例如傅斯年，例如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 来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对于钱穆和他的伙伴而言，无疑是百废待兴。5年时光中，他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秦汉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论语》、孟子和庄子等课程，在新亚研究所，属于钱穆的学术范畴还包括韩愈文和《诗经》。 忙碌的工作让钱穆能够注意到从前专注的学术创作生涯中忽视的领域，比如何时开办一门讲述中国文学传承流变的科目？这从来不是钱穆的治学重心，在他一生接近80部的作品里，很少有专门论述文学的著作。 但钱穆仍觉得“中国文学史”的开设是有必要的，1955年开课后，钱穆告诉第一批修读文学史的学生：“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文学史课程自1955年始设，直到1960年代初，钱穆始终坚持自己教学。直到香港中文大学筹建，事务缠身的钱穆将课程转交他人代授。 见过钱穆的人往往用“貌不惊人，和蔼可亲”形容这位满嘴无锡土话的学者，李敖在18岁第一次见到钱穆时甚至对眼前的矮小老头到底是不是钱穆产生怀疑。钱穆个头不高，步履稳重，目光炯炯有神。但在学生的记忆里，“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更符合老师给他们的印象。 在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前的新亚书院，学生每月会有举办“月会”的传统，会上除了简单的校务工作讨论，还会邀请嘉宾或校内老师做主题演讲，由学生做现场记录，然后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亚生活》上，后来再汇编为《新亚遗铎》。钱穆是主要的演讲者之一，记录他演讲文字的，不是钱门弟子中名气最大的余英时或严耕望（二人当时均在学术盛年），而是后来成为香港能仁学院院长的叶龙。 叶龙毕业于新亚学院哲学教育系，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同时他是钱穆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后的第一批选读学生。上课第一天，钱穆那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让叶龙震惊不已，因钱穆一贯谨言慎行，而这么重的判断让那么多撰写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情何以堪？ 真正让叶龙感到敬佩的，还是钱穆首屈一指的朴学功底，朴学兴起于乾隆、嘉庆年间，以文献考据见长，从戴震、王念孙、俞樾乃至章太炎，历代大学者中许多人是朴学大家，钱穆在这一领域投注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叶龙回忆，钱穆的文学史讲课内容“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真不容易”。 钱穆对于中国经典拥有广博的知识，这让他在讲课时变得格外可信和迷人，他在讲义中指出，司马迁在谈及《楚辞》时遭遇“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之句，以病句为由将“湘流”改为“常流”，而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司马迁不熟悉先秦地理知识。钱穆向学生解释，屈原的《渔父》篇写于湖北，句中“湘流”实则指汉水，并非指今日的湘江。同样，“洞庭”、“霍山”等现代的地理名词在先秦时代往往只是通用形容，并不局限于某一地。 对于自己所处年代的中国文学，钱穆同样颇多见地，他认为中国当时的白话文文体太少，表达未免单调。对于白话文，钱穆认可鲁迅，甚至声称鲁迅是“中国近数十年一直搞纯文学的”，在他看来，鲁迅与吴稚晖都用白话文骂人，但吴稚晖文字粗俗而鲁迅尖刻俏皮。对于《呐喊》集中的小说创作，钱穆不吝褒奖，而对鲁迅以古文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钱穆指出“已较林琴南差了”。
即使在自己擅长的训诂考据领域，钱穆也并不总是正确的。比如他默默无闻时就在构思的《先秦诸子系年》里，钱穆提出孙武与孙膑是同一个人，考据过程非常合理，让当时学界为之一震。然而，1972年山东的考古工程发掘出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证实两者并非一人。
钱穆活到95岁，他人生最后的23年在台湾度过，正是蒋介石对钱穆的青睐招致了李敖对他的蔑视，钱穆在台北的宅邸“素书楼”被反抗蒋介石的台湾知识分子视为钱穆彻底沦为官方豢养的学究的一例明证。1990年，钱氏夫妇被政府要求迁出素书楼，几个月后，钱穆逝世。 死后的钱穆名气越来越大，在中国大陆传统学术开始回潮的今日，钱穆被尊奉为“国学大师”，与一众真伪莫测的文化偶像们比邻而居。台北的素书楼在被政府收回后数年，最终改造成了钱穆纪念馆。人们提到中国近现代的学者和学术作品，有几个名字总是能脱口而出，钱穆和他的《国史大纲》是其中之一。 当初在香港受业于钱穆门下的学生们，则开始整理故纸。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最终在60年后经叶龙本人整理出版，简体版也于2016年4月在上海进行新书发布。钱穆一生漫长，比他同辈的学者们经历的都要多。在苏州的苦读钻研，上京时的局促紧张，联大岁月的颠沛流离，内战末期的去留抉择，甚至于晚年端坐台北素书楼中面对蒋介石忽冷忽热的笼络，这些心情后人全然无法猜测。但钱穆在香港度过的1950年代，在我们看来，也许是钱穆遗留下的少有的自由时光。在那里，没有籍籍无名，也没有寿多则辱，这位历史学家每周走向嘈杂的九龙，向学生们传递诗经、楚辞的华美，倾吐对朱熹、曹操的偏爱，点评那些毕生不曾染指的事物，最终完成了个人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讲述。
（文章摘自：
界面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