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关于教育，我们到底在焦虑什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先锋安格社区 Author 先锋教育家长社区
▲ 杨东平
本文转自公众号：先锋安格社区
分享/ 杨东平
摄影/ 莫凡 整理 / 傅天煜 编辑 / 莫凡
导读
中国现代教育的建立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启蒙？苏联教育模式怎么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应试教育模式到底从何而来？社会内卷如何一步步加剧了学校教育的“剧场效应”？中国教育会如何发展？
近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也是先锋教育联盟的理事杨东平教授在安格茶会与先锋安格学习社区的黄鹃娟老师一起直播分享了有关教育的发展。
cinian
【安格茶会】是先锋·安格社区面向社会的终身学习平台，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精彩内容。
01
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变革
▲ 杨东平老师和安格学习者交流
您可以先给我们讲讲，教育现代化以前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教育现代化的？
杨东平：我想教育现代化这个概念，中国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这当中有巨大的时间差。在西方教育的概念中，通常把二十世纪初作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因为十九世纪学校制度建立的时候，是学术至上的，以研究为主。后面它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工厂”模式，就是大规模的集体化教学——统一规格，统一标准，统一进度，统一考试。
这能为工业化大量地培养训练有素的工作者。但是这种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就完全不合适了，它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所以教育创新从业者，经常会说这么一段话：“我们今天谁还会用20年以前的手机，30年以前的冰箱，50年以前的汽车？但只有学校，我们还在用100年以前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变革的原因。
杨东平：当时由于工业化和科技革命，所导致的教育普及的浪潮，实际上是普及教育和建立公民教育的过程，形成了今天熟悉的学校教育的模式。在中国，从学校规模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受教育人群是非常小的，只有在大城市才有一些学校，大规模普及教育还是1949年以后。但是从教育理念的角度来讲，五四以后，当时杜威的一批学生，以陶行知和陈鹤琴为首，同步把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教育变革带到了中国。
当时在二三十年代的学校教育是比较先进的，现在我们实行的许多的学分制、选课制，在当时都已经实现了——这听起来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今天要推行这些制度还都非常困难。当然，当时教育的规模很小，还是富裕阶层的权利。
中国教育的逆转在五十年代初，当时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一边倒，我们的教育制度才全面移植和模仿了苏联的教育。而苏联的教育理念是和杜威相反的，强化的是十九世纪的赫尔巴特的学校教育，强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而且比西方更刻板，因为苏联的教条主义比较厉害，“以课本为本，以大纲为纲”，“要像执行宪法一样执行教育大纲”，就搞得很刻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学校教育的面貌主要还是五十年代苏联时代奠定的学校教育的面貌。现在我们要打破的就是这个。
杨东平：我们90年代以后进行的新课改，核心概念之一就是要打破“教师中心”——就是“满堂灌”的教学。我个人觉得，经过十几年二十多年的改善，在课改搞得比较好的地区，“教师中心”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现在凡是主张搞课改的地区，这个概念都已经建立了。
但是另外两个中心还没有打破，就是“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基本上，现在还是围绕着一本教材来上课，在教室里面上课——就是把教育窄化为“课本学习”，窄化为读书。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真正完成。当然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发展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已经在探索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如何开展个性化教育。
我想顺便再介绍一个背景：中国的教育改革，非常遗憾，起步并不晚，在五四时期跟杜威的改革大纲是同步的。1950年以后，退回去了，但1979年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契机——改革开放，要重新规划向何处去。在这个历史关头，经济领域走了一条新路，不能再回到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教育领域却重新回到了五十年代。
在1979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组织了第一次教育的互访，毕竟大家已经隔绝了三十年，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中国的代表团到美国一看，那边的学生吊儿郎当，吃零食、做小动作讲话、不刻苦不认真，于是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一定会超过美国。美国的代表到中国一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严格训练，也断言二十年以后中国肯定超美。现在三十年四十年过去了，美国仍是科技大国、教育强国，这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都知道杜威在中国有个著名的学生叫陶行知，杨老师正是中国陶行知研究学会的副会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杜威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什么？以及他当年到底怎么影响了中国教育？
杨东平：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是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分水岭，杜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他的三个命题就叫作：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这些命题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把学校和社会的隔离：学校和社会是分离的，学校学的和社会是不相干的，教育和生活是脱离的。
所以他们当时提出的概念就是，要围绕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显然不仅仅是数理化、史地生这些东西，而是围绕着他们的心理变化、情感道德、人格职业、家庭等等很多方面，所以从那以后美国的中小学的课程就打破了以传统的学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面貌，他们的选修课也是五花八门，都是跟青少年成长有关的。他们的口号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而不是为考试做准备的教育。这就是区别。因为在过去，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考试，就是为了升学，而现在是为生活做准备。
到了中国，陶行知说自己是“把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跟头”。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杜威说“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说“社会即学校”。大家理解这个翻转的价值吗？因为杜威做的实验是在学校中复制一个小社会，做一个储蓄所、小邮局、小农场，把学校变成一个虚拟的社会。而陶行知认为，要以社会作为一个真实的课堂，不是在学校里做一个虚拟的社会，而是走出学校，直接进入真实的社会，直接向生活学习。第三条叫“教学做合一”。杜威自己也说，陶行知是他最伟大的学生，因为他改变了十几亿人的教育。
02
义务教育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杨东平：这个说起来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为我们现在一讲到70年代改革开放的纪念，就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当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使中国教育重新回到了正轨。但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还有其他方面，在恢复高考以后，全民被压抑的教育热情迅速转化为追求考试和升学的压力。当时中小学出现了一个教育方针，一个教育的专有名词叫“片追”。片追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要改变这个“片追”倾向。现在命名为应试教育，之前只叫片追。
重新回到五十年代为什么会加重课业负担？是因为另一个五十年代的制度——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当时为满足工业化的需求和赶超战略，需要迅速培养一批专家。国家出台了几个文件，在中小学和大学分别设立重点学校。这些学校为它们上一级输送尖子人才，它们也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名校。我们现在的很多名校基本都是五十年代的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制度在当时，的确为高等教育输送了很多人才，但它是违反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务教育的价值的。在重点学校制度建立的时候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我们直到1986年才实行义务教育，通过义务教育法。
在宣布实行义务教育以后，再保留重点学校明显是违法的。义务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是面向所有儿童的一个保障性教育，而不是竞争性选拔性淘汰性的教育。
所以后来教育部下了一个决定，就是示范性高中必须跟初中脱钩，因为初中是属于义务教育，如果重点高中自己有个重点初中，它肯定是被大家视为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就导致了学校的不均衡。
这个政策推行后，北京几所学校给教育部上书，学校要做建立小初衔接的实验，建议网开一面，给六所附中继续举办初中的权利。这六所附中最后被允许继续办初中，从初中选择优质生源，所以高考的升学率就比其他中学高。最后，北京四十几所示范高中全部恢复举办初中，使义务教育初中均衡发展的概念完全消失了。
这个政策在外地，如上海、江苏都是严格地执行的，示范性高中绝对不许举办初中。但2000年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变种，即进入教育产业化的阶段——房地产开发商建了很多民办初中学校，实际上还是公办重点高中的生源基地。他说他没有初中，但其实是通过民办初中选拔学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义务教育的秩序，小升初问题，非常混乱。奥数也加剧了这个现象，2011年以后，培训机构突飞猛进，家长的焦虑主要就是来源于这儿，就是择校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本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因为完全违背义务教育的宗旨。
杨东平：在义务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们全社会的认知都被这个过去做了几十年的这个重点学校制度所误导了，认为就是应该有一些学校就是精英教育，培养优秀人才、拔尖人才，为科技做贡献，其实正确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义务教育是个保障性的教育，是人人有份的保障形式，是国家举办的，免费免试就近入学。什么叫保障？就是孩子的基本权利，基本人权。
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性的教育都是到高中阶段才开始的，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我们到美国访问，美国的校长说：“小学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孩子的学习热情。”
你想，一个孩子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是多长的路啊，像马拉松一样。可小学你就把孩子的学习热情打倒了，就把他宣判为差生，淘汰了。所以我们说起跑线上的竞争是毫无意义的，毫无价值的。因为我们要赢在终点，你赢在起点有什么意思。
我们到丹麦去访问丹麦的校长，问他初中阶段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他说，保障孩子安全地度过青春期，这是它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如果在这个阶段，如果孩子出了一些偏差，这个就是最大的损失。学业学习早一点晚一点，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可以补救的。但是孩子一旦误入歧途，就是偏离健康的方向，它的影响就非常大。所以能看到我们对教育的基本功能、价值的认知，和先进的理念比，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
03
把问题归因于高考是很粗暴的说法
杨东平：对于为什么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考试形成了起跑线上的竞争？很多人都把它归因为“因为存在高考，所以只能实行应试教育”。这个说法其实是简单且粗暴的。因为我们很清楚高考的压力绝对传递不到幼儿园。影响幼儿园的是幼升小制度；影响小学生态的是小升初制度；影响初中生态的是中考制度；高考直接影响的只是高中。指挥棒只能指挥到高中，指挥不到初中和小学，道理是很简单的。
但是现在也有人提出另外一些理论，讲文化传统。中国人都望子成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等，讲这些情况改变不了。因为日韩台都这样，亚洲国家都一样。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日韩台已经不这样了，人家早改过来了，只有中国还这样。
杨东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日韩台，尤其以日本为代表，都处在学业竞争非常残酷的阶段。他们称之为“考试地狱”，青少年自杀非常严重。韩国在九十年代以后课外培训也非常激烈，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小学已经非常宽松。
他们现在的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是禁止这种竞争性的学习。因为竞争性就败坏了教育的宗旨、本意，就是败坏了学生的兴趣。
04
孩子不需要专门的挫折教育
杨东平：我觉得中国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这种挫折教育，都是非常简单化的、概念化的。其实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这并不需要专门地设置某一类的挫折教育。
在西方的教育精神里，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克服困难的意志和人格，最主要是通过体育。因为体育和游戏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失败。这就是儿童和青少年成长阶段最基本的一种挫折和历练，怎么面对它，自我改善和团队合作，通过这种过程去学习，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通常认为，因为社会上存在竞争，我们就需要从小引导学生竞争。其实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很多人都说儿童是人生命中特殊的阶段，应该跟成人世界相对隔离的，不应该把成人世界引入到儿童世界。因为儿童早晚都会变成成人，那时候再告诉他也不迟。所以在很多的故事里，包括家长有一些职业际遇，好比失业了，都会尽量跟他的孩子隔离。不把这种情绪、遭遇传染给儿童，保持儿童世界本身的美好和完整。
这是西方教育的理念，但我们中国人确实不太注重这些。家里吵架吵得天翻地覆，当着孩子的面什么话都说，没有成人世界跟儿童世界的界线。
05
分数竞争、文凭竞争只是现阶段
杨老师您之前写过很多文章呼唤“减负”，批评“奥数”，但也有很多文章驳斥说“西方的宽松教育都是骗局”，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呢？
杨东平：我们只要走出去看看就知道，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基础教育都是差不多的。经过了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以后，都是要以学生为本，为生活做准备。是这种生活导向的，而不是学科知识导向和以考试竞争为主的教育。
杨东平：极端的人经常拿这个故事说事，意思说你要是不刻苦学习你就上当了，美国的精英学生都那么刻苦。但这里讲的只是美国极少数精英高中的学习情况，这些人是非哈佛耶鲁不读的，也并不是美国高中生的普遍情况。美国的高等教育，它优秀高校均衡化的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中国除了少数985高校以外，大多数的地方高校都是缺乏声誉、口碑的。
我们现在每年差不多每一千万考生，能够进入清华北大的比例是0.03，能够进入985高校的比例是0.79。总之，这两块加在一起都不到百分之一。引导大家都围绕着这么一个不到1%这么狭窄的一个针眼去钻，是非常残酷的。而且也不合理，没有必要。
如果在创新教育的概念上讲，它的另外一层不合理，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再过二十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文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社会需要的是另外一些技能，而不是文凭。这种分数竞争、文凭竞争只是现阶段——我个人称之为，我们的教育场景正在经历转换过程当中的最后一幕。应试教育退出舞台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
著名科普作家郝景芳，就是作品获得了雨果奖《北京折叠》的作者，和她老公有个对话。他们两个人都是清华博士，郝景芳问她老公说，如果我们孩子最终上个二本学校，你接不接受？她老公说，我接受。好，他们家的教育问题直接解决了。
因为就是刚才说的，二十年以后二本一本学校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了。关键取决于你是不是主动的学习者，是不是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就像我们安格的学生一样，他们的文凭好像不如清华北大那么金光闪闪，但作为每一个自我驱动的、主动的学习者，这就是他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最根本价值。
杨东平：这个在当前，给很多家长和教育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命题，新的考验——就是让孩子学习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拼时间拼命去刷题，还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找到他自己的方向，给他一定的宽容度，给他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方向。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不久前豆瓣网上出现了新的小组，叫985废物，自称是“小镇做题家”。这些组员都是985高校毕业的学生，但走上社会以后还是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就是说，你有一张文凭也不见得就有更好的人生。它这个群有七万多个组员，他们自己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就除了做题什么都不会。所以走上社会以后就一无用处，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名校学历。
杨东平：最近国家也刚刚公布了一个评价制度，总体改革这个方案。这个目标是要“破五维”，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要打破这个评价。
在国外，这个评价改革也在进行，最主要的就是打破依据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制度。在美国，这个新的改革叫做MTC。它开发一套数字化的学习档案系统，把你的学习表现分为八个维度。从高中时期就开始追踪，最后我只要看看你这个学习档案。我不需要你的考试分数了，我在这里面就可以诚信地、综合性地评价你。
这仅仅是名校录取高中生时评价的改革方向，我相信过不了几年，这就会成为一个主流。凭据你的实际能力来就业的途径，以后会越来越多。
▲ 杨东平老师分享结束后的全体大合影
- END -
《生命·成长》第二季正在播出，欢迎收看。
👇
点击下方海报即可观看
最新《生命·成长》第二季完整版纪录片
大家都在看
三种方法，与孩子一起做正念
约格 《生命·成长》第二季（第一期）
看见孩子，孩子才能找到自己
田宏杰《生命·成长》第二季
芬兰教育专家Kirsti Lonka:
芬兰教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点击阅读原文，看此念出品更多精彩视频
喜欢~马上点击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