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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的革命蛙,我的挚爱|老饕

2016-11-30 朱学东 老朱煮酒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生前照)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走了,挥挥手,没带走一片云彩。

          朋友圈的评价是两个极端。我对卡斯特罗的评价比较复杂。不管怎样,他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杆,是共产国际和后共产国际最后乌托邦的最后一个代言人。

           对他的评价,不需要我做,但是,卡斯特罗也与我有关,作为一个饕餮之徒,我今天喜欢的一种苍蝇馆美味食物,牛蛙,与他多少可能扯上些关系。

           牛蛙,蛙的一种,源自美洲。因为此蛙体型远大于本土所产的田鸡青蛙石鸡山鸡麻茬田鸡(皆为蛙类各种蛙的土名),故称牛蛙。

           我很晚才知道牛蛙。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大概应该在2000年左右。我什么时候开始吃牛蛙的,具体时间也记不得了,应该是跟知道牛蛙同步的。但我记得最初的牛蛙,是在北京东直门内的簋街。直到今天,去簋街吃牛蛙,仍然是我最兴高采烈的事之一,胜过去任何高堂大屋。

           我小时候熟悉江南故乡的各种蛙,从地里河里牛塘边高埂地的青蛙山鸡麻茬田鸡牛屎田鸡,到稻叶竹叶树叶上的小绿蛙,无不熟悉。我从小喜欢照田鸡(晚上用手电在稻田埂上捉田鸡),用鱼叉叉高埂地里河边牛塘边的山鸡麻茬田鸡,或用牛屎田鸡腿钓他们,弄回去砍头剥皮做菜吃,以弥补社会主义新农村缺少荤食之痛苦。

           我得坦率地说,我很喜欢吃田鸡(含各种可食用的蛙)。

           因为对各种蛙的熟悉和热爱,我后来喜欢上了牛蛙。尽管我第一次在簋街喧闹的灯光下看到街头铁框里密密匝匝挤着的黑乎乎体型硕大的远不如故乡田鸡般精致的丑陋牛蛙时,我有些恶心,但当牛蛙变成菜肴时,我筷子一动,胃口大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爱上了它。

           故乡烧田鸡,有白烧和红烧两种,因为食材新鲜嫩滑,属于野味,无论红烧白烧,入嘴便是下饭美味。虽然田鸡的肉少了些。但牛蛙因是人工养殖,养尊处优,没有田鸡为虫豸谋的辛劳,所以个大,尤其大腿,肉多而结实,虽然粗粝,对于饿煞鬼馋鬼来说,个大肉多,最对胃口。

           我所吃过的牛蛙的做法,与故乡大不同。

           我在簋街吃牛蛙通常由两种吃法,一种就是牛蛙火锅,一种就是馋嘴蛙。


(牛蛙火锅,曾经是我的挚爱)

          牛蛙火锅是簋街时兴吃牛蛙后,重庆的一位兄弟带我去吃的,记得那时我还住东直门外察慈小区,就紧挨簋街。那年两会期间,兄弟陪领导来京,领导有事,他无事,每晚拉我去簋街吃火锅,第一次,他点了一份牛蛙火锅,还要加麻加辣,跟我说,这东西好,有力道。我一尝,果然好吃。牛蛙虽然腿粗,但吃到嘴里,虽然细腻不若故乡的田鸡,却是味道鲜美,兼之火锅火猛,加麻加辣后麻辣味渗入肉里彻底,味道覆盖得很好,真是好吃,即便食材粗粝差些,也能蒙一般人。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丑陋的东西。

           那一年春天,我们俩在簋街吃牛蛙吃得意兴飞扬。后来兄弟再来北京,我们过去,店里的小妹伙计一见,就一句话:“一份加麻加辣牛蛙锅底!”

           这一家小店后来生意火爆得订不到位,而我又不是为了吃饭排队的人,多好的饭菜不能让我排队等,除非没得选择。一位媒体同行妹子又给我在马路对面挖掘出了一家牛蛙火锅,我们俩曾经有一次吃掉了4锅牛蛙!我后来有相当长时间就盘踞在这家店里,我请客,多在此店,因为便宜啊。2006年我南下广州前,就是在这家店里,请我原来准备再做一份杂志的影子团队吃的牛蛙散伙锅。

           从广州回来,我家也早已搬离了东直门,那位给我挖掘出这个牛蛙锅的妹子也不告而别遁入了空门,殊为可惜。我后来又拉我中国周刊的采编团队,再次开始盘踞这家牛蛙店。后来跟我一老大哥两人,几乎每月两次,必去那里。

           我们俩一般请客,只要是自家兄弟朋友,都拉他们去那儿,无论是英国回来的还是美国回来,江苏来的还是湖北来的,尽管那儿的卫生条件实在不好意思。

           记得有一次一个重庆的老大哥要请我吃饭,我正好跟北京的老兄要去吃牛蛙,就把重庆的老大哥喊了过来,脏兮兮的门前,挨着停了辆硕大的陆虎和一辆枣红色奔驰小跑车。吃完饭,重庆老兄说:“学东,你喜欢吃牛蛙我不反对,起码找一个干净一点的地方嘛。你看我和**,怎么着也有点身份吧?”

          我哈哈大笑,回说,是你要找我吃饭的。

          在那儿吃掉多少蛙?我不知道,反正,我和老兄两人一上门,伙计就会朝吧台喊“牛蛙N锅来啦”。至于他喊的是锅还是哥,我从来没听清楚。

          后来,这个店改造之后,价格也改造了,而牛蛙的味道似乎也大不如从前了。被我带着吃了N锅牛蛙的老兄,在簋街又开发出了两家同一名号的馋嘴蛙,他告诉我说,这家馋嘴蛙,比我们原来吃的还要好吃。


(馋嘴蛙,至今仍是我的爱)

           果然。馋嘴蛙的做法跟蛙锅略不同,但口味重不亚于火锅。我们哥俩去吃,从来没有一锅打住的。结果到如今,去晚了没坐,伙计也会想方设法给我们找个座!

           我们哥俩的这馋嘴蛙平台,又把老兄弟们缠上了,其中一位高大上的兄弟,过去都是吃鱼翅鲍鱼龙虾海参的,也在美国开过洋荤多年,跟我们吃了几顿,也是彻底被牛蛙征服了。不过他对我们吃牛蛙喝酒不讲究有意见,结果每年给我们吃牛蛙贡献了不知几箱茅台!前不久他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招呼我俩去吃牛蛙,我那天单位有事,不能前往,他拉着行李直奔簋街,他们俩就着二锅头啤酒,吃了好几锅牛蛙!

          这个牛蛙店我还去,只是目前去少了,毕竟我开了个面馆,有时候也得照顾一下自家生意吧?但我每每想起牛蛙,总是食指大动,肚里作响。

          如今很多饭馆都有牛蛙,但我在其他地方自己从来不点牛蛙,倒是我的老兄总是照顾我,给我点湘菜川菜的牛蛙,我也爱吃,但总觉不如簋街苍蝇馆里的牛蛙来得“有力道”。

          我后来想,我对牛蛙的热爱,套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叫“移情”。

          林语堂老师说过,所谓“爱国主义只不过是热爱童年时所吃食物而已,岂有它哉?”(我书读得少,记不起林语堂在哪本书里写过。这句话是我从W.H.奥登为一个美国饮食评论家的美食书《饮食的艺术》撰写的导言里偷来的)。

           我对牛蛙的热爱,应该也是源自童年少年时对田鸡的爱吧。这也像我喜欢的里尔克的那首诗《民歌》里说的:

“当一个儿童

在土豆地里咿语;

穿过长夜守望者的梦,

它的清唱来临。

 

纵使你远远离开,

到世上最寂寞的所在,

往后的岁月,它执着的声音,

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

    因为我小时候对田鸡等各种蛙的熟悉和热爱(包括杀戮的快意),我对这个来自遥远异乡的傻大黑粗的牛蛙,也有了某种热爱,尤其当它能够让我大快朵颐时。

    牛蛙来自遥远的异乡,这我早知道。我也早知道它是从美洲来的,包括古巴。但与卡斯特罗有关,还是这次卡翁去见马克思后,看别人整理的报道资料,才知道原来从古巴引进牛蛙,还是共产国际美洲亚洲两党两国政府正式合作的伟大成就,先总理周恩来还写信感谢卡斯特罗同志的送几百只牛蛙的深情厚谊。

    不过,度娘告诉我,中国牛蛙的来源不止于古巴。度娘说牛蛙来自日本、美国和古巴,最早说是1959年引进的,比卡斯特罗万里送牛蛙要早了几年。

    我对风骚的度娘不太敢放心,继续查,现代快报称,1935年,上海江湾纪念路有一个沈姓老板开了一家“上海养蛙场”,叫卖一批从美国引进的牛蛙,号称“珍宝巨蛙”,每对售价24(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金),但后来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产学院也曾试养过几只,但因未产卵而死亡。1959年,浙江省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和天津市杨柳青农场先后从日本购进牛蛙试养。1961年初,广东省芳村淡水养殖场也从日本引进牛蛙养殖。上述种种均未成气候。

    而我查到1999年牧业通讯之类的杂志上有篇文章,谈牛蛙养殖的,这篇文章说,20世纪初,中国即从日本美洲等引入牛蛙了。

    但不管是哪年进入中国的,现在牛蛙在中国很流行。我发现从美洲飘洋过海来中国落户生根的东西,像革命者一样,前赴后继,都有极强的生命力。比如水花生水葫芦水浮莲之类,都是源自美洲,结果给中国局部地区造成了生态灾难。其中的水花生,绰号就叫“革命草”,生命力之顽强,实在匪夷所思。真是除不尽啊(我曾专文写过《革命草水花生》的文章)。


(水花生,又叫革命草,河道农田的灾难性死敌,生命力顽强)

    以如今牛蛙在中国的繁殖速度,似也可称它为“革命蛙”,与水花生同。

    如今有时我工作压力大,人有点颓废,需要补充动力时,我总会约人去簋街吃牛蛙。当年那同行妹子尚未遁入空门前,曾笑话我说,朱学东,看你一吃牛蛙,就像青蛙鼓起了嘴一样,好像又活了过来来劲了似的。

    确实。美洲来的牛蛙里,就有革命的基因,吃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这也是正在挣扎奋斗的我在美味之外,喜欢吃牛蛙的重要原因。


(原文首发今日头条朱学东的江南旧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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