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

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失败的战争（节选）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

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有一些声音围绕在我身边，数以百计的声音。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玩耍，但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聚在农舍变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的声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都没有丈夫，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村里几乎就见不到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是死于前线，有些死于后方和游击队的战斗。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在女人的世界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谈论爱，而不是死亡。她们会讲诉心爱的男人上战场的前一天，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她们会谈论如何等待男人回家，她们仍然在等待。很多年过去了，但她们继续等待：“我在乎他失去了胳膊还是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想我从童年就知道什么是爱了。

福楼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一直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成长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某种程度上破碎了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发声，但人类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

（资料来源于网络，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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