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雅、胡安江 | 伊维德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作者简介

苏文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化与翻译。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翻译研究。

内容摘要：伊维德是著名荷兰汉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话本小说、戏曲和古代通俗文学研究。多年来，他用荷兰语和英语向世界读者译介中国文学，在西方汉学界产生深远影响。伊维 德非常重视版本，翻译时总是以戏曲的最早版本为底本进行翻译。他还发现了中国古代说 唱文学的重要价值，是西方译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最多的汉学家之一。伊维德的译介活动 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伊维德；戏曲；通俗文学；汉学

      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是荷兰著名汉学 家，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中国文学教 授，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 士（Members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970 至 1999 年，伊维德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中国语言与文化系。2000 年，伊维德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s）教授，后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几十年来，伊维德致力于中国话本小说、戏曲和古代通俗文学研究，用荷兰语和英语向世界读者译介中国文学，出版学术专著、译著 60 余部，成就斐然。他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幽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他还是西方译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 最多的汉学家之一，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15 年，伊维德获得 “ 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 。

结缘中国登译路

      1944 年 11 月，伊维德出生在荷兰达伦（Dalen）的一个普通家庭。当时没人能想到，这个男孩日后会和万里之外的中国结下不解情缘。读高中期间，伊维德表现出对 语言的非凡热爱，认真学习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因有 着不错的语言天赋，他决定在大学继续学习语言，他想学一门历史悠久、至今仍在使用， 且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再三考虑后，伊维德决定学习汉语，因为 “ 汉文化既古老又鲜活，它的语言不属于我知道的任何语系 ”（伊维德 3）。事实上，年少的伊维德对中国知之甚少，他只读过关于中国的两本书。一本是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牡丹》（Peony，1948），另一本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1910-1967）的《大唐狄公案》（Judge Dee）。正是这两本书，激发了伊维德对中国文学的兴趣。

      1963 年，19 岁的伊维德如愿进入莱顿大学，主修中国语言与文化（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专业。莱顿大学是荷兰汉学研究重镇，有着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大学期间系统的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为伊维德之后的汉学研究打下坚实的 基础。五年后，伊维德顺利毕业，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中国话本小说。

      大学时期，伊维德对中国文学和社会学同样感兴趣。1968 年，他获得奖学金去日本札幌的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学习社会学。在修习课程之余，伊维德坚持每天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并发现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1969 年，伊维德申请转学，同年 4 月转入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学习中国文学，并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知名学者田中谦二（Tanaka Kenji，1912-2002）。时值日本学生暴乱，大学停课，田中谦二便为伊维德和几个外国学生组织了元代戏曲阅读小组， 这是伊维德第一次接触中国杂剧。在这期间，伊维德阅读了《杀狗劝夫》，这部生动有趣的喜剧激发了伊维德对元代戏曲的热爱，为他之后翻译元代戏曲埋下了种子。

      1970 年，伊维德回到荷兰，继续跟随导师何四维（Anthony Hulsewé，1910-1993） 在莱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同年，出于对元代戏曲的兴趣， 他和老师迪尔克• 约恩克（Dirk Jonker，1925-1973）一起将几部元代戏曲译成荷兰语。1974 年，伊维德完成了博士答辩，学位论文为《中国白话小说：形成时期》（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博士毕业同年，他和迪尔克 • 约恩克出版了元杂剧集《杀狗劝夫》（Vermaning door een dode hond），收录了萧德祥《杀狗劝夫》、关汉卿《窦娥冤》等五篇元杂剧。

      1975 年，伊维德又与迪尔克 • 约恩克合作翻译了话本小说《美猴王》（De aap van begeerte）。伊维德始终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之后他陆续翻译了冯梦龙《三言》（De drie woorden, 1976）、蒲松龄《画皮》（De beschilderde huid, 1979）、王实甫《西厢记》（Het verhaal van de westerkamers in alle toonaarden, 1984）等一系列通俗文学， 还出版了专著《朱有燉的杂剧》（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 1985），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9 年出版了该专著的中译本。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有一大特点，即在散文式的叙述中点缀大量多种形式的诗歌。一开始，伊维德为了强调叙事的松散和诗歌的对仗，尝试将诗歌翻成押韵诗。然而， 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荷兰语不同，丰富的词汇使汉语更容易押韵，而荷兰语中只有 一两个常见押韵词。若强行让荷兰语也押韵，伊维德就得重新编排诗歌内容，选择生 硬的荷兰语，增添词句形成蹩脚的旋律，丢失诗歌的音韵美。此时，伊维德做出重大 决定，这也成为他之后诗歌翻译的重要策略，即：放弃押韵，改用荷兰语的抑扬格。他将汉语的五言诗变为五个音部的荷兰语诗歌，将七言诗变成七个音部的荷兰语诗歌。伊维德认为，放弃押韵，可以使诗歌的再创作更接近中文的语序和排比等修辞手法。他采用这种方法编译了唐代诗人寒山、白居易和杜甫的诗集，分别取名《寒山诗：禅 诗》（Gedichten van de Koude Berg: Zen-poëzie, 1977）《永恒的悲歌》（Lied van het eeuwig verdriet, 1986）《孤舟》（De verweesde boot, 1989）出版。1991 年，伊维德受荷兰莫伦霍夫（Meulenhoff）出版社邀请，整理并翻译了从《诗经》到清代初期的中国古典诗歌选集，还包括一些赋、词和散曲，取名《中国古典诗歌之镜》（Spiegel van de klassieke Chinese Poeëzie, 1991）出版。《中国古典诗歌之镜》在荷兰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多次再版。

考据版本译元曲

      自 1970 年开始翻译，伊维德已经出版不少中译荷的作品，但他秉承文学作品由目标语言为母语的人翻译最佳的原则。即便他的大量学术论文都用英语发表，他始终未着手中译英的翻译。

      伊维德的中译英历程始于一次愉快的巧合。七十年代中期，伊维德受《通报》（T’oung Pao）杂志编辑的邀请审阅一篇元代戏曲的论文，文章作者为美国汉学家奚如谷（Stephen H. West, 1944-）。两人结识后，发现彼此都对戏曲的表演形式感到好奇， 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合编一本 1100 年到 1450 年间中国表演艺术的资料性书籍。1982 年， 伊维德与奚如谷合作的《1100-1145 间的中国戏剧：资料手册》（Chinese Theater 1100- 1450: A Source Book）出版，学界反响很好。

      有了这个成功的开端，他们决定继续合作，重译王实甫《西厢记》。此前，《西厢记》已有多个英译本，如熊式一（S. I. Hsiung, 1902-1991）译本（1935）、哈特（Henry H. Hart, 1886—1968）译本（1936）、亨利• 威尔斯（Henry W. Wells, 1895-1978）译本（1972）， 这些译本都根据金圣叹批本为底本翻译而成。伊维德与奚如谷选取明弘治十一（1498）年北京金台岳家书坊所刊刻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诠释西厢记》为底本进行 翻译，明刻本是现存最为悠久和完整的《西厢记》插图本。伊维德进行翻译时，对戏 曲版本的选择有独到的见解，他总是尝试提供完整的版本，“ 因为完整的版本能够尽可能反映原文的真实质量”。（庄新 13）他认为，“ 金批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删节过多， 与原著风格相去甚远”（宋耕 46）。据《西厢记》研究专家蒋星煜回忆，早在 1982 年， 伊维德就来华与他探讨过《西厢记》的版本问题，伊维德表示，已经下定决心翻译最 早版本的《西厢记》（蒋星煜 176）。1991 年，伊维德与奚如谷合译本取名《月与琴： 西厢记》（The Moon and the Zither: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出版。译作出版后影响很大，1995 年，译本再版更名为《西厢记》（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他们的合译本 “ 结束了金圣叹 ‘ 第六才子书 ’ 统治《西厢记》西译的局面，无疑是元杂剧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孙歌 32）。

      伊维德秉承忠实原文的翻译策略。在导言中，他明确表示要 “ 毫无保留地为西方 读者提供一种尽可能接近原文的文学翻译 ”（奚如谷、伊维德 130）。他们的译本译出了《西厢记》的所有内容，且尽可能地保留了原作的风格、用字、意象，甚至双关， 是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的、有益的尝试（宋耕  46）。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理解原文，伊维德在译文中添加大量内容详实的注释。《西厢记》开篇还有长达 113 页的导言， 介绍了《西厢记》的背景知识，兼具学术性和知识性，蒋星煜高度评价这篇导言，“ 序文篇幅达一百页左右，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西厢记概论》， 单独出版亦无不可 ”（蒋星煜 330-331）。

      伊维德和奚如谷合作翻译多年，共出版了 7 个合译本，是翻译史上的佳话。2010 年，他们合译了《和尚、土匪、情人及仙人：十一部中国早期戏曲》（Monks, Bandits, Lovers, and Immortals: Eleven Early Chinese Plays），这本书收录了 1250 年至 1450 年间11 部元、明杂剧和南戏，包括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包待制三堪蝴蝶梦》和《闺怨佳人拜月亭》、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郑光祖《倩女离魂》、马致远《汉宫秋》、李行道《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李逵仗义梳财》、无名氏《汉钟离度脱蓝采合》和无名氏《小孙屠》。2012 年，译作《战争、背叛和兄弟情：早期的三国戏剧》（Battles, betrayals, and brotherhood: early Chinese plays on the Three Kingdoms）出版。次年，《杨家将：四部早期戏曲》（The Generals of the Yang Family: Four Early Plays）出版。2014 年，《< 赵氏孤儿 > 及其他元杂剧》（The Orphan of Zhao and OtherYuan Plays）出版。2016 年，他们又合译了《三国志》（The Record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Plain Language）和《鬼魂、魔鬼和怪物：明代超自然宫廷剧》（Ghosts, Demons, and Monsters: Ming Court Plays on the Supernatural）。

      伊维德与奚如谷或其他学者合译作品时，首先将原文分工，各自翻译完成初稿。然后校阅对方初稿，将中文与译文对照并逐字逐句校对，修改错误，这样的校对需要进行三四次。最重要的是，他们时常需要当面讨论，寻找更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直至双方都满意。伊维德曾坦言，“ 对于时间紧迫的翻译任务，合作翻译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刘翔、朱源 81），所以当他把学术和翻译兴趣转到中国说唱文学后，主要译著都是个人独译。

慧眼独具译说唱

      伊维德是英译中国说唱文学的集大成者。说唱文学又名讲唱文学，以说白（散文） 来讲述故事，同时又以唱词（韵文）来歌唱，使听众享受着音乐和歌唱之外，又能够 明了故事的经过（郑振铎 6）。到目前为止，伊维德已经出版说唱文学英译作品十三部， 成为英语世界中译介说唱文学最多的汉学家。他的译作不仅数量可观，种类也十分丰富， 包括变文、宝卷、子弟书和弹词等主要说唱文学形式。

      2000 年，伊维德出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他在讲授说唱文学课程时发现目前欧美学界关于中国早期说唱文学的研究材料较多，但缺少关于明清说唱文学的研究材料，尤其缺乏一流的英译本。于是，他决定选译一些中国传奇故事如民间四大传说和宝卷。伊维德有意呈现传统故事的多个版本。受社会学影响，他 “ 感兴趣的正是这些传说故事的演变过程：不同地域、时间、文体以及作者对故事叙述的影响 ”（刘翔、朱源 79）。他希望西方读者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伊维德翻译了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孟姜女的故事因距今二千多年，年代久远，加上南北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传播的过程中演变出多种版本。伊维德搜集到 10 个版本，5 个版本来自清末民初的城市印刷本，另 5 个版本来自近几十年来在农村收集的口头表演写作的文本，它们代表了不同的体裁、地域风格、年代和内容，体现了民间传说的地方性特色。伊维德细读作品时发现其中许多细微差别，于是将搜集到的 10 个版本全都翻译，力图给读者呈现原汁原味的说唱文学作品。2008 年，伊维德编译出版了《孟姜女哭长城的十个版本》（Meng Jiangnv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 Ten Versions of a Chinese Legend）。

      2019 年，他翻译了《香山宝卷》与《善才龙女宝卷》，合并取名为《孝道与善报 —— 董永与织女的传说及相关文献》（Filial Piety and Its Divine Rewards: The Legend of Dong Yong and Weaving Maiden with Related Texts）。此后，他陆续出版了《化蝶：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四种版本及相关文献》（The Butterfly Lovers: The Legend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Four Visions with Related Texts, 2010） 木兰从军：中国传奇的五种版本》（ Mulan: Five Versions of a Classic Chinese Legend with Related Texts, 2010）以及《天仙配的变异：革命时期（1949-1956）的地方戏曲》(The Metamorphosis of Tianxian Pei: Local Opera Under the Revolution (1949-1956)，2014)。

      伊维德还翻译了多部宝卷。2008 年，他出版了《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的两种宝卷》（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 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香山宝卷》是我国最早的宝卷，美籍华裔学者于君方认为该译本 “ 使《香山宝卷》真正走入英语读者的视野 ”（转引自金倩 18）。之后，他陆续出版了《白蛇和她的儿子：英译〈雷峰宝卷〉和相关文本》（The White Snake and Her S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under Peak with Related Texts, 2009）以及《天堂中的不朽少女：甘肃西部的其他宝卷》（The Immortal Maiden Equal to Heaven and Other Precious Scrolls from Western Gansu, 2015）。有关包公故事，伊维德编选《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八个包公故事出版了《包拯及法律规则：八种说唱词话（1250- 1450）》（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 Eight Ballad-Stories from the Period 1250-1450, 2010）。涉及地方民谣，他出版了《江永的女英雄：女书中的中国民谣》（Heroines of Jiangyong: Chinese Narrative Ballads in Women’s Script.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与《热情、贫困与旅行：传统客家歌曲与民谣》（Passion, Poverty and Travel: Traditional Hakka Songs and Ballads, 2015）。

      伊维德在译作中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副文本，包括译序、导言、附录、注释和文献等。他通过大量副文本呈现故事背景从而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原文。比如，在译本序中， 伊维德阐述翻译作品的目的，在导言中，他介绍说唱故事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翻译说唱文学唱词部分的韵文时，伊维德采用之前用荷兰语翻译中国诗歌的翻译 策略，进行无韵化处理。英语与荷兰语类似，押韵词较少，如果用韵体诗翻译中国诗歌， 必须进行 “ 改写 ”。韵文中的七言诗，伊维德采用英文中七音部诗来翻译，而不是七音节诗体，并通过排版尽量在形式上和原文统一。

别开生面著文史

      作为知名汉学家，伊维德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在于海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早年的社会学学习经历让他有着不一样的文化观，并从物质性角度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他认为文学史中最根本的变迁不是政权更迭，而是技术变革。1985 年，伊维德与汉乐逸（L. Haft，1946-）主编的《中国文学导读》（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在海外汉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这本书创新地引进文化史和印刷术的概念来替代传统文学史以朝代和文体分期这两大主导思维。他们在书中划分出四个主要时期：即从骨骼与青铜上的篆刻到纸张发明的时期（直到公元 100   年），纸张发明之后的文学手稿时期（公元 100-1000 年），雕版印刷文化时期（直到 19 世纪末期），工业印刷时期（从 1875 年到 20 世纪末期）（庄新 16）。《中国文学导读》通过文学物质载体的革新，即造纸术的发明及印刷术的改进来论述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进，有别 于多数传统文学史以朝代更迭作为文学划分的方法。伊维德始终考虑目标读者的实际 情况，他编写《中国文学导读》时，将读者定位为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背景的本科生， 为他们提供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概况，若文学史按传统朝代分期进行编写对他们作用不大。

      在中国早期戏曲研究方面，伊维德与奚如谷合著的《中国戏剧资料：1100 年－ 1450 年》是西方了解中国戏曲的重要资料，该书系统梳理了宋、金、元到明初期的戏曲及演出资料，收录了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元刊本《紫云亭》以及朱有燉《复落娼》《香囊冤》《蓝采和》共五个戏曲英译本，同时附录相关文献资料。在论文《我们读到的是 “ 元 ” 杂剧吗 —— 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中，伊维德从元杂剧版本流传和变异角度指出我们读到的 “ 元 ” 杂剧与元代的演出脚本相去甚远。伊维德还参编了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 1943-）主持编写的《哥伦比亚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1)，在专论戏剧的部分负责撰写包括元明清三朝长达七个世纪的传统戏剧。2018 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伊维德卷》，集结了伊维德戏剧研究的代表性论文。

      作为西方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领军人物，伊维德多次将说唱文学编入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导读》的第 23 章 “ 表演文本和口头文学 ”（Performance Texts and Oral Literature），伊维德专门论述了说唱文学。八十年代初，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1943-）最初编写《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时，并未考虑将说唱民俗叙事纳入其中。伊维德得知后，强烈建议倪豪士加入说唱文学部分，这一建议终被倪豪士采纳。到了哈佛大学任教后，伊维德参与撰写宇文所安（Steven Owen, 1946-）和孙康宜（Kang-I Sun, 1944-）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单辟一章系统论述 “ 说唱文学 ”（prosimetric and verse narrative）。《剑桥中国文学史》总体上按年代顺序编写，宇文所安撰写 “ 文化唐朝 ”、奚如谷撰写 “ 金末至明初文学 ”、王德威撰写 “1841-1937 年的中国文学 ”，唯有伊维德撰写的 “ 说唱文学 ” 一章例外，以单一文体开辟一章，十分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

      除此之外，伊维德在近些年也开展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女性书写的文学未被学界重视。伊维德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文学史，将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在“ 正典” 之外，女性作家们的文学活动亟待关注，对她们的研究有助于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去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与管佩达（Brata Grant, 1954-）合作选编《彤管：中华帝国时期的妇女文学》（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a Imperial China, 2004）。2005 年，伊维德与李蕙薏（Wai-yee Li, 1959-）、魏爱莲（E. Widmer, 1966-）等合编了《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2009 年，伊维德与方秀洁（Grace Fong, 1948-）合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

      在莱顿大学读书时，伊维德就非常渴望来中国。1978 年，他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 圆了多年中国梦。此后，随着伊维德汉学研究的深入，成果更加丰硕，他多次受邀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多所中国高校参加学术活动，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讲学享获众口交赞。伊维德曾说，“ 翻译是将一种外国文化介绍进本国的最好的办法 ”（庄新 13）。五十载春秋，伊维德醉心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研究和翻译，韦编三绝，译著等身。如今，退休后的他依然笔耕不缀，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和译作，推动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传播。

END

苏文雅、胡安江，伊维德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外国语文研究》2021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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