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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
18、19世纪曾被人们称做“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在20世纪，不仅有一股名副其实的批评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了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近几十年间，文学批评还形成了许多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念。甚至在19世纪后期，除英、法两国外，文学批评还只有一种地方性的影响，而在那些不久以前还被看做处于批评思想外围的国家，在克罗齐之后的意大利，在俄国，在西班牙，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在美国，现在到处都能听到文学批评的声音。任何对20世纪文学批评的巡礼，都必须注意文学批评这种地域的扩展和同时产生的批评方法的革命。人们意识到，面对着汗牛充栋的作品，我们必须掌握一些取舍的原则。 非常明显，即便在今天，许多文学批评仍旧沿袭着过去的方法：围绕着我们的是批评史上的遗风、残余，有的甚至主张重新回到过去的年代。联结着作者与公众的一般书评，采用的依然是印象式的描述或根据趣味武断地下结论的陈旧方法。历史研究对文学批评仍然有极大影响，将文学与生活作简单比较的方式也远未消失：人们依然根据或然性的标准与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状况的准确程度来评价现代小说。在所有的国家，都还有作者而且常常是优秀的作者，在采用着明显带有19世纪的批评特征的方法：印象主义的鉴赏，历史解释，现实主义的比较，等等。让我们回想一下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迷人的、令人回味无穷的论文；回想一下凡·威克·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描述昔日美国那些充满怀恋之情的简洁的速写；回想一下那些分析美国近代小说的连篇累牍的社会批评；此外，我们还要提到文学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它帮助我们对文学史上几乎所有时代和作家有了更好的了解。然而冒着某种被人指为不公正的风险，我将在下面描述另外一些在我看来是20世纪出现的新的批评潮流。 首先，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在20世纪批评中产生了某些超越国界的国际性运动，即使它们最初产生于某一个国家。此外，从一个广大的范围来考察，人们会惊异地发现，20世纪很大一部分批评在其目标和方法上却明显地相似，甚至在那些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的地方也是如此。与此同时，人们还会看到，在文学批评中民族特征显得多么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广大的西方思想领域，从俄国到美洲国家，从西班牙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处都出现了各种逆流，各个民族顽强地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 文学批评中的新潮流，当然也植根于历史，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完全独创；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批评中区分出至少六种新的基本的潮流：1.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2.精神分析批评；3.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4.一种新的有机形式主义；5.以文化人类学成果与荣格学说为基础的神话批评；以及6.由存在主义或类似的世界观激发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批评。我将按照上面的顺序逐一讨论它们，这个顺序大致也反映了这些批评潮流出现的时间顺序。 在文学趣味和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从19世纪现实主义批评中发展起来的。在文学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过一些片断的论述，但作为一个系统的学说，它只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才产生。德国的梅林（FranzMehring,1846—1916）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批实践者。但是从后来苏联的教条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颇有离经叛道之嫌。梅林和普列汉诺夫都承认艺术的某种独立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决定美学问题、为作家规定题材和风格的教条，不如说是一门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客观科学。 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晚近才在苏联发展起来的，直到1920年代，俄国仍然存在相当可观的理论上的百家争鸣。只是到了大约1932年，一种号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统一理论才被炮制出来并被强制推行。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一方面要作家准确无误地再现现实，成为一个描绘当代社会并洞察其结构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要求作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在实践中意味着他不应去客观地再现现实，而必须用他的艺术去传播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党的精神和党的路线。苏联官方理论家宣称，苏联文学必须是“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劳动群众的工具”。这个要求与斯大林说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完全吻合。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文学变成了公开的说教和理想的描绘，这种理想化要求文学不是依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应该有的样子向我们展示生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懂得，艺术是通过性格和形象、行动和情感产生效果。受到密切关注的“典型”这一概念，是架设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桥梁。典型不是简单地指平均数或代表，而是意味着理想的范例、楷模，或者简直就是人们应当在实际生活中仿效的英雄。苏联美学专家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宣称，“典型是在艺术中表现党的精神的基本领域。典型问题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俄国的文学批评几乎都是对性格和典型的批评。如果作家被指责为没有正确地描写现实，实际就是说他没有充分地表现党的作用，没有描写某些足以讨人喜欢的人物。此外，苏联的文学批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高度的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的，不允许来自国外的丝毫影响，比较文学变成了禁区，文学批评成了党严明法纪的喉舌。甚至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程和经济动因的正统探索在今天也几乎遭到废止。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播到了各国，特别是在1920年代，在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它的信徒和追随者。1930年代初，美国曾出现一个昙花一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知名的鼓吹者格兰维尔·希克斯曾对美国文学作了显然是无关痛痒的重新解释；而伯纳德·史密斯的《美国批评中的各种力量》（BernardSmith,ForcesinAmericanCriticism,1939）则是用社会观点撰写美国批评史的大胆尝试。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绝不限于这一学派的忠实门徒，它在爱德蒙·威尔逊和肯尼斯·伯克思想发展的某些阶段也能看到。英国的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幻想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心理分析三者奇妙的混合，是对个人主义文明和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的嘲骂。然而，今天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生于1885年），他是一个匈牙利人，但其著作绝大多数是用德文写成的。他把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其渊源——黑格尔哲学——的深刻把握和对德国文学的真知灼见联系在一起。他的许多著作，包括才华横溢的《歌德和他的时代》（1947）和《历史小说》（1955），依据现实主义观点重新解释了19世纪文学的进程。这些著作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然而又不乏对文学价值的敏锐感受。
在揭示文学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马克思主义独擅胜场。上面提到的六种批评潮流的第二种，即精神分析批评，尽管其出发点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却致力于同一个基本的目标：透过作品的外表理解其内涵，即揭示作品的意义。弗洛伊德本人提出了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几个主要母题。照他看来，艺术家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他通过创作过程使自己免于疯狂，同时也规避了任何真正的治疗……
（摘自[美]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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