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诗的读者，不管有多少总是少数

诗的读者，不管有多少总是少数

奥克塔维奥·帕斯

　　所有关于诗歌的思考都应以这个问题开始或结束：多少人、哪些人阅读诗的书籍？我指的是诗篇，而不是诗歌，因为对于后者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而对于诗篇这个词的含义却是不难统一的：一种词汇组成的事物，注定要包含或说出一种触摸不到的、难于言表的、被称作诗歌的本质。问题是双重并且和统计连在一起：多少人？又与社会学有关：哪些人、哪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阅读诗作？在类似的问题面前，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其一本书的赠言做了回答：“献给无数的少数人。”名词“少数人”就把读者的数目缩小到了司汤达“幸运的少数”，但形容词“无限”又将它扩大了：少数人变成了许多人。多得难以胜数，像所有“无限的”一样。希梅内斯以不可度量的少数来对抗可以计算的多数。从逻辑上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无限，就不是少数，如果可以计算，就算不上无限。另外，如果是无限的，那也就成了多数。两个无限，两个无数？那是太多了：一个就足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简直说就是要我们的命。

　　那句话可以有另一种含义：诗的读者，不管有多少总是少数，既单独又集体地参与无限之中。何谓无限？即无法量化或者不可能度量与计算之物。阅读诗作的许多少数人沉浸在不可度量的种种现实之中，并在那些语汇的镜子中，发现着自身的无限。一首诗的阅读使读者与一个人际领域联系起来，而就其本意来说，这个领域是无限的。这种接触几乎总是短暂的。有时用五个单词即可概括：

　　一只鸽子倾听别处的雨声

　　无论多少，诗的读者向来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或许除非历史的黎明时期或者在我们所谓的原始公社制内。按照某些人种学家的说法，就在几年之前，在赤道美洲的原始森林中，当夜幕降临时，男人和女人们便在篝火周围集合起来，陶醉地聆听神仙的故事以及部落的族谱。通过那些神话，它们是诗歌故事的素材，聚集在一起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自已无论在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时间里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为死去的祖先也是部落的成员。在篝火的照耀下朗诵那些讲述世界和人种起源的诗篇使这种关系更加生动，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在实现这种关系，是在将它变成现实。在一个或两个小时中，部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诗的公社，它包括着活着的人，也包括死去的人。

　　然而，从历史本身开始时起，或者说，当人类抛弃了新石器的村落而开始在城市生活的时候，原始的集体就分崩离析了，分成了不同的阶级，职业和群体：农夫、手工业者、士兵、教士、贵族、君主。就连宗教信仰也产生了分岐：一个是陶工的信仰而另一个是神学家的信仰，一个是法官的信仰而另一个是奴隶的信仰。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多样性是与社会分工相适应的。开始时，诗歌与宗教，科学与巫术，歌唱与舞蹈是同一回事；随着每一门艺术自立门户和每门知识的自成体系，群体、传统和公众也瓦解是。在一种文化内部的次文化的多重性意味着不同的少数人的共处，一些人爱好诗歌，另一些爱好音乐，还有的爱好天文。这些少数人是相对的、起伏不定的，有时会变成多数，尽管就成了一种幻象；多和少，多数人和少数人，都是在挥发的概念。

　　不同的少数人的共处并不排除——相反却包括——他们之间的交流。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无形然而却是实在的编织物：一个人民的文化。在每一种次文化上面——同样在其下面——都有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信仰的习惯。这是每个人民的根底——精神的、思维的、情感的；同时，又是艺术的基础，尤其是诗歌的基础。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人类在这些艺术作品中相互辨认，因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其隐蔽的整体的形象。就连在表现芸芸众生和不同社会的瓦解与裂变时，就像现在诗歌与小说所发生的那样，它们都是一种消失了的制度的象征。因此，作品在开始时有多少人阅读无关紧要；对于一个无论多么小的群体的集体记忆的维护，对整个共同体来说，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圈。有了这些救生圈，传统和文化就能渡过时间的海洋。

（节选自帕斯《批评的激情》，赵振江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