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烈士，被台独用来洗脑煽动仇中
原题：《返校》：历史的寄生虫
作者：方远
我去看了《返校》。在大陆宣布不参加金马奖后，许多台派觉青雀跃于金马奖将摇身一变为「民主自由影展」，《返校》囊括了12项提名。
它的票房确实好，我在一个冷门的时段，找了一家不太知名的影院，也只能买到第一排的座位。
然而，这是少数几部让我看得极为不耐的电影，随着桥段的推进，我越发坐立难安，很想夺门离去。
这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团队并不避讳向外界宣称，其原型是 #基隆中学《#光明报》案。
但电影所堆砌的，是师生恋和没什么逻辑的恐怖吓人。我在想，电影所营造出来的惊悚，其实是历史脉络的替代物，有些事情并不想让观众知道，或者，他们说不出口。
剧中师生组成的读书会，读的是泰戈尔诗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以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师生的情感是透过《雨夜花》这首歌所建立起来的。而剧中一位被捕的老师大喊「国家杀人」，一位学生发出悲怆且哀伤的质疑：「不过就是读几本书而已，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
从而联系到全片的主轴「致自由」──只是读几本书、抄几首诗、画几片叶子，国民党就刑杀镇压了我们的「自由」。
「自由」两个字的背后，却是电影有意无意藏起来的历史。
以下抄录几段基隆中学师生的证言：
──「光复后，我在基隆省中读书时才开始学国语。十分讽刺的是，我在学国语时所学的第一首国语歌曲，即是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还是学校教官教我们唱的。」（延伸阅读：〈义勇军进行曲见证两岸历史连结〉http://blog.chinatide.net/fangyuan/?p=494）
──「二二八事件那年，我念初三，在学校担任学生自治会的学术股长，负责管理自治会图书室里的所有图书。自治会图书室里收藏的绝大多数都是『红书』。我本来就很喜欢看书，在学校成绩也算不错，但我书看得愈多，思想便愈加左倾。」
──「1946年5月，我应邀去基隆八堵基隆中学当事务主任。8月份，#锺浩东 由丘念台和李友邦推荐，接任基隆中学校长。我转任基中训导主任。锺国辉任基中事务主任。初期，我们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团结教职员中的积极分子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朋友，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教职员中秘密组织学习小组，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时事和中国革命问题等。在这同时，我们也对学生进行了启蒙教育，并成立学生会，购买进步书报给学生阅读等。在校外，我们又联络台北等地的进步朋友，筹建「中国民主同盟台湾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便团结更多的进步分子，参加反对美蒋的斗争。」
──「通过考察，我选择班上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指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出版板报，进而秘密成立『民主青年联盟』。我还接纳少数几个优秀学生参加地下党。」
──「据我所知，《光明报》的编印，首先由字写得快又清楚的教学组干事张奕明，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抄录重要时事新闻。然后，基隆中学支部三名支部委员之一的陈少麟老师，根据这些消息，编辑报纸内容。最后，交由男职员锺国员刻钢板、油印。」
──「林英杰负责收听延安发出的电讯，让李絜把记录稿带到基隆中学，交我审稿，排版，再交给锺国员和张奕明刻钢板，然后在后操场山坡上的宿舍或山旁一个洞穴里油印。」
──「我看到吉普车上面坐着几名持枪的宪兵。然后，押房的门突然开了。宪兵班长大声点名：『张奕明，开庭。』我看到张奕明一路微笑着，从容地走出押房。临上车时，她还坚定地呼喊着：『#共产党万岁！』」
（以上摘自蓝博洲着《幌马车之歌》。）
在电影中，进步书籍与延安讯息，变成了情诗小说；
中共地下党组织，变成了单纯读书会；
《义勇军进行曲》变成了《雨夜花》；
「共产党万岁」变成了「国家杀人」。
当然，认同「红色祖国」、左翼革命理想，也全部变成了「致自由」。
台独的历史和英雄在哪里？
电影的叙事和透露出来的史观，最为荒诞的地方，就是寄生在中共与新中国的历史和英雄身上，吸吮着台湾进步烈士的鲜血，滋润着贫乏空虚的「转型正义」与台独史观，不就是历史的一只寄生虫吗？
片中张明晖老师在就义前，告诫着他的学生、也是读书会的幸存者魏仲庭：「总得有人活下去，记得这一切有多得来不易。」
看到这幕时，我心中一直浮现出智利诗人 #聂鲁达（他也是共产党员）的诗作《#献给党》：
「您让我知道要仇恨敌人、抵挡独夫。您使我看见人世的光明，也看到人类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坚不可摧，因为我与您同在，我虽死而犹生。」（全诗请见：http://blog.chinatide.net/fangyuan/?p=176）
这首诗由台湾的左翼作家、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映真译为中文。
我会想起这首诗，是因为聂鲁达所描绘的共产党员为信仰和理想牺牲的「虽死犹生」，与《返校》电影里诉诸为了追究「杀人凶手」的「活下去」，实在是讽刺地令人无语。
说穿了，这部电影就象是促转会的文宣，象是瀰漫台湾的那股「亡国感」──自欺欺人、自己吓自己。
这部电影有句台词流行了起来：「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然而在蓝绿联手压制的台湾历史面前，这个社会其实根本还称不上「忘记」或是「害怕想起来」，因为几乎没有人为了《返校》感动拭泪的同时，真诚地鼓起勇气直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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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位于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1950年代为了「民族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而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烈士。张方远摄。）
一个历史悲剧，三个政党各自解读。
台湾二二八事件是个争议很大的历史事件，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缉私警察殴打一名烟贩并枪杀了一位平民而引发，行政长官陈仪未能妥善处理致骚乱蔓延全岛。3月8日，国军21师实施武力镇压。
当年，共产党，国民党都直接参与，也暗藏着日本残余势力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势力。
在共产党眼里，这是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发起的“二·二八”起义。共产党员起义失败，死伤逃亡。
在国民党眼里，早先是剿灭共匪叛乱叛乱与平定骚乱（两蒋时代），后来是官逼民反（马英九时代）。后来国民党或马英九年年纪念赔罪。
在后来成立的民进党眼里，这是中国人外省人国民党屠杀欺负我们善良无辜的正港本土台湾人，我们要转型正义独立建国，永远不能让国民党执政屠杀欺负我们正港本土台湾人，不能让中国人屠杀台湾人。
2013年10月，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里面特别放了毛泽东后来的题词“虎穴藏忠魂”。纪念的是谁呢？秘密发展与派遣但遭国民党处决的共产党员。
对二二八事件，共产党的史观认为：这是台湾人民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发起的“二·二八”起义。
毛泽东身边的这位叫谢雪红，又名谢飞英、谢氏阿女，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二二八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二七部队”的领导人。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台湾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此时使用化名“蔡乾”）。初期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上百万军队，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的领导人谢雪红，趁机成立了“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组建“二七部队”，但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寡不敌众死伤甚多，随后被迫解散逃亡。
3月8日，中共中央在透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3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台湾自治运动》肯定了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是被迫的、正义的、正确的，接着列举6条对台湾人民起义的具体指示。
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二七部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冈山，毕业于台中农学院。
“二二八事件”真相很复杂，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起义，既是台湾人民的抗暴运动，又是无理智的骚乱，又有台籍日军退伍军人和浪人当街拦路语言检定，不会闽南语或日语的疑似外省平民就被当街砍死，提着日本武士刀挨家挨户搜捕外省人砍杀，其中还有美国势力影响和操纵下少数人的“独立”和“托管”活动，多重交错混杂。
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美国又介入其中。美国驻台副领事葛智超等四处活动，鼓吹“台独”，“散播各种不实谣言，制造各种纠纷，混淆国际视听，致使事件不断地蔓延、恶化。
但是，蒋介石既坚决反共，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事件发生前，蒋介石指示陈仪：“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自然，陈仪等人以“反共”名义而采取的各项举措都易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虽然迅速确定“现时惟有怀柔”，并且先后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湾贯彻这一政策，以“宽大”为要旨，但是他对陈仪函电中所一再流露出来的强力镇压、制裁的意见并未驳正，事实上采取默认态度，对赴台军队的行动方针、任务、纪律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及至军队抵台，产生陈仪滥施捕杀、“台民恐慌”等问题后，蒋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笼，错误已经铸成，纠正无及了。
死伤人数长期有争议。政治立场不同者说法差异甚大。由台湾当局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核查确认的死亡者680人，失踪者179人。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
绿营永不结束的政治提款机
后来成立的民进党，则把二二八当成了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提款机，每年都大搞各种舆论攻势，你们外省人、国民党、中国人多可恶，杀了我们这么多台湾人。可是从来不提，二二八至三月九日这十天，多少外省平民被残杀。 独派人士经常跑到台北“中正纪念堂”上演向蒋介石塑像泼漆辱骂的戏码。
民进党想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所以故意略去了二二八事件里的共产党的军事暴动与国民党的镇压。台湾本省人口占据绝对多数，只要成功挑拨族群对立情绪，就能打击国民党，自己天然占据优势地位而执政。
古往今来的很多历史悲剧，每个政党，都从自己立场与利益的角度，去故意解读，或删除部分事实。得利的一方，则把它当作永不停歇的提款机，刻意删去对自己不利的一半事实，每年挑拨煽动夸大制造仇恨，以此强化自己的选票利益。
正所谓，
仇恨，是最有力的动员。
族群，是最有利的选票。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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