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 《三字经》裨治文的两次译介行为考察

作者简介

李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生，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内容摘要：当前学界考察裨治文对《三字经》的译介主要聚焦于《中国丛报》译本，忽视了《广东方言读本》节译本的学术价值，不利于全面、客观评价裨译《三字经》这一历史翻译活动。本文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裨治文两次译介《三字经》在译介目的、受众、排版、副文本、翻译风格五个维度呈现的显著差异，并剖析原因，揭示裨治文译介《三字经》产生的影响， 为当下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历史借鉴。客观上，裨治文译介《三字经》为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和粤语方言在当时的英语世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裨治文；《三字经》；译介；《中国丛报》；《广东方言读本》

引言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蒙学典籍之一，其英译肇始于 1812 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此后，《三字经》英译进入 “ 繁荣时期”（郑中求 127），一直持续到 1900 年。除马礼逊外，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儒莲（Stanislas Julien）、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 等多位西方译者进行了重译。其中马礼逊和翟理斯译本知名度较高，故相关研究较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先后两次译介了《三字经》，对《三字经》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 1835 年第一次译介使《三字经》“ 首次走向美国社会 ”（宁博、李海军 109）。然而，当前学界对裨治文译介《三字经》的关注重点仅放在第一次译介上，对第二次译介关注不足。李海军和蒋凤美（2016）详 细梳理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以下简称《丛报》）译介过的中国典籍， 但只列举了裨治文的第一个译本，且未展开研究。宁博和李海军（2016）介绍了《丛报》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本，肯定了该译本的一些可取之处，首次对副文本进行了批评。邹颖文（2009）对晚清《三字经》的五个英译本进行了概述，首次囊括了裨治文的两 个译本，但对第二个译本仅用百余字篇幅进行了介绍。同年郑志明（2009）比较了晚清四位译者的《三字经》译本特点和翻译特色，但介绍裨治文的第二个译本时只是原封不动引用了邹颖文（2009）的相关内容。郑中求（2016）对《三字经》自 1812 年至2015 年两百年的英译史进行了详细考察，虽然简略提及第二个节译本，但认为是照搬第一个译本。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一、目前学界对《丛报》译本关注度较高，且常与晚清时期的其它几个著名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多以译本风貌概览式的介绍为主，考察总体缺乏深度。二、学界对第二个译本关注度较低，忽视了该译本的历史价值，还有少数研究将两译本混为一谈。故本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两译本在译介目的、受众、译文排版、副文本、翻译风格五个维度呈现的显著差异并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试图揭示裨治文对《三字经》译介行为的历史文化价值，为当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历史借鉴。

裨治文《三字经》译介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裨治文与《丛报》

      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1807 年抵达广州。因 1822 年其助手去世， 传教工作需要有人施以援助，于是传教士兼学者身份的裨治文被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参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 “ 美部会 ”）派遣赴华传播基督教。1830 年 2 月，裨治文到达广州后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他来华时正直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四处扩张，上升势头强劲。当时闭关锁国、 妄自尊大的中国自然成为被列强觊觎的重点对象，传播基督教是列强对弱小国家进行 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的手段之一。裨治文来华前夕，美部会在给他的指示中这样要求：“ 在你所有的工作中，记住首要目标是在中国人中传播福音。……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向公理会差会部做出完整的报告 ”（Bridgman,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24-26）。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清政府针对大波的新教传教势力颁布了严厉的禁教政令，传教困难重重。

      裨治文就是在上述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下来华开展传教工作，想要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布道困难可想而知，寻找突破口便成了当务之急。邹朝春认为：“ 马礼逊和裨治文都是热衷于用文字和印刷品进行传教的传教士，他们非常重视书籍和刊物在传教中的重要作用，相信利用西方的印刷技术能够推动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邹朝春120）。裨治文在这方面比马礼逊表现更为极端，他认为 “ 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福音就需要大量分发宗教书刊和宣传册籍 ”（同上），故于 1832 年裨治文创办了《丛报》并担任主编，而 “ 传教布道是《丛报》的主要创刊动机”（同上）。因此，《丛报》也成为裨治文等传教士进行传教的重要平台。1851 年 8 月，《丛报》停刊，在流通的 20 年间共发行 20 卷，232 期（每月刊出 1 期，每年 1 卷），每卷大约 600 页，主要涉及六个栏目：书评、游记、日记、杂记、宗教消息、文艺通告、实时报道等。它被视为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最早的英文期刊，旨在向西方报道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变化。

（二）裨治文对《三字经》的两次译介

      裨治文先后于 1835 年和 1841 年译介了《三字经》，其中前者为全译本，后者为节译本。全译本刊登在《丛报》1835 年 7 月第 4 卷第 3 期的首篇位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文章的标题为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its form, size, author, object, and style;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the work ill adapted to the purpose of primary education”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105），全文由译文和副文本构成。节译本（从 “ 人之初，性本善 ” 到 “ 经子通，读诸史 ”）收录在其专著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广东方言读本》，以下简称《读本》）注释习读第三章中， 该书于 1841 年由澳门的 S.W. Williams（卫三畏）出版社出版。节译本无标题，由译文、原文、粤语拼音和注释四部分组成。鉴于两译本在译介目的、译介受众、译文排版、副文本利用、翻译风格和译介影响诸多方面呈现差异，下文将对它们展开 对比分析。

两译本差异剖析

1.译介动机

      1835 年裨治文首次译介《三字经》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其一，学习汉语并为《从报》搜集资料；其二，为传播基督教服务。19 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英译活动动机一部分是受其自身的汉语学习或是帮助他人学习汉语驱动的。裨治文早在 1834 年就将《三字经》列为其翻译的目标之一。《裨治文广州日记手稿》（Glimpses of Canton: The Diary of Elijah C. Bridgman, 1834-1838）第一页第一条（写于 1834 年 3 月 17 日） 便是关于《三字经》的。他记录到：“ 从三方面翻译《三字经》：获得语言知识、帮助他人学习语言、为《丛报》收集材料”（Bridgman, Glimpses of Canton 1）。考虑到《三字经》浅显易懂，裨治文选择它作为自己学习汉语的素材。除了译介《三字经》外，裨治文通过《丛报》陆续译介了《百家姓》《千字文》《千韵幼学诗题》和《二十四孝》等在内的蒙学经典。《丛报》对蒙学读物的极大关注势必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在他看来，《三字经》不过是体现儒家思想的浅薄读物，在西强中弱的文化语境下， 他带着宗教有色眼镜对其进行解读，“ 搜寻儒家思想文化的缺陷，以此突出其在中国的消极影响，强调基督教的优越性 ”（孙乃荣 27），并揭示中国亟待基督教福音救赎的必要性。这样的文化因素影响了《三字经》的译介，更深远地影响着这类蒙学作品的反复译介。言简义深、词明理晰的《三字经》充盈着完整的儒家教育思想和系统的伦理道德观，旨在以典范人物为标杆对学童劝学策励，其内容对于儿童的思想道德观的形成有较大塑造作用，是 “ 封建时代儿童启蒙教育的基石 ”（同上）。裨治文深知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其传播基督教福音进程中的最大阻碍，选择具有稳固启蒙教材地位的《三字经》进行译介，“ 表面上在客观地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实为有意贬之并借机传播西方宗教教义 ”（宁博、李海军 110）。

      1841 年，裨治文再次向西方世界译介了《三字经》。此次他未选择全文翻译，而是节译了前 88 行。然而，第二次译介与第一次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目的。节译本译文收录在《读本》中，而《读本》是 “ 第一部汉语方言教材，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 ”（游汝杰 242）。据《读本》引言部分第一节关于该选集的目的介绍，“ 本《读本》旨在提供一系列简单的课程，正如其标题所示。目的有三个：一、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二、帮助中国孩子学习英语；三、展示这种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罗马字母的媒介来表达和习得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i）。裨治文将重译的《三字经》译文作为语言学习者的入门读物安排在《读本》第九页第三章，其标题为“学习”，附有汉语原文和粤语注音，方便学习者比对学习。另外，译文下方有大量的语法知识注释，旨在为学生理解提供必要的语言学习帮助。因《三字经》篇幅短小、内容易懂、语法简单、韵律性强，故对粤语初级学者而言不失为好的教学材料。综上，基本可以判断《读本》译本主要是出于教授英语人士学习粤语的教学目的，裨治文立足于原文，对字面意义进行细致诠释，以期客观公正再现原文的本意。这与其作为学者型传教士的身份和格局相呼应。可以认为，《读本》译本的译介动机更为单纯，译本亦更趋客观。

2.译介受众

      两译本通过《丛报》和《读本》两个不同的平台被译介到西方，目标受众构成和 范围呈现显著差异。《丛报》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状况和变化，被 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汉学杂志，“ 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很大便利 ”（仇华飞 47）。该报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面对的读者 “ 主要是欧美等国政府、商业团体、在华英美等国公民以及南洋等地的传教士等”（邹朝春 120）。《丛报》的投稿人多为传教士， 其目标读者并非普通西方老百姓，而是 “ 要让西方人认识到中国是非常需要基督教文明的 ‘ 熏陶 ’ 的 ”（同上）。据此，《丛报》译文受众主要面向西方政客、商人和社会中上层人士，受众群体较为特殊。

      《读本》的目标受众不同于《丛报》。裨治文在《读本》前言中称：“《读本》中涉及的中国及其产品、中国人及其风俗、政府和法律等对普通学者而言具有一定价值，这本手册对学习语言的学生则特别方便 ”（Bridge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1）。依此可见，《读本》面向的受众主要是学者和学生，受众范围远不及《丛报》。裨治文希望外国人借助《读本》习得粤语，能够与广东人进行交流。他进一步指出：“ 该书如果能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将能够改善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他们之间友好交往。这是双方所希望的，也对双方有益。如此，将能够彻底实现其目标 ”（1）。

3.译文排版

      裨治文利用《丛报》译文的副文本向读者介绍了《三字经》通行的版本、作者等基本信息后又对中西阅读方式差异进一步解释。他指出，“ 和希伯来书籍一样，中国书籍是从右向左书写，阅读却是从上到下的顺序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105）。裨治文认为译文若按照原文纵向版式排列则阅读起来不方便；相反，“ 遵循欧洲通行的横向方式更容易也更自然 ”（105）。为了更加直观，他对原文第一至五列进行了横排，并标注罗马化拼音和声调。译文共 178 行，未附原文，两句原文被翻译成一行译文。但有时因译文过长，导致一行无法容纳，译者便会将多出的译文安排在上一行或下一行译文结尾处的空白地方，在左边用方括号标注。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他在译文逢五逢十行处句首用阿拉伯数字标注。考虑到原文没有标点，他在每两句译文中间使用逗号或分号以示分隔。以上译文排版的种种细节无一不显示出裨治文充分考虑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并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

      《读本》译本排版每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分为三栏，分别是译文、原文和裨治文的粤语罗马拼音方案。三栏文字均以两句一行横向排列，做到了原文、译文 和粤语罗马拼音平行。裨治文在每行译文前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了行数，为语言学习者对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译文整体排版整洁，每两句译文之间均用冒号分隔。每页下半部分为注释，这种注释排版也更加方便学习者参照理解要学习的文字，免去了像《丛报》读者需来回翻页才能参照注释理解译文的麻烦。与《丛报》不同，《读本》的排版设计主要考虑到语言学习者对多语平行对照的需求。

4.副文本利用

      《丛报》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十分丰富，约占全文三分之二。译前副文本对《三字经》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介绍，涉及字数、行数、版本异同、语言、体裁、内容和功能等。裨治文指出：“《三字经》是当时中国各省份通用的幼儿启蒙教材，旨在让学生熟悉汉语、通过文字的韵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107）。这部分副文本客观地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辅助信息， “ 为译文构建出丰富的语言文化语境，阐释出译入语所涉文化背景 ”（孙乃荣 29），帮助读者获得对翻译文本的宏观认识，为进一步理解打下基础。

      译后副文本主要是原文注释的翻译和译者主观评论。原文每句皆有注释，但译者并未逐条译出，而是选译了 56 条，概述释文大意并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译后注释作为副文本的一种形式也为译者操纵译文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注释结束后他对《三字经》进行了总结性评价。首先，他对《三字经》总体上风格清晰、语言纯粹给予了肯定；其次，他对《三字经》的内容和教育意义及功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 中国将《三字经》当作启蒙读本让他感到惊讶和遗憾。理解《三字经》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和精通汉语语言知识，因此《三字经》里的一些教义远超启蒙儿童的认 知能力”（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118）。此外，他批评《三字经》缺乏道德情操和宗教原则方面的教导，“ 全文甚至连引导儿童思想超越时间和主观束缚的字眼都没有，这实在让人感到可悲。基督教的上帝、造物主、万物审判官、人的永 生性均未被提及，这直接导致学生不得不在黑暗中自行摸索前往永生之境 ”（118）。因此，裨治文认为《三字经》倡导的教义绝对不是教育儿童的好方法。此番评论意在 指出 “ 传统《三字经》缺乏基督教式的神学内容或宗教关怀 ”（姚达兑 16），故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也显得尤为必要。据此，蓄意操纵副文本的行为不仅折射出裨治文坚定 的基督教传教立场，还展示出他救世主般的文化优越感。

      《读本》译本未对《三字经》进行任何介绍，副文本均为译文注释，约占一半篇幅。译文每行都有加注，共 88 条。除第一条外，每条都以粤语注音汉字开始，旨在向学习者讲解该字或词的语法功能或意义。如解释 “ 苟 ” 的语法功能时注释是 “Kau is a suppositive particle”（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9），解释“ 道 ” 时注释是 “Tò means the way or course of education”（9）。另外，还有很多《三字经》涉及的人物、典故或常识的注释，如第五条注释是 “ 孟母三迁 ” 典故的详细介绍。译者介绍了孟母三迁的原因，并总结了该典故对于读者的启示意义。这种对典故内涵进行必要的纯背景知识补充对于外国读者而言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诚然，《丛报》也有大量此类注释，如解释 “ 黄香温席 ” 的典故时，裨治文还附带介绍了中国的床寝用品，包括 bed curtains（蚊帐）、a mat made of thin strips of bamboo（竹席）、pillow alsomade of bamboo; though sometimes covered with cloth（枕头）、a coverlet, which is usually very thick（衾绸）、bedstead（床榻）等。然而，除翻译原文的注释后，译者习惯性地对该注释的典故进行主观点评或过度解读。如 “ 教之道，贵以专 ” 这句的注释中，裨治文指出，“ 对所有事情不分主次都保持专注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112）。显而易见，译者过度延伸了原文之意，对西方读者造成误导，不利于他们正确看待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相反，《读本》注释均为译者对语言知识或《三字经》中涉及的常识介绍，没有译者主观评论或价值判断。由此看来，《读本》译本的副文本主要用来客观介绍知识，以帮助学习者更好的理解原文的语言知识点。

5.翻译风格

      裨治文翻译《三字经》主要采用的是直译加注的策略，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较为准确地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信息。两译本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词汇、译文简洁程度、专有名词处理等存在明显差异。

（1）词汇差异

      裨治文在《读本》译本中刻意避开《丛报》已使用过的词。如： 

例 1：养不教，父之过。

译文 1：To bring up and not educate, is a father’s error.（《丛报》） 

译文 2：To nurture without educating is the father’s fault.（《读本》）

      “ 养 ” 分别被翻译为 “bring up” 和 “nurture”，“ 过 ” 被译为 “error” 和 “fault”，这样的同义词对在两译本中比比皆是，不仅表明两译本词汇丰富度相当，而且说明译者有意凸显两译本的区分度。虽然词意相同，但有些同义词在词的正式程度上却表现出显著差异。又如：

例 2：自修齐，至平治。

译文 1：From personal and domestic, he proceeds to national, government.（《丛报》） 

译文 2：From personal and domestic: he goes to national, rule.（《读本》）

      “ 至 ” 对应的词分别是 “proceeds” 和 “goes”，前者为正式用词，而后者则更加口语和日常化。这样的案例较多，又如 “ 苟不教，性乃迁 ” 中对“ 迁” 的翻译分别是“change” 和 “deteriorate”；“ 长幼序，友新朋 ” 后半句分别被译为 “friendship among associates” 和“in the intercourse of friends”，其中 associates 比 friends 更为正式。译者正是考虑到《丛报》和《读本》目标读者的差异性，才使得两译本在词汇层面风格迥异。虽有少数例外， 但基本不影响《丛报》译文选词颇显正式、《读本》则偏日常的总体特征。

（2）译文简洁程度差异

      《丛报》的正式文体风格也使得译文相比《读本》更长。如： 

例 3：有誓命，书之奥。

译文1：The solemn vows and commands, are profound portions of the Record（. 《丛报》）

译文 2：The vows and commands: are included in the Records.（《读本》）

      名词前的修饰成分如形容词 “solemn” 和 “profound” 在《读本》中均被删去，译文更加简练。此外，译文简洁程度还体现在对原文隐含信息的补充上。两译本中译者对于原文的一些隐含意义进行了增译，并用方括号括起来，《丛报》译本前 88 行有 7 处增译，如翻译第 6 行的 “ 断机杼 ” 时，“cut out the [half-wove] web”，但这 7 处增译内容在《读本》译本中均被删掉。《读本》译本增译只有第 82 行 1 处，“ 三传者 ”“[On the Annals] are three commentaries”，《丛报》译本此处未增译。总体看来，《读本》译本更加追求译文的简洁性，但同时损失了原文中的一些隐含文化信息。相反，《丛报》的多处增译使得译文更加清晰，也更方便读者理解。

（3）专有名词处理差异

      译者在处理书名类的专有名词也呈现差异，具体见表 1：

      表 1 中的书籍名称译文摘自两译本，译者未做斜体处理。总体而言，《读本》对书名的翻译处理显得更符合现代书写规范，书名首字母均大写。相比之下，《丛报》译文则显得有些混乱。

      从两译本基本可以推测裨治文的汉语基础较好，即便如此，裨治文对《三字经》 的某些字词的拿捏仍存在问题，如 “ 匏土革” 的“ 革 ”（即皮革）两次都被翻译为 “skin”。又如 “ 麦黍稷 ” 先被译为 “wheat, rye and barley”，后又译为 “wheat, panicum, and rye”， 可以看出裨治文对“ 黍 ” 和 “ 稷 ” 的区分是混乱的。译者竭力在英语中寻找中国农作物“ 黍 ” 和 “ 稷 ” 的对应词，但却以失败告终。再如 “ 泌七岁，能赋棋 ” 后半句《丛报》译文是 “understood the game of chess”，文化元素 “ 赋 ” 在翻译中丧失了。综上，裨治文两次英译《三字经》基本做到了忠实于原文。《丛报》选词更为讲究，译文风格颇 显正式，译文清新脱俗，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读本》译文倾向日常、简洁、易懂。

译介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蒙学经典教材，自身具有一定的 “ 象征资本 ”，而裨治文是美部会精挑细选派遣赴华传教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具有一定的“ 文化资本” 和“ 社会资本 ”。此外，他担任《丛报》主编而获得的 “ 象征资本 ” 和《丛报》的 “ 文化资本 ” 一定程度增加了《三字经》译本的权威性。19 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读者对中国初等教育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文的影响，其译文后来被多位西方人士或是原文引用或是借鉴参考。儒莲在借用马礼逊的注音和参考《丛报》的《三字经》译文基础上，于 1864 年出版了自己的《三字经》英译文。1848 年卫三畏在其《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第一卷中谈到中国初等教育和教材时，引用了部分裨治文《丛报》的《三字经》译文（Williams 526-529），部分语句译文虽有些许改动，但总体上还是在沿用《丛报》译文。1861 年，詹金斯（Benjamin Jenkins）重译了《三字经》，译文副标题为 Romanized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Sound at Shanghai, by B.JENKINS;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series of the even, rising, departing and abrupt Tones clearly indicated。他对原文每个字后加注了上海方言拼音，提供两个译文， 一是逐字译，二是《丛报》译文，未做任何修改。他解释到直译是为了解释每一个汉字的意思，而裨治文博士的意译译文则用来给那些希望获取原文精神却不熟悉汉语的人提供帮助。1902 年有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东亚杂志》）第 155 至 162 页刊登了《丛报》版《三字经》译文。1906 年，曹谦翻译了《华英合编三字经图书》，由上海南洋官书局出版，书中的译文依旧是沿用裨治文译文， 但是译者在译介宋代到明代的历史时进行了增译。不难发现，《丛报》对《三字经》的译介为上述译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虽然《三字经》的译介肇始于马礼逊， 但裨治文的译介吸引了更多西方学者关注这部中华蒙学典籍。裨治文通过《丛报》向西方译介包括《三字经》等在内的蒙学典籍，“为它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任晓霏 67）。同时《丛报》译本对近代中国启蒙教育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841 年，裨治文再次译介《三字经》，通过其编撰的粤语教材《读本》向西方世界传播。《读本》是 “ 第一部汉语方言教材，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 ”（游汝杰 242）。裨治文通过《读本》译介《三字经》不仅巩固了《三字经》的经典教材地位，还促进了《三字经》英译版和粤语版同时传播，不仅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三字经》的主要义理，还大力推广了粤语。

结论

      《三字经》这部中国蒙学典籍进入美国，裨治文有首倡之功，他不仅向英语读者译介《三字经》中的重要义理，而且更进一步为中国启蒙教育思想和传统文化西传做出了重要贡献。综合以上考察，两次译介在译介目的、受众、排版、副文本、翻译风格等多方面呈现明显差异。首次通过《丛报》译介主要是为了学习汉语考虑，并通过副文本批判中国传统启蒙教育思想旨在为传播基督教奠定基础。《丛报》读者主要群体为社会上层人士，故译文用词偏正式，译文更具学术价值；《读本》主要面向外国粤语学习者，故译文用词偏日常，译文简洁且通俗易懂。作为传教士，裨治文有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和历史意识，试图通过《三字经》的翻译来实现对落后中国的关怀。作为学者，裨治文有强烈的学术意识，试图通过《三字经》粤语译本推广中国地方方言， 促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友好交流。在今天看来，无论当时裨治文译介《三字经》的动机是什么，他的译介行为无疑提高了《三字经》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虽然译本有些地方不尽人意，但裨治文积极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传教士译介中国典籍的翻译行为，应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从多维度切入，厘清导致多译本呈不同风貌的原因，才能更加客观、辩证地看待他们译介行为产生的历史文化价值。

END

李洁，《三字经》裨治文的两次译介行为考察，《外国语文研究》2022年第1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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