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

诗人波德莱尔的墓安在巴黎的蒙巴那斯公墓，我在一个春天的中午走进了这个墓地，去找波德莱尔。我认识他太早了，１９７６年，我正在昆明城里狂热地写诗。读不到什么书，书都是地下传阅的，传到你手里的是哪本书，你就读哪本书。有一天，一位朋友从一个单位的内部阅览室偷出来一本书，是朱红色硬壳的精装本，叫做《１７、１８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言论选辑》，是供批判用的。他先贼精精地给我看一眼书名，马上又把书藏到书包里去，示意我跟着他，去到他家阴暗的小阁楼里，拉起窗帘，开了灯，他才把书拿出来共同翻看，正文前面的批判文章，瞟都不瞟就翻过去，我一目十行，立即看出这是一部金玉良言之书，无数哲学家、作家、诗人关于人性的言论都一段段摘抄下来，非常精辟，每每一语中的。我那时正是一热血青年，２０岁才出头，这个书对我来说，犹如圣经。好说歹说，朋友愿意借我看这本书，只给３天，而且一再交代，不能被大人发现，这个书是内部批判用的，如果发现流传到社会上，还盖着公章，事情就非同小可。那时侯，每家的大人好像都是组织派来的，根本不会原谅自己孩子私看禁书，会给大人惹出大麻烦的。那本书有一块砖头那么重，又要看它，又要藏着它，我很是废了些周折。常常看得满头大汗，刚刚躲在自己床上翻几页，家人就来叫去做家务事，就得赶快塞到床底下，下次，又要钻到床底下去找出来。我并且还决心要把它全部抄一遍。我最后没有时间抄完这本书，但书看完了，永远地影响了我，作为那时代暗藏在国家与革命底下的一个人道主义者，我更坚定了。就在这本书里面，我在一个注释里读到了波德莱尔的一句诗，那时代要读到一行诗，就像要在沙漠里面翻出一块金币。不太记得原文，那句诗的大意是，蔚蓝海水比我的丑恶灵魂干净。我非常震撼，在此之前，我从未这样思考过自己，这个诗人竟敢于说自己的灵魂是邪恶的，我从未自我审视过自己的灵魂，我有灵魂吗，我一直以为那是一颗红心。其实灵魂是某种与我无关的东西，在１９７５年，无论是国家话语还是私人话语，根本没有“灵魂”一词生存的语境。那时候的口号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大人们为此写了无数的检查和交代。看见波德莱尔的诗后，我立即明白他说的灵魂与那个大家都在说的灵魂不是一回事。１９７５年某一天，我，一个毛时代的革命后生，成了一个有灵魂的青年。我不知道这个波德莱尔是谁，但我再也不能忘记他，直到多年后，我看到他的《恶之花》，看到他摄于１９世纪某日的照片，忧郁的中年男子，灵魂活现，永不消失的幽灵，经常出现在我内心的镜子上。老实说，当年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忧郁，他不是一个西方诗人么，他不是彼岸的幸运儿么，在２０世纪的许多时间中，西方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那是绝对的政治正确、美学正确、生活正确，而他似乎为这种正确所窒息。他的作品是会生长的，你要在时间里阅读他，像一棵树那样生长着去阅读他。后来我渐渐明白，有一种正确是令所有的天才压抑的，它没有国界，也没有具体的母语。波德莱尔的诗歌不只是法国诗歌，也是中国诗歌，而且在今天，越来越成为中国诗歌。

－波德莱尔的墓－

我来了，但找不到那幽灵的寓所。阳光明媚的春天，风里面还夹杂着些寒冷。墓园里乔木葱茏，枝摇影动，无数的墓碑高矮参差，枯萎的花朵倒在墓碑前。我是依靠旅游手册来找，毫无头绪。忽然，也许，我感觉是从那些墓碑里跳出一个小老头来，双手别在裤兜里，哼着什么，在我面前站住，歪着头。我就知道他要帮助我，我把写着波德莱尔名字的那一页给他看，他一耸肩，立即把我领到波德莱尔那里，就消失了，仿佛钻进墓穴去了。波德莱尔的墓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大地写着他的伟名，墓碑也没有那么高大，很不起眼。就像他在世的时候，很不起眼。那墓碑第一个名字是他家的一个什么人，上校先生，诗人波德莱尔的名字夹杂在一堆凡人的名字之间，某人的侄子，某某显考的外甥之类，这是一个家族合葬的墓。

墓碑前面有些干掉的花，最近显然没有人来过，一些写着字的纸条，还有一部已经被雨水浸涤，又干掉的诗集。我拣起来，翻开翘起来的那首，同去的朋友把它翻译给我听：“把搅拌的果汁放下把你的手拿开我已经不能写作”，我把诗集放回原处，站着出神。这世界有些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躺在坟墓里的诗人写下的文字，竟从１９世纪穿过２０世纪，从法语进入汉语，为的是在某一日，使另一位诗人获得灵魂。我有些灵魂出窍，我站在这里，就像一个中年的波德莱尔，比他稍胖。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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