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 | 由“革新诗学”到“改造社会”——埃兹拉·庞德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历时考辩

作者简介

高博，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公共外语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译介学和文化传播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时性角度梳理并分析埃兹拉·庞德的汉籍英译活动，并以他在不同时期所译的具体汉籍为例，从 “ 翻译内 ” 和 “ 翻译外 ” 两个层次，进行译者行为批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庞德汉籍英译的形成是取决于西方的自身需求以及中国古籍文学价值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正是在这种共同作用的引领下，庞德的译文始终徘徊在 “ 求真” 与“ 务实” 之间。但从总体上看，庞德的 “ 务实性 ” 行为比例明显大于其 “ 求真性 ” 行为的比例。

关键词：埃兹拉·庞德；汉籍英译；译者行为；历时研究

引言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 20 世纪西方诗坛上影响巨大的诗人。他一生完成诗作、论文集、翻译文集 70 多部，成为了英美现代诗歌的一座里程碑。庞德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主要原因在于 “ 他几乎倾尽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翻译、吸收与创造 ”（张西平 302）。具体来说，作为译者，庞德不仅翻译过许多中国古诗， 而且还译介了《大学》《论语》《中庸》和《诗经》等多部儒家经典；而作为诗人和批评家，他又以敏锐的眼光不断地从中国传统诗学中汲取学养（高博，从 “ 仿中国诗 ”（1914）到《诗经》（1954） 84-95）。正因如此，有关庞德的汉籍英译成为了国内外学界热议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庞译某部汉籍作品的文本分析、庞德的译介策略与译介模式以及庞氏翻译思想的耙梳等相关问题上。这些研究往往立足于共时性视角，属于静态观察，而鲜有历时的、综合的动态考量。然而，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译者，在四十余年的汉籍英译生涯里，庞德的译者行为是否发生过变化？如果发生过变化，他最初的行为倾向是什么，后来有什么转变？这种变化对于庞德翻译策略的选择有何影响，落实到译文当中表现如何？怎样才能更加深刻地解读庞氏译文？它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哪些启示？针对以上问题，学界虽也有所涉及，但却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 “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作为研究框架， 试图从历时性角度对庞德的汉籍英译行为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在此基础上对其译文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概述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结合翻译内的翻译学研究和翻译外的社会学研究而形成的“ 译者行为 ” 的翻译社会学研究。具体地讲，“ 它是在翻译内将译者看做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将译者看做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是对翻译文本生成的译内环境和译外环境、译文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翻译和非译以及译者行为合理性的解释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 1）。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将译者视为具有能动思维和感情的意志体。意志作用于行为，行为作用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 利用意志体作用的行为和文本可以用来甄别译者角色的变化，检验翻译内和翻译外的表现，检测翻译内的 ‘ 忠实 ’ 和翻译外的理性成分以及检测译者身份和角色与译文文本之间的关系 ”（周领顺、赵国月 88-96）。简言之， 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视域下，译者的语言人和社会人角色均被纳入到考察译本的理性范围之内。其中，“ 文本产生的外部环境因素受到格外关注，译者的社会人角色研究得到加强 ”（唐蕾 86-89）。

      基于上述对译者多元属性的重新认识，周领顺教授提出并构建了“ 求真 — 务实 ” 连续统（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评价模式。该模式 “ 希冀对译者行为和翻译社会化做出客观的描写，借以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动因，即译者行为的社会性动因，帮助认识翻译活动（”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9）。在这里，“ 求真”指的是译者为了实现读者 / 社会的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的行为；“ 务实 ” 则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求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说，“ 求真 ” 是面对作者的，它顾及的是原文的意义，相应地，其译文更趋于 “ 忠实 ”；而 “ 务实 ” 是面对社会的，它更为关注读者的需求，因此其译文多呈 “ 变异 ” 趋势。“ 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而理性的译者处于原文要素和读者要素之间，其理性程度与文本平衡度决定他行为的合理度（degree of rationality）。合理度是建立在求真度和务实度基础之上的，三者是互相制约的关系 ”（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 249）。

埃兹拉·庞德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历时考辩

      庞德一直倡导一种 “ 世界文学 ” 的观念，他希望能够建立 “ 一个抛开时代和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的标准”（高博，埃兹拉·庞德汉诗英译 111-117）。据此， 面对来自异域的文学，庞德总是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因素当作建构自己时代完整思想和行动的材料。他对中国古籍的认识就是基于这种思想。“ 他将汉籍视为其所处时代的‘ 积极因素 ’，视为一种新的启迪，是对文艺复兴之文化的刺激，甚至是 20 世纪希腊古籍的取代者 ”（陶乃侃 36）。可见，庞德对汉籍的重视程度之高。具体来讲，从 1913 年开始，有关中国的文化因素就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论文和诗歌当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庞德不断地阐释和化用汉籍，并对其采用了 “ 摹仿”、“ 创译”、“ 中西糅合 ” 和 “ 自由发挥 ” 等多种译介方式。以下，笔者即利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 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次，剖析庞德在不同时期翻译中国古籍时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

3.1庞德早期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分析

3.1.1翻译外：“ 革新诗学 ”

      初出茅庐的庞德是以 “ 前卫诗人 ” 的姿态出现在英美诗坛的。他先后以新古典主义的意象、激进未来派艺术的漩涡、小说的散文化、音乐的复调和东方的异质文化等概念标新立异，频频挑战保守的批评权威，激荡英美诗坛。在这其中，来自中国的文化元素对于庞德的影响最为深刻。例如，他曾通过创译中国古诗，试图借用中国的文化因子，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合理内核，作为外部的 “ 刺激物 ”，用以革新西方传统诗学，使西方文学逐渐摆脱自身“ 欧美中心论” 的局限性，从而迈向他所主张的“ 世界文学 ”。具体来说，在 20 世纪初期，英国诗坛依然浸淫在后维多利亚伤感的诗风当中， 美国诗人也基本上步英国诗人的后尘。“ 他们崇尚欧洲文化，讲究措辞谋篇，内容上矫揉造作，凄婉多情，有时甚至无病呻吟 ”（蒋洪新，《英诗新方向》 45）。面对如此形势，庞德首先“ 刮起了率直、试验和猛烈反对偶像崇拜的旋风，为了实现‘ 日日新（make it new）’ 的目标，他高屋建瓴，站在 ‘ 世界文学 ’ 的高度，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吸纳世界不同的文学传统 ”（魏家海 205）。就借鉴中国文学模式而言，他在费诺罗萨（Earnest Fenollose）的笔记中偶然发现了中国古诗的诗学传统并从中挖掘出一种新异的诗歌品质：“ 这些诗歌意象凸出，硬朗、明亮……它们不说教，不加陈述，能够突然给人以洞见 ”（Pound 22-23）。中国古诗的诗质契合了庞德倡导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理念。于是， 他便从中精心挑选出 19 首诗歌创译成英文，并于 1915 年以《华夏集》（Cathy）为名结集出版。《华夏集》的选辑多为战争、送别、友情、怀古和风景诗等，其语言简洁， 节奏明快，完全迥异于维多利亚时期传统英诗的陈腐和呆板。籍此，庞德期望改造英美诗歌中的感伤基调，继而转变西方诗学的浮夸风格。

3.1.2翻译内：“ 求真 ” 即是 “ 务实 ”

      诚如前文所述，庞德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所从事的汉诗英译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他还要从翻译中解决他那个时代诗歌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从费氏笔记中整理与翻译的《华夏集》正是要应和他所领导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Imagism）的改革需求。具体来讲，在意象主义运动时期，庞德在翻译汉籍时注重再现的是原文的细节以及单个的词语。“ 这些细节不单是印在纸上的黑白字体，而且是雕刻的意象 —— 这些意象仿佛是刻在石头上的 ”（蒋洪新，《庞德研究》 173）。因此，在《华夏集》中，庞德并未追求对原诗字面意义的全面忠实，而是强调对于 “ 细节的忠实 ”，尤其是对原诗中意象的忠实。这样的翻译思想反映到译文当中，其表现为：庞德对于文本的“ 求真” 是带有选择性的，而他的选择是基于与“ 务实” 的目标和效果相一致的。下面，我们以庞德翻译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 1： 

原文：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庞译：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 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例 1 原诗出自唐代诗人李白之手。这是一首送别之诗，寓离情于写景。具体而言， 作者通过使用大量意象（如“ 黄鹤楼”、“ 烟花”、“ 扬州”、” 孤帆”、“ 碧空”、“ 长江” 等）， 借景抒情，烘托出送友人时的情景和离别时的伤感。庞德的译诗有意仿照原诗结构， 无非是把律诗改译成为现代的自由体诗。此外，在对原诗意象的处理方面，庞德颇为费心。这表现在他非常注意保持对原诗意象的 “ 求真”。例如，他将 “ 故人” 和“ 黄鹤楼” 两个意象直接音译为 “Ko-jin” 和 “Ko-kaku-ro”；将 “ 烟花 ” 直译为 “smoke flowers”，如此等等。庞德对于意象如此刻意地 “ 求真 ”，关键目的在于展现他的意象诗学、示范他的意象诗技，即 “ 以意象为媒介，以比喻为主要传达思想和情感的表现手段 ”（陶乃侃72）。综上不难看出，“ 只有当‘ 求取原文之真’ 是译者翻译活动目标的一部分时，‘ 求真 ’ 与 ‘ 务实 ’ 方可合二为一 ”（周领顺、孙晓星 114-122）。

3.2庞德中期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分析

3.2.1翻译外：“ 介入政治 ” 兼顾 “ 关注文学 ”

      自《华夏集》出版以后，庞德的注意力便从曾经让他欣喜若狂的费氏笔记转移到了别处。这一转变的标志即是他开始醉心于钻研孔子的思想并着手译介儒家经典的 “ 四书”。详细而论，从 1927 年至 1950 年，庞德先后英译完成了《大学》、《中庸》、《论语》以及部分《孟子》。除此之外，在其长篇巨著《诗章》（Cantos）当中，他还频繁地通过阐释和改造儒家思想来宣扬自己的政治观念。这是因为，在庞德看来，“ 西方政体亟需孔子，需要的含义在于缺乏，患病者需要求医，需要某种他不具备的东西，而孔子正是一剂良药 ”（Pound 203）。由此可见，庞德之所以求助于儒家思想，是想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获取一些西方 “ 不具备的东西 ”，从而对症下药治疗西方的痼疾，最终创建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环境。具体到当时的情况：20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过后，西方的政治秩序十分混乱，加上随着 20 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相应的对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体系产生了重大怀疑，欧洲成为了一片杂乱无章、毫无秩序、阴森恐怖的森林。有鉴于此，庞德把治疗和救赎的目光投向了东方传统的儒家智慧，并把它视为拯救西方政治的有效途径（高博，从 “ 走出去 ” 到 “ 走进去 ” 3）。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 介入政治” 以外，此时的庞德并未放弃对文学的关注。具体来说，在这一时期，庞德对汉语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运用‘ 词源隐喻（etymological metaphor）’ 的原理，从汉语的词源入手，试图在这种古老的文字里寻找他所需要的符号美学 ”（祝朝伟 297）。根据这一原理，庞德发明了 “ 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所谓“ 表意文字法”，实际上是借助词典将某些汉字按照其偏旁部首进行拆解，并依照各个部首的象形意义对整个汉字的意义进行重新组合，最终生成新的汉字意义的方法。针对这种特殊的创译方法，赵衡毅教授（241）指出，“ 庞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这种方式信任语言直接表现物象以及物象本身意蕴的能力。用当代符号学的术语来说，他是在寻找文学语言的 ‘ 再语义化（re-semantization）’。” 不可否认，庞德的“ 表意文字法” 在其 “ 四书 ” 的翻译和《诗章》创作中的确孕育出某种独特的美学意味。

3.2.2翻译内：“ 务实 ” 重于 “ 求真 ”

      庞德译介“ 四书” 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偏好。然而，他当年从事翻译时，其本人对中文尚未通透，他所凭借的是前人的译本，主要是法国汉学家波蒂埃（M.G..Pauthier） 的法译本《四书》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本《中国经典》。出于这样的现实， 庞德不得不舍弃对源语文本的 “ 求真 ” 而更多追求的是对文本外的 “ 务实 ”。另外，对于先前的译本，庞德也并不满意，“ 他似乎看不起英译本的儒家经典，将之形容为‘ 丢脸’”（吴其尧 202）。庞德看不起先前的译本是有原因的：“ 首先，他把自己当做是向英语世界、特别是向美国、真正阐释儒家思想的第一人；其次，他觉得以往的译本不合他意，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符（”  203）。鉴于上述理由，庞德认为儒家经典需要有新的译本，而这个译本能够将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期望表达出来。据此可以推见，庞德如此翻译 “ 四书 ” 势必会加剧译本偏向 “ 务实 ” 的趋势。例如：

例 2： 

原文：

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 

如好好色， 

此之谓自谦。

庞译 :

Finding the precise word for the inarticulate heart tone means not to oneself,

a sin the case of hating a bad smell 

or loving a beautiful person,

also called respecting one’s own nose.

      例 2 原文出自《大学》第三章。文中，“ 诚其意 ” 指的是 “ 使意念真诚 ”。这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道德观念。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欺。但是庞德的译文却变成了 “ 为不可言说的心声寻找精确的词语（Finding the precise word for the inarticulate heart tone）”，这与庞德对《论语》中“ 正名” 的理解如出一辙。他认为“ 正名 ” 就是要精确地使用语言，而 “ 精确地使用语言 ”，在庞德看来就是革除弊政，完善统治的基础。从该例来看，庞德的译文与真正的儒家思想相距甚远，他的翻译完全是建立在自己的主观理解和政治需求之上。再如：

例 3： 

原文：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庞译：

He said: if in governing you try to keep things leveled off in order by punishments, 

the people will, shamelessly, dodge.

Governing then by 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ir heart 

and then acting on it(on conscience),

and keeping order by rites,

their sense of shame will bring them not only to an external conformity 

but to an organic order.

      杨伯峻曾引用《礼记·缁衣篇》对例 3 文中的 “ 有耻且格 ” 进行解释：“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杨伯峻10）。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此处，“ 格心” 与“ 遁心” 相对成文，“ 遁 ” 即逃避，逃避的反面应该是亲近、归服、向往（12）。庞德将 “ 格 ” 译为 “an organic order”，强调的是 “ 秩序 ”，显然有悖于原意。不仅如此，他还把 “ 何为则民服 ” 翻译成 “how to keep people in order( 如何使人民有秩序 )”，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将他自己的 “ 秩序 ” 观念强加到孔子思想中的做法。庞德正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他心目中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

      我们再来分析庞德在翻译“ 四书” 时“ 务实” 于“ 关注文学” 这一目标的事实。以《论语》为例，庞德的翻译借助马修斯（R. H. Mathews）的《汉英词典》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汉语字典》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具体来说，他利用 “ 表意文字法 ” 来拆解和诠释汉字，这样解读出来的结果与中国传统对《论语》及其背后整个儒家文化体系的理解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在有些语段的翻译当中，庞德从根本上就抛弃了中国传统的理解，完全跳出文本本身的意义框架，进行主观的自由想象和发挥。譬如， 他把 “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翻译为 “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译文将繁体的 “ 习（習）” 字拆分成 “ 羽 ” 和 “ 白 ” 两个部分，于是 “ 学而时习之 ” 就变成了 “ 学习，而时间的白色羽毛飞走了 ”。再如，将 “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 戚 戚 ” 译 作 “the proper man: sun-rise over the land, level, grass, sun, shade, flowing out; the mean man adds distress to distress”。这里，庞德把 “ 荡（蕩）” 字拆解为“ 草”、“ 水”、“ 日 ” 和 “ 阴影 ”。于是，在他笔下，《论语》中的 “ 君子 ” 形象就被描述成为一系列意象的组合，文本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此可以看出，“ 庞德始终是以一个力求创新的文人身份来做翻译的，而且他还始终把美学的追求放在首位 ”（刘象愚98-105）。

3.3庞德后期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分析

3.3.1翻译外：“ 改造社会 ”

      庞德翻译完成的最后一部汉籍经典是《诗经》，它于 1954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前译汉籍有所不同，庞德在译介《诗经》时，其汉语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 他可以凭借查阅英汉词典来阅读原版《诗经》。另外，亦有中国学者为他研习《诗经》提供了帮助 ”（袁靖 3）。这意味着，相较于其它汉籍，庞德对于《诗经》的理解应该更加准确深刻。具体而言，“ 庞德是把《诗经》当做‘ 中国史诗’ 来看的，他认为《诗经》中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和哲学 ”（吴其尧 212）。不仅如此，在研读和翻译《诗经》的过程中，他还领悟到《诗经》源本的 “ 教化 ” 功能，并意识到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运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上发现激发了庞德改造西方社会现状的决心，并进一步坚定了他“ 以《诗》兴儒”、“ 以儒兴国” 的信念。此外，还有一点颇为值得注意， 那就是“ 庞德一反当时学界普遍重视‘ 风’ 的倾向，他更加推崇的是《诗经》中的‘ 雅’ 和‘ 颂’ 两个部分”（209）。这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出庞德对于社会问题的关切， 亦即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以及渴望 “ 改造社会 ” 的诉求。

3.3.2翻译内：“ 求真 ” 与 “ 务实 ” 的相对平衡

      庞德翻译《诗经》的目的在于借助翻译宣扬西方社会急切需要的儒家道德和品质。《诗经》原文所承载的 “ 诗教 ” 意义也在庞德的译诗当中得到了充分地保留与展现。当然，庞德的保留也是带有选择性的，他并不认同《毛诗序》中许多牵强附会的解诗说法。庞德的翻译注重的是还原《诗经》的 “ 本质 ” 和 “ 气氛 ”（高博，“ 求异存同 ” 131-136），他的译诗力图传递出儒家思想中以 “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等道德标准来“ 修身、齐家、治国 ” 的理念，继而重新构建整个西方社会的伦理体系。因此， 在翻译《诗经》时，庞德更加注重 “ 精神上的求真 ”。这种 “ 求真 ” 虽说不上是绝对的忠实，但却取得了 “ 深层对等 ” 的效果。具体而言，庞德的译诗不一定在字面上完全忠实于原文，他会在细节上对原诗有所改动和发挥，忽略一些他认为无关要旨的内容， 而强化一些他认为能够烘托原诗气氛的细节。然而正是这样的译诗，却能更好地阐发出原诗于传统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儒家诗教内涵。据此我们认为，庞译《诗经》从总体上较好地完成了 “ 求真 ” 与 “ 务实 ” 的相对平衡。以下我们来看一例：

例 4： 

原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庞译：

Splendour recurrent 

in cherry-wood,

in all the world there is 

nothing like brotherhood.

Brothers meet

in death and sorrow; 

broken line, battle heat 

Brothers stand by;

In a pitch they collaborate 

as the ling bird’s vertebrae 

when friends of either 

protractedly just sigh.

Wrangle at home, unite outside

when friends of either are ready of course 

to help either with anything

“short of brute force.”

      例 4 诗句出自《小雅·常棣》。这是周人宴会兄弟时歌唱兄弟亲情的诗，其背后反映出的是古代社会对于家庭关系和谐的注重。该诗一共八章，每章四句，本例节选的是诗歌的前四章。来看庞德的译文：先从形式上看，译诗亦分为四节，每节四行， 达到了与原文高度的一致；再从内容上看，庞德非常重视原诗 “ 兄友弟恭 ” 的题旨并重点予以阐发。具体而言，首先，庞德以法文 “Fraternitas（兄弟情义）” 为诗题，直接点出了诗旨。其次，通过精心选择使用诸如 “stand-by”、“collaborate” 与 “unite” 等表示“ 团结 ” 的词汇，译诗鲜明地揭示出原诗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该例中，庞德也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动。例如，他对原诗第三节 “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一句中的“ 兴喻” 表达方式就做了明晰化处理，以此来贴近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的翻译虽然有 “ 误译 ” 之嫌，但却并没有偏离诗旨，而是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出原诗的内涵。

结语

      吕世生教授（92-97）曾将中国文学 “ 走出去 ” 的历程划分为 “ 误读 ” 和 “ 认同 ” 两个阶段。在 “ 误读 ” 阶段，中国文学外译往往要受制于西方世界的不同需求，其本质是西方国家的自利行为；而只有到 “ 认同 ” 阶段，中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全面彰显。笔者认为，庞德的汉籍英译恰恰将这两个阶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 一方面，庞德的译文时刻关注着西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他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古籍加以借鉴和改造；另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庞德充分认识到中国古籍崇高的美学价值，并自觉地将这种价值挪用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中去。由此说明，庞德汉籍英译的形成是取决于西方的自身需求以及中国古籍文学价值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正是在这种共同作用的引领下，庞德的译文始终徘徊在 “ 求真 ” 与 “ 务实 ” 之间。但从总体上看，庞德的 “ 务实性 ” 行为比例明显大于其 “ 求真性 ” 行为的比例。

END

高博，由“革新诗学”到“改造社会”——埃兹拉·庞德汉籍英译中的译者行为历时考辩，《外国语文研究》2020年第4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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