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人谈散文 | 庞培、于坚等

秘语&摄影/清溪

文学批评

庞　培：

散文历来属普通、最普通的文体，就像老婆、傍晚、菜市场、一杯白水；是一个人的日常起居，被忽略到肉眼看不见的程度，却又丝丝入扣、珍贵至须臾不可缺。一个人可以没有情人（诗歌），但却不能够缺失掉老婆。而小说，则是这一对多年相伴的夫妻生养出的儿女。事实上，一部文学史像极了生理遗传学史：儿女痴呆或优秀，有时，或可跟父母无关，但却一定会有因果血缘在里面。

中国散文之强健辉煌，如同待发现的曾侯乙墓，迄今不能被世人识读。原因之一：中国人不再叫散文“文章”。文章一说，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衰亡，同时衰亡的犹有传统古老的乡村社会。大概，跟人一样，“文章”一词也被土改掉了。

在大的范畴，古代诗歌亦隶属“文章”之心的精妙空间。此空间最瑰丽星云，乃中国笔记小说。

世世代代，中国小说乃中国散文的《儿女英雄传》。

（原载《红岩》2015年第一期）

文学批评

周伦佑：

在我个人的“介入写作”诗学中，我一直持有一个观点，认为思想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

在许多人看来，历史是抽象的，因而我们个人是无法介入它，干预它，进而改变它的；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完全无能为力。而我眼里的历史却是具体的，由一个一个的面构成的。许多历史真相可以被长久遮蔽，许多历史事实可以被任意篡改，就证明了历史的某种可变动性。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在揭示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方面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在面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时，我不会被它的那种形而上的抽象性所蒙骗，因为我对它的那种整体的抽象性视而不见，我看到的是由一个一个的面构成的历史，我看到的是具体的历史。以现当代史为例，我把它具体分解为：文学史（现代、当代）的某一个方面、思想史（现代、当代）的某一个方面、诗歌史（现代、当代）的某一个方面，以及“文革”史、“反右运动”史等等。这些历史的具体面，由于摆脱了抽象性的控制而呈现为更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我们可以亲近、勘察、证伪的东西；被遮蔽的真相因而可能被我们发现，被篡改的真实因而可能被我们所揭示。我所说的“介入即是去除遮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写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具体面、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介入，还原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的真实，使历史呈现出新的面貌，就是在以自己的思想改写历史、改变历史。作家个人思想的力量以及写作的有效性，由此得到确认和彰显。

（原载《红岩》2015年第三期）

文学批评

大　解：

近几年，除了写诗，我还写过一些寓言。我试图通过荒诞性来解析这个世界，躲开物理的经验，从精神之路绕到生活的背后去，或者说穿透生活，看看它背后的东西。这种追查带有侦探的性质，试图发现日常经验所遮蔽或者被忽略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错误地以为找到了通往生活背后的途径。但仔细分析以后我发现，生活只有现场，不存在背后。我所触摸到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非理性，而非理性也是生活的元素之一。

给生活下定义是困难的。生活是当下事件的总和，在庞杂和紊乱中保持着自身的秩序。我们从事件堆积的现场很难找到生活的核心，也难以在它的运转中稍作停留，正是这些构成了生活常新的本质和魅力。我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努力并非完全是失败的，在此过程中，我歪打正着地发现了非理性可能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诗性的部分。文学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应该有揭示和呈现它的义务。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被纷扰的杂事所纠缠和蒙蔽，按照常规去处理日常的事物，往往把非理性排除在逻辑关系之外。实际上任何事物稍一扭曲、拆解和重组，都会改变它原来的结构，表现出新的形态。我通过寓言发现了许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构成了生活的多重性。可惜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习惯于迁就表面化的东西，不愿意往深处和远处走，忽略甚至从来都不曾想过，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超常的有趣的层面。

基于生活只有现场这个基本的事实，通向生活背后的道路也将返回到生活现场，把非理性融入到自身的伦理之中，构成生活的完全性和饱满性。因此，不管寓言中的故事多么荒诞离奇，也不会超越生活或走到生活的外边。生活没有之外，只有全部。我甚至认为，历史也在生活的现场，只是时间把它推向了远方。在“远方”和“此在”之间，是无数个“当下”在排列和延伸，与我们身处的现场接壤，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引入时间这个向量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出活剧，人们依次出场，然后隐退。因此，生活永不凝固。在生活的全部流程里，只有先后，没有背后。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都是活的。按此推理，历史中不存在死者，只是出场的时间和顺序不同而已。

文学的功能是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从中发现真理并反过来映照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企图绕到生活背后的野心不是一种妄为，而是一次小心的试探。为此，我从两条路进行过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两种方式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生活嘲弄了探索者，但文学却不必为此而羞愧。我没有找到生活背后的东西，却发现了生活中原有的秘密，隐藏在每一个细小的事物里。生活的现场是如此庞大而活跃，处处都散发着生机，只要我们迈步，就会出现奇迹。

（原载《红岩》2015年第一期）

文学批评

于　坚：

散文在中国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散文就是文章，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基于中国道法自然，随物赋形的哲学思想，为它种语言所不多见。散文是最基础的写作，也是最开放，最具有创造空间的写作。散文没有边界，怎么写都行。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文章基本上是散文，黄金时代作品的杰作都是散文。但在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小说兴起，散文在汉语写作中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散文不是什么轻骑兵，而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我认为，伟大的散文其实在一切写作之上。

（原载《红岩》2015年第五期）

文学批评

何小竹：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尝试不同文体的兴趣。尝试了几十年，觉得散文是最难写的。写诗写小说乃至写剧本，作者都可以藏起来，藏在词语的背后，藏在人物或故事的背后。但写散文的时候，作为作者，你无处可藏。你的思想、境界、趣味，乃至人品，都会在字里行间暴露无遗。当然，聪明的人，有才华的人，也可以藏。但是，无论你怎样藏，都躲不过明眼人的眼睛。举个例子，胡兰成，我知道有不少人喜欢他的文字，但我读了之后就很不喜欢。他的确有学问，对人情世故也十分练达，遣词造句也颇有韵味和特色。他谈历史，谈国家、民族，谈宗教和文化，这些“大问题”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是个很通透的人，尽管言谈间也显露出一些聪明、机智的卖弄。但就是当他谈及“小问题”的时候，比如与张爱玲的私情，那种“皮袍下藏着的小”就彻底地暴露出来。

所以，散文难写，不是难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难在写的人，即你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文章有什么问题，不如说是自己在做人上存在着问题。但做人的问题，单靠写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做。做好了，自然就写好了。所以我觉得，人在年轻时和年老时，是比较适合写散文的。年轻时也许文笔幼稚，用词夸张，但还不失真诚。而年老时，该明白的已明白，该改正的已改正，加上无欲则刚，也容易表露真诚。最不堪的应该是中年吧。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具欺骗性的，包括对自己的欺骗。貌似成熟，有经验，有见识，实际上心有千千结，被各种欲望所支配，被诸多利益所折磨，难舍难分。以此境况和心态行诸文字，其境况和心态必然于文字中流露出来，藏是藏不住的。但这个年龄段的人偏偏害怕这样的流露，总想藏起来，结果是越藏越伪善。我也正当中年，对此深有体会。当然，以年龄说事，并不准确和全面，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或者说，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和观察，难免偏颇。比如有的人直到老年，由于内心并无省悟，习惯性的文过饰非，也是常见的。

有人说，《圣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散文。我相信。只是我对《圣经》并无研究，所以无法言说，其好在何处。也有人说，《史记》是世界上最好的散文。我也相信。而且，作为中国人，对《史记》并不完全陌生，但仍然因缺少研究，无法言说《史记》的好，究竟好在何处？不过，从他人的言说中，我大致可以猜想出，《圣经》与《史记》作为散文的典范，应该与其朴素、真诚的文风有关。这种朴素、真诚的文风，与作者的人品和人格有关，即它们的作者便是朴素、真诚之人（不是圣徒也接近于圣徒）。这也让我更加觉得，散文难写，写作散文的门槛太高。但我也不因此而完全悲观。我还是想继续尝试这种文体，通过写而知不足，就当它是一面镜子吧。

（原载《红岩》2015年第五期）

文学批评

汗　漫：

喜欢博尔赫斯的一个观点：“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复杂形式。” 我希望自己的散文应该是围绕诗歌这一核心蔓延而去的广大地区。它应当是对于生活和灵魂的独到发现（discover）——除去（dis）遮蔽（cover）。它应当是一个写作者的精神自传，必须诚实、准确、独一无二。反对大量时尚散文上所充斥着的知识、脂粉、谄媚、狭隘、自闭、平庸。笔尖移动，使种种混沌暧昧的事物泄露出内部的光线，像一个矿难中的遇险者借着笔尖这把铁锹，一字一字开掘出通往地面的道路——写，就是逃生。

（原载《红岩》2015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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