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世界的失落与重建

讲座纪要

2022年10月12日晚6点30分，“清华东亚文化讲座”2022年日本历史文化系列 “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世界的失落与重建”举行。本次讲座以线上方式举办，邀请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教授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刘晓峰教授主持。

讲座围绕刘宗迪教授的新书《众神的山川》展开，本书是刘宗迪教授计划中《山海经》研究三部曲的第二部。

刘宗迪教授首先指出，《山海经》不是怪物志，而是地理志，而一般读者大都用一种猎奇的目光看待这本书，感兴趣的无非是书中那些怪异鸟兽，学者则主要把《山海经》当成神话典籍，从而大大低估了这部书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对于研究上古史的史料价值。

刘宗迪教授指出，如果我们承认《山海经》是一部有现实依据的古地理书，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地域范围究竟有多大？它记载的是什么地方的地理？书中记载的那些山、河流、方国都在什么地方？他写《众神的山川》这本书所要回答的就是这些问题。

首先，关于《山海经》的空间范围和地域所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直没有定论。《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见于古地理书的地名，水名如河水、江水、汉水、济水、洛水、伊水、渭水、泾水、漆水、汾水、晋水、漳水、洹水、滹沱水、黑水、赤水、弱水，山名如昆仑、鸟鼠同穴、岷山、嶓冢、华山、太室、少室、薄山、雁门山、霍太山、太行山、王屋山、恒山、衡山、会稽山、洞庭山等，很容易跟《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古地理书记载的九州山川对上号，所以主流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记述的地域范围跟战国时期的中国疆域差不多。

刘宗迪教授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华夏世界天下一体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也影响了现代学者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认识，学者在解读《山海经》时，都基于《禹贡》世界观的预设。其实，《山海经》的成书明显要早于《禹贡》，因此，就不能从《禹贡》的空间图式出发观照《山海经》。

刘宗迪教授指出，《山海经》呈现出一个四面环海的世界，中国不是四面环海的，但在上古时期，中国疆域范围内确实有一个地方是四面环海的，就是山东。山东半岛除了北、东、西有海，在上古时期，其西面也有“海”，那就是因为黄河洪水泛滥而在鲁西地区形成的众多湖泊，这《山海经》中的“西海”。

刘宗迪接着举《大荒经》中的几个地名为例，证明《山海经》与山东版图的联系。对于《山海经》中很多明显不是在山东境内的地名，刘宗迪教授认为，《山海经》中的这些地名原本都在山东境内，其中很多可以找到史料证明，我们不应该根据后世的地理书《禹贡》《地理志》《水经注》等来断定这些《山海经》地名的位置，因为地名是会随着族群迁徙、疆域扩张和古代地理学的解释而搬家的。

刘宗迪教授认为，周人灭商、周公东征逼迫大量原本居住于山东境内的东方族群西部，是导致《山海经》中山东地名迁往其他地方的主要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用《山海经》中的地名命名其开辟的新疆域也是导致《山海经》地名搬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公东正和秦始皇统一引起的《山海经》地理空间的瓦解和重构，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历史空间的重构，使古老的东方中心观转变为中原中心观，用天下一体观取代了山东一体观，而后来的地理学家基于新的空间观解读《山海经》，不知道《山海经》记述的实为山东地理，从而不仅误解了《山海经》的空间背景，也深深地误解了华夏上古历史记忆的空间背景，对古史研究乃至考古学研究带来深远的不利影响。

刘宗迪教授认为，通过《山海经》地理空间的重建，将一维的文本还原为二维的地图，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书中蕴涵的丰富的上古地理、历史信息，为上古史研究乃至考古研究提供可靠的空间坐标。

供稿：秘秋桐、刘宗迪

讨论实录

刘晓峰教授：谢谢宗迪老师，我今年60岁，主持过的讲座差不多有100场。但像今天这样充满革命性、颠覆性的讲座是很少见的。如果有一天有人研究《山海经》的研究史的话，这个夜晚是值得纪念的。刘宗迪教授有一个很巨大的学术的野心，他要重建《山海经》的世界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努力回到古代人的视野。

他的这次演讲有很多优点，比如他对《山海经》这些地名扩展改变产生的影响，后来又提到秦始皇使用《山海经》中的名字来命名地名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把《山海经》这一套知识还原到古代时空中的一种努力。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我有时候觉得基于误读，甚至是错读的理解，常常能生成出新的文化。有意的想象和无意的错读误读，对于文化的生成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次讲座最大的看点，就是看刘宗迪教授所恢复的古代的世界。刘宗迪教授不仅努力去恢复《山海经》时代的空间观是什么样，而且努力在恢复后代对《山海经》解读的原理。这个话题是非常巨大的，往往一个、两个词汇就能撑起一个很好的中国古代的研究。如果我们要真正地把这个研究往深处挖，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带。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个研究，因为刘宗迪教授真正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路。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山东青州外出开会时，刘宗迪教授曾谈到一个基本观点，即《山海经》可能是讲发生在山东的故事。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古代有句话叫筚路蓝缕，这真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更不用说，今天讲座中提到的《山海经》中的好多知识，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比方说《禹贡》和《山海经》就是两个不同的空间体系，对不对？那么它们最后合到一起产生了什么东西？好多地方都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我们再细看一下，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古代关于空间的认识不断扩大的过程吗？刘宗迪教授今晚提到很多话题，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完全充分展开，但是仅通过这一个讲座，我们已经可以充分体会到他研究的革命性。

谭佳教授：听完之后，这个讲座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刚”。为什么我觉得“很刚”呢？我曾经看过宗迪教授的书稿，也有过交流。像创世的部分、《山经》的博物志的部分，还有关于夏史、商史，当时的历史空间、古籍成书年代等等，这些我们都交流过。我想如果把这些拿来讲的话，PPT会很好看。但是刘宗迪教授挑的恰恰是我觉得受争议最大的、也最不容易读到里面去的部分，包括地理实测的部分，以及他得出的《山海经》所述不出山东的结论等等。所以我觉得“很刚”。

另外有一个观点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我记得在成书后不久，刘宗迪教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这本书是投向古代史和考古学的一枚炸弹，但一定无法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研究是不科学的，或者干脆认为是“民科”。当时我听了以后内心五味杂陈，因为我们做神话学的其实很忌惮这个词儿，内心很是沉重。但是我今天听了刘宗迪教授的讲座以后，我觉得他有十足的底蕴在支撑他的研究。他在自嘲的同时，内心有很坚定的力量，他明白自己可能会受到怎样的质疑。我就举一个例子，诸位来听的应该都是关注《山海经》研究动态的，大家可能也关注到我们中国社科院的最好的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去年复旦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刘钊教授就发了一个《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出土文物互考，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和创作范围不出今天的楚国，而且《山经》的成书年代最晚在战国初，这个结论和宗迪教授的著作的结论是非常不同的。从成书年代来看，《大荒经》还好，但《山经》或者《海经》的话刘宗迪教授认为是在战国晚期，那么在山东和在楚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这和刘钊教授的结论是有一定冲突的。这个还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而且也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发布的研究。所以宗迪教授今天晚上的分享，我觉得确实像晓峰教授所说的，在《山海经》研究史上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夜晚。

然后我想强调的是，每个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角度都是截然不同的。有的学者可能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有的学者从神话学的角度等等。刘宗迪教授的研究最可贵的地方，是他以《山海经》为一个支点，对早期中国内部巨大的知识范式的变迁做了一个研究，这个范式至少包括传统华夏的世界观、时间观、空间秩序，还有信仰权力、祭祀民俗这样一个生动的、广阔的世界和体系。目前学界在早期中国的研究方面没有这样一个学术性的百科全书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或者说对我的研究最有启发的，就是从战国到汉的一统的构建过程，宗迪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秦的变化。当时我看到这个书我曾给他发信息，我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后一章的标题——“众神的黄昏”，这个标题把秦朝这个点的过渡抓得特别好，“众神的黄昏”也非常符合从创世到五帝一统以后，整个中国神圣体系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中国神话学史和早期中国思想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觉得宗迪教授洞见太深。当然我自己肯定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此我就讲三个例子。

第一个我更倾向于用稷下史观，宗迪教授现在这个是基于山东、基于鲁地为想象的模型，我如果不用原型，而是用模型去构建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是不是一定还在山东？我们不好说。但是宗迪教授这个想象的模型通过今天晚上的讲解，我认为可能是在山东。那么在这个模型之外的那个部分，今天最被我们关注的部分怎么样去讲，我们如果仅仅用后人的改写去解释，我觉得还不能够完全地说服我。这件事情需要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看。

从来一个政权的建立、神圣性的建立，它就是需要异文化。我们把商墓一打开，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异文化，因为所有的王者大墓几乎都有异域文明和异域文化的权力象征物。所以我觉得异和怪的元素被镶嵌在我们的王治话语里面。包括《山海经》这本书的性质，我们今天的最高频词就是地理，但是这个地理不是古代的地理，古代的地理它本身就是王治思想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讨论空间。当然宗迪也给我布置了书评的任务，在这里就不展开，我会结合刚才的构建和异的部分再在书评里交作业。

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来做总结。上个世纪中叶，在全球尤为重要的古典学家之一的瑞典的尼尔森，这个人我在《博览群书》上专门介绍过，他是一代宗师，考古史、神话学、思想史、民俗史等等的大家，但是他的很多结论被考古学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尼尔森的核心结论就是荷马史诗的年代在迈锡尼时代，那么荷马的起源是在前迈锡尼的时代。但是后来大量的考古学研究证明荷马时代应该是在后迈锡尼时代。尽管尼尔森的结论很多都被推翻了，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学术水准，他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一代宗师，其原因就是他所建构的研究荷马史诗、古典学、神话等等的方法，还原荷马时代和之前时代互动的方法，都是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

所以来看刘宗迪教授研究《山海经》同样是这样，他所做的是《山海经》和之前的历史的传承、对其他文本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时空所传播的一个知识构建的过程，所以我真的认为刘宗迪教授就是中国的尼尔森。

听众提问：在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引用了很多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请问您现在有和古文字方面的专家进行合作研究的打算吗？

刘宗迪教授：甲骨文、金文的研究确实很重要，我在这本书中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南开大学陈絜教授的甲骨文地理学研究成果，他根据甲骨文认为商代存在一个以泰山为中心的商王狩猎区，我运用不同的史料跟他得出相同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

听众提问：请问您是如何在何种情况下产生了从比例尺的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地理位置的想法呢？

刘宗迪教授：当我们阅读《山海经》的时候，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奇珍异兽上。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作者对距离的设置是非常精细的，可以精确到个位数。他写作这本书的态度不像是要描述怪物，而是非常像一个科学家或者地理学家在论述自己科学调查的成果。那么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想从地理学的角度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地理学的问题搞清楚了，就比较容易对《山海经》做研究了。而比例尺就是地理学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研究《山海经》的一把金钥匙。这就是我的思考过程。最后还有几句话想说，好多年前出过一本书叫《古典的草根》。这本《众神的山川》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我想是古典的浪漫。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厚的两本书，但当我回过头来看自己工作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全都是那些浪漫的激情。

刘晓峰教授：看《众神的山川》最开始《序诗》的两节，大家就能体会到这个做《山海经》的人心里边藏了怎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我把书里的诗给大家念一下：“我见过浩瀚的鸟群，从大雁之门飞过，羽毛如同大雪坠落在北方沼泽。我见过巨鱼和海兽在北海游弋，成群的飞鱼如燕子般在海面上掠过。”这首诗后边是这样写的：“来吧，请随我起舞，为明天的远行歌唱。空间的尺度已刻在海上，群山的坐标已写在天上，道路的名字已唱进歌里，所有歌谣都交给了风神。我知道风过无痕，我知道风过留痕，万物变异而不易，是天地造化的命运。我知道随风远去者，终将随风归来，曾经降临者将再度降临。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重新叩响，这座城被无数次打开，又被无数次关闭的时光之门。”谢谢各位同学，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所以向中间进入会议的听众们道个歉，以后我们争取把工作做得好一些，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东亚研究。特别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记录：秘秋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