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潇怡：汉语史研究重在断域与断代 ——读《中上古蜀语考论》
载《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18年第4期 第71-75页
汉语史研究重在断域与断代
——读《中上古蜀语考论》
传统研究汉语史的方法是“对古代的文献不分地域，也不分时段，把上至甲骨文、金文，来源不同的群经、诸子、诗赋甚至梵语译经都放到一起进行研究”。[1]10这样的研究方法不分时空，混合杂糅，重视了通语、雅言的存在，忽视了不同时空方言的差异。“一部完整的汉语史，不但应当包括共同语(或其基础方言)的不同历史断面的共时描写和其先后发展的历史线索，也应包括各个方言的历史”。[2]“分时分地进行文献语言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科学化的基础”，[1]7我们在研究汉语史的进程中，应重视采用“分时分地”的方法研究方言史。古代方言材料较少，较为零散，方言学的历史是很难写的，王力先生曾说“方言学的历史是很难写的，因为中国古代关于方言的著作不多”。[3]1赵振铎先生认为“汉语有方言存在，自古而然。对于中古时期汉语方言的状况，有人从文献里面钩稽古代的方言材料，来续补扬雄《方言》，其间不乏可以利用的资料。20世纪前期，有人根据郭璞《方言注》里面提到当时各地的方言来考察晋朝的方言，有些新意，其余论述这一时期方言词汇的著作见到的就不多了”。[4]42中上古时期的方言材料更是稀缺，导致研究力度薄弱，空白较多。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的《中上古蜀语考论》即采用“分时分地”科学的研究方法，旁征博引，兼采众长，还原了中上古时期蜀语的形成发展概貌，对中上古蜀语的地位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提出了颇多新见。
历史方言的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李圃在为《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所作序言中总结“长期以来，历史方言的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这除了学术观念上的偏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难度太大。第一，历史方言资料的难于搜求；第二，历史方言材料的难于勘实；第三，短期内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学术准备的积累难于奏效”[5]2。这三点既是历史方言研究的短板，但恰是《中上古蜀语考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突出成就
1.1 跨学科多领域的论证，弥补方言材料的不足
方言材料的缺少，加大了研究分析难度，不易得出正确结论。针对此问题，作者凭借自身完整的人文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以更高更广的视野，从文、史、哲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运用人类学、移民史、考古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解决语言学问题，弥补方言材料的不足。例如第1编第3章第1节中关于“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的讨论，作者先列出当今学者据《文选》刘逵注“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和卢求说秦举蜀后“民始能秦言”，认为秦灭蜀前，蜀语与华夏语迥异，灭蜀后，二者开始融合，蜀语转变为华夏语，成为汉语方言的一支的观点。然后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传说三重证据法分析，结合校雠、辨伪、阐释、史源等考究，认为早在尧时，秦蜀已“通”，故上述观点不成立。后进一步阐述上古蜀、夏族同源，则蜀语、夏语是同样的语言，蜀语是华夏通语的方言。因而，“秦言”与“蜀语”都是汉语方言，他们的接触是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作者认为单凭一段可商榷的刘逵注，即论证先秦时期蜀人、蜀语与华夏族、华夏语之间接触与融合这样的重大问题，无论从材料、方法还是结论，都还显得单薄和不够严谨。[1]143两相对比，可见作者思路精巧、论证严谨，更为语言材料较少的问题提供了合适的解决路径。作者从移民切入，发现移民进程中蜀语与相邻接的各种华夏语其他方言的融合是非常剧烈的，其中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甚至还有如张献忠入川后的人口变动引起的语言大规模变革。作者认为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历代蜀语有关，但是面貌完全不同。作者还从考古角度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古蜀语的不同性质。远古时期，古蜀人是蜀地的主体民族，蜀语是这个主体民族的语言。先秦时期，蜀语是具有自己特点，与中原汉语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域语言，与同时期的周语、秦晋语、齐语、楚语、赵魏语、宋鲁语、吴越语等一样，是我国汉民族后来的通语，即汉语文献语言的重要来源之一。秦汉时期，蜀语成为汉语中地位较高的最重要地域方言之一。作者基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互相印证，互为补充，更易贴近中上古蜀语的真实面貌。
无论语言材料的多寡，都应重视前人的研究。材料较少时，前人研究成果更具借鉴意义。作者在对每个问题进行分析之前，会先厘清概括各派学者研究观点，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既方便读者对比思考各类观点，又体现了作者的学识和论证的充分完备，更能“多管齐下”对材料进行纵深纵广地分析，更易得出正确结论。例如导言第3节古蜀语诸家论述纂要，作者将研究古蜀语的学者分为“华夏通语——方言说”和“非华语说”两大类，“非华语”的学者又有“独立蜀语说”“羌语说”“彝语说”三大畛域。作者总结前贤，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古蜀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蜀族是居于古蜀中心地带的民族。原始蜀语、远古华夏语与羌语关系密切，甚或同源共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语有本质上的不同。先秦时期，蜀语是汉语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这个方言区与秦方言区联系非常紧密，接触频繁，同属华夏语。两汉时期，由于蜀地文人著作传播的影响，“蜀学比于齐鲁”，蜀语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地位，和秦语一起成为当时汉语的基础方言。魏晋以后，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南下，其通语的基础方言也随之变化，蜀语成为汉语的一支方言。唐五代时期，蜀地人口众多，外地文人大量入蜀，蜀语吸收了大量外地语言的成份，同时也把蜀语的影响传向各地，成为汉语北方方言的重要一支。
再如第1章第1节对古蜀人族源族属的探讨，作者先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概括归纳出5种代表观点：1.古蜀人与羌人有关，也与氐人有关，进入成都平原后成为新的蜀族。2.古蜀人与三苗有关。3.古蜀人与彝族有关。4.蜀人是蜀地一支新的民族。5.蜀人是黄帝族的一支。[1]64-66经过研究，作者认同谭继和先生观点，“多元进化观来看待巴蜀历史”，“建立多元进化的框架”，“蜀王五祖每祖不是一个人，而分别指的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各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特征。它们既不是五个王称，也不是五个部族的名号，而是历史相更替的五个经济时代的代称”。[6]15不把蜀地五祖看成一个朝代与一个朝代的相承关系，而应该看成是蜀地多民族经融合构成的蜀族。[1]66
1.2 谨慎地选择和判断语料
确定语料前应首先确定“中古”的范围，对此学界尚无统一论断。从语言学看，蜀语上、下限都无法准确界定。由于文献缺乏，作者参考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观点，将中古界定到唐五代，音韵和词汇的研究都使用唐五代之前的材料，采取较为模糊的划界。但作者也参考了部分宋代语料，因为宋代在历史、语言学史都还可称“中古”，如果宋代的蜀语材料在唐以前有文献用例，那证据效力更强。但为了严谨，作者只把宋代的材料作为对比，并未把宋代词汇材料作为研究重点。[1]18
此书中的语料主要来自于：蜀人文史哲文献、历代语言文字学著作、历代蜀地韵文材料、古代注疏中明确提出的蜀语、历代类书提到的材料、历代笔记材料、民族语音材料、出土文献资料、前人对蜀语的研究资料。上述材料，前人多有所疑，或以为年代不实，或以为传说非史，或以为撰者非蜀人。依据近代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解决了《史记》《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传世文献中关于蜀人、蜀地传说的大量问题。对所用文献，作者都谨慎辨别、小心使用。有些文献，尽管有学者认为是蜀地文献，但由于意见尚不统一，不能轻易地将其作为蜀人著作，例如《山海经》，学界认为作者为齐人、秦人、楚人、巴蜀人等皆有。对于这类材料，作者十分审慎，一般不用来作为上古时期蜀语的材料。还有的词，例如映山红，产地不限于蜀，江东、山东、长安、新郑、会稽、浙江均产，虽然前人认为是蜀语词，但其通行地域是不限于蜀地，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通行范围广，蜀语区和这些地域之间是方言区互补关系，且始见书非蜀人蜀地著作，加之整个中上古时期蜀地蜀人著作无用例，作者就将其排除在蜀语之外。
1.3 以历时发展动态的眼光探讨问题
作者始终“因时因地”研究中上古蜀语，而不是拿今天的语言学观点、理论来硬套古代语言现象。“方言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古代学者与今天学者的方言观不同，即使是同一时代的学者，对方言的基本性质也有不同的界定。现代学者往往从今天的语言学理论，即共同语和方言的对立出发，来探讨古代的方言。但未有现代方言学理论之前，我国历史上就有‘方言’一词，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前人所用含义各别。”[2]“今天的方言与共同语(或叫标准语)与历史上的‘方言’完全不同。我们不能以今律古，将今天才有的种种概念，如共同语、地域分支、标准语等等，强加于古代的语言现象。”[1]5同时，中上古蜀语和现代西南官话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为了区别，作者依据地域名称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1]60但作者也意识到这样称呼比较勉强，“因为宋代时‘四川’的行政区划已经建立，从那时起就已经可以称‘四川方言’了，但是，在宋元明时代文人的著作中，仍然称其为‘蜀语’，又为了与我们研究的中上古时代的‘蜀语’相别，只好暂且称其为‘蜀方言’。”[1]60
作者分时分层讨论蜀语问题。虽然蜀地的疆域范围从先秦时期已经定形，蜀语区的边界也相应地变动不大，大致南到南中，北到汉中，西到岷山，东至荆巴，但受移民等因素影响，不同时期蜀语的性质和组成成分不同。作者概括不同时期蜀语不同层次的特点，“古蜀语是汉语的一支方言，蜀语有三个层次：开明以前的古蜀语，成为蜀语的底层；秦汉以来的蜀语是蜀语的第二层；魏晋南北朝时期蜀语，是古蜀语的上层。底层由古蜀地各民族融合而生；第二层由于秦汉移民，更多地受到相邻方言的影响；魏晋时期，因为僚、氐、侨置的移民，蜀语受到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方言的双重影响”。[1]116
1.4 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
作者对蜀语每一阶段特点进行宏观概括总结，也有针对某一段材料深入细致微观地分析。例如第2章第2节探讨古蜀移民，作者不仅总结了两汉时期蜀地移民迁徙的特点，还将其与先秦时期做了比较，得出了“1.规模更大；2.迁徙原因更复杂；3.既有主动的迁徙，也有被动的迁徙；4.迁徙是双向的，既有蜀地向中原甚至域外如朝鲜等地的迁徙，也有中原等向蜀的迁徙；5.迁徙不是一次完成，而可能经过多次”的5个特点。[1]108
微观分析上，即使只有一段话，作者也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得出有效信息。例如导言中对“蜀语”一词的探讨，作者先举《抱朴子 ·道意》记载李宽到吴用蜀语教学的一段史料，然后即从中分析出4条信息，“1.东汉末三国时期，蜀语有自身的特点，李宽‘到吴而蜀语’，让被传道的那些人能明显地感到蜀语和吴语有区别。2.蜀语不是不能听懂的汉语方言，吴蜀语之间可以进行交流，甚至可以用蜀语进行教学。‘依宽为弟子恒近千人’，显然这些人又主要不是蜀人，而以当地人为主。3.葛洪《抱朴子》又说‘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这里没有说明有多少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李宽的再传弟子亦应多为吴人。吴语和蜀语有融合的关系，所以中上古时期吴人把笔叫‘不律’，蜀人亦把笔叫‘不律’，只是时代有所不同罢了。4.除表明了当时蜀语和吴语的区别外，在中国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蜀语’的概念”，[1]52可见作者推理分析能力之强。
1.5 用严密的逻辑完善纠正前人的论述
作者逻辑严密，思辨性极强，对于学界尚有争议性的问题，多有新见，极具启发性，现列举出以下4点。
1)关于鲁地有蜀的探讨。[1]84作者认为不能因为鲁地有蜀，就排除蜀地有蜀。《左传》中之“蜀”，也不能说就是《尚书》中之“蜀”，更不能认为就等于甲骨文中的“蜀”。作者认为，巴蜀之“蜀”和鲁地之“蜀”可能有迁徙的关系，或者早先是一支部族，后来一部分迁至山东，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如同姜太公带领他的部族从西迁到东边一样。作者补充：“古代部族迁徙，都是将原来的地名、族名包括语言‘带走’。如山东有‘蜀亭’等一系列与宝鸡、蜀地相同之名；而泰山又名岱宗(大宗)，本是羌族的总神山，均为姜姓齐国羌人所带。山东之‘蜀’，存在两种相反的可能，一种是部分蜀地居民迁徙到了齐鲁，把‘蜀’的称谓也带到齐鲁；另外一种可能是有齐鲁之人向蜀地迁徙，将那里的地名带到蜀地。”
2)关于古蜀文字的讨论。作者先总结了蒙文通、徐中舒、李学勤、邓少琴、童恩正、冯广宏、段渝、钱玉趾、孙华、且萨乌牛等各家的看法，后表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孙华等不承认古蜀有文字的3点理由较为勉强。“数量和种类只是文字的‘量’，而与是否为文字的性质无涉；初民造字，肯定是由少到多。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一开始就是完整的系统，那只是天方夜谭。图形纷繁和不规范也不能成为不是文字的理由；与汉字共存就不是文字的说法更当斟酌。至于说古蜀文字是彝文的，不能排除他们有个别的字相同”。[1]193作者认为：“古蜀地本来是一个多民族区域，有着众多的民族，自然有众多的民族语言；要记录这些民族语言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文字。在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中，出现文字的交流或借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不认为古蜀文字都是彝文。”[1]194
3)关于《方言》中从并称和独称出发进行分区的讨论。[1]199作者认为这种分区方法有一定缺陷，没有注意到《方言》一书材料杂糅的性质，没有注意他们的历史层次性，重量不重质。从扬雄的叙述中可见，《方言》的材料不仅是汉代材料，还有不少秦汉以前的材料，即那些“藏之于周秦之室，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所看到的材料。这样的材料并不在一个时间平面上，跨越的时间可能有五百年到一千年之久。换言之，他不是共时的描写。如果从这样的材料出发来进行汉语方言的分区，其可靠性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4)关于“左言”的讨论。[1]122-130《文选 ·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蜀左言，无文字”。有些学者认为“蜀左言”是少数民族语，还有的直接人文“左言”是指语序与常言不同。作者认为，构词异序不是“左言”。现代四川方言中“鸡公”“鸡母”等其实是古代汉语里“中心语+修饰语”这种前正后偏结构的一种遗留，并非“左言”。经过清代初年“奉旨填川”后，近现代四川方言与中上古时期乃至元明时期的蜀语完全不同。作者设想扬雄《蜀王本纪》中的“左言”，是蜀人语音上与中原汉语在声调方面的不同，即陆法言所谓“梁益则平声似去”。“左言”绝不是另外一种面貌的语言，而只是部分名物称谓及语音异于中原。
1.6 古代语音词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作者对语言和词汇并未采用逐一注疏的方法。前人注疏只是将文献用例按时代先后排列，而这样的排列在今天古籍电子化时代，学术含量并不高。再则因为蜀语词汇量不大，全部疏证也不能说明就是完全归纳以证明相关观点。因此，作者主要是做语言与文献的对比研究，从词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分析蜀语词汇，用例证式研究来指向所要论证的观点。作者使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法和系联法作为研究蜀语语音的主要手段，将确认为蜀人蜀地的重要作品中的韵字摘录出来，放进前人归纳的相关韵部，分析其分、合条件，讨论蜀音的若干特点。[1]33这对词汇和语音的研究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
语音方面，作者对两汉、魏晋、隋唐五代3个历史时期的蜀语用韵进行了详细研究，利用各时期的韵文材料，制作韵谱，进行考论。例如两汉时期，作者采用司马相如、王襃、严遵、扬雄、李尤、赵壹的诗歌赋文，逐一解读，分析韵例，摘录韵字，参照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两汉诗文韵谱”划分韵部，归纳韵字，编制出韵谱，并对《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关涉上古蜀语的部分进行申说补充，对前后牴牾、一例两收、失收韵段韵字、校对欠精细、异调通押的处理共五类情况进行了说明。词汇部分，作者整理《方言》《说文解字》《华阳国志》和古人注疏中的蜀语词，制作词表，进行考证。作者对古蜀词汇的研究，根据文献使用情况，抓住词汇特征，采取不完全描写的分析方式，即通过文献的实际用例，来证明蜀语词汇在文人著作中的活动特点，揭示语言现象。作者通过考证得出古蜀语的词汇并不孤立，往往和其它地方方言词汇有共同渊源，有的和秦晋方言有联系，有的和荆楚方言有联系。从历史的层面看，有些蜀语词会逐渐失去自己的地位而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而一些词却会继续使用，甚至进入全民语言。这一切都以社会历史条件为转移。
2 不足
《中上古蜀语考论》可取之处颇多，但仍有遗憾。一是主要从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切入，未谈及语法。因为中上古时期语法的差异性较小，虽近年来在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方面有了一些重要进步，但对于中上古时期汉语方言的语法而言，还没有真正从理论到实践上突破，还是用印欧语系的语法理论和框架来套汉语，这样做，于现代汉语无可厚非，但是用来研究历史汉语，则还没有总括出得到公认的理论体系。加之蜀语本身又是汉语的一支方言，因此，作者对于古代蜀语的语法研究就暂付阙如，以俟来日。[1]37二是异体字误用。例如第98页，“倮”和“儽”。“倮祖。《路史 · 后纪》：“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儽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之先蚕”。
3 结语
《中上古蜀语考论》一书汇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系统梳理探讨了蜀语的发展历程，对语音词汇进行考据，不仅研究成果兼具深度广度，研究方法上也颇有创新性，对后人极具启发性，是“断域断代”研究汉语史的大家之作。
[1]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等.中上古蜀语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J].中国语言学， 2018(第4辑)：196.
[3]王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 ·序[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4]赵振铎.论中古汉语[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 16(3)：39-43.
[5]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J].四川文物， 2002(2)：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