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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加耶夫斯基如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有的作品,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即便它“写得非常好”——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相当是是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也有《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奥顿的《阿基里斯之盾》、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策兰的诗——它们处理的是什么?邪恶、现代性、我们时代的生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啎。 只有极少、非凡的诗歌,通过它们大诗人评判我们时代的耻辱。 二十世纪最广受崇敬的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在这一个迷住过古代诗人的话题上,也几乎无话可说:应该如何在人类中间、在何种社群之中生活?虽然关于如何在存在的隐秘之中、在孤独中、在孤独的爱中生活,以及在如何去死这些方面,他都说得很好。 诗歌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减少到只是精神活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记住,就像在破碎的镜子里一样,惟有在精神生活中,我们才偶尔得以一见“永恒”小小的、移动的火焰。
与此同时,精神生活也必须被隐藏,它不能被炫耀于大庭广众。 捍卫精神生活,不只是扔给激进的唯美主义者的一块小面包片。我认为,精神生活,以波兰语、英语、俄语或希腊语对我们讲话的那种内在的声音,也许有时只是低声细语的声音,却是自由的支柱和基础,是沉思与独立的不可或缺的领地,保护我们免受强大的打击和现代生活的诱惑。 在诗歌里,我们必须总是考虑至少两件事:事物之所是,与我们之所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见人类的喜剧和残酷,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之人的虚荣和愚行。但是,我们也不应匆忙地放弃对于更高世界、更高秩序的愿望,即使人类愚行的障碍可能使我们沮丧。 仅仅描述人类的堕落——无论多么小心谨慎——只会导向沉闷的自然主义。一旦离开了冷静的裁断,那么,对生活潜力的狂喜,它的神学的维度,只会带来一种不可忍受的、充满不恰当傲慢的修辞。但是,同时维持两种观点是极其困难的;最终诗歌也成为不可能的(正如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按西蒙娜•薇依的说法)。 “雅典与耶路撒冷”,这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看到的两难困境,舍斯托夫选择了耶路撒冷,斯特劳斯却发现其中存在不可解决的冲突。 为什么当代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热衷于精神的冷淡,热衷于那些小小的、俏皮的玩笑,热衷于优雅、有时甚至是令人愉快的虚无主义?
用什么语言写作真的那么重要吗?任何一种语言,只要用得好,难道不是一样能够打开通往诗歌的门,向我们揭示世界吗?写作的人通常独坐,面对蛮横地反盯着他们的空白纸或暗淡的电脑屏。他们都是孤独的,如果不计这样的事实,即他们为他人而写作,而不是为自己。既受益于传统的鼓舞,又承担其妨害,那些已逝者声音的喧哗,他们试图深入到未来的年代,现在却保持沉默。他们想要表达的思想,似乎属于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内在的吼声像是火、风和水之外的一个元素。
作家是孤独的,表达喜悦或悲伤。他的探索的见证者,既不是护照办理处,也不是大学的文法专家,只是太阳和死亡——这两种力量,用拉罗什福科的话说,我们都不能正视。
(李以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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