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看快评｜九教授评 “留学生学伴”｜海外看世界

【嘉   宾】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特聘教授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

庚 欣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王凡妹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驻院研究员  / 孙雁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及研究生院政治系教授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人力资源学部教授

金君达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博士后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但已经是经济大国，而且成为输出和输入留学生的大户。这当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如何与时俱进地评估和完善我们的留学生制度也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围绕著网上由山东大学相关做法引发的热烈讨论，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就以下几个问题做出评论。

• 你认为山东大学的做法是网络舆论恶意曲解还是项目本身做法不妥？

• 此类项目是否有助于他国留学生对华产生好感，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 你所在的大学、国家是否有帮助留学生适应当地环境的项目、措施？

• 是否有别国帮助留学生同时提升本国形象的做法可以供中国大学借鉴？

• 在个体层面，我们自己的留学生在海外是否能很好地融入并了解当地社会？

• 在国家层面，我们的留学生能如何助力国家的公共外交？

以开放、谘商辅导的原则推动中外学生的校园交流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特聘教授

       这次山东大学“交换留学生学伴”计划执行过程遭遇到外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大力推动国际化的高校而言，这样的学伴制度有其必要，能够促进文化交流，提升人际沟通的能力。事实上，学伴交流计画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大学校园内。

       “山东大学交换留学生学伴”计画立意是良善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学伴报名表”的设计内容可以了解，另一方面是这项计画是透过山东大学国际交流协会为之，似有规范管制的目的。

       由于大量留学生进入高校校园，生态环境产生变动。电视台不时报导外国人在中国的状况，甚至不少中外联姻的佳话，因此社会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交往应该是相对开放。从另一角度观之，当前山东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外国留学生都具备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品行端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只需要建立“交换留学生学伴”平台，至于交往则应让学生自行为之。基于家长和社会的期望，学校应该设置辅导顾问室，一方面提供各项演讲座谈，使学生对交流的本质、方式、和内容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提供相关议题的咨询。此外，学校可以透过建立“接待家庭”（Host Family）的制度，同样促进留学生瞭解本地文化习俗，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内涵。总之，一项原则是建立开放平台、积极提供咨询辅导。

图片来源：北京卫视

要反思留学生政策、也要防止民粹主义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最近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学伴”等留学生管理事件，引起社会高度争议。  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具体做法上也许有改进空间，但对学伴项目本身其实不需大惊小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高校也有类似项目。这些项目一般由学生志愿团体参与，校方行政参与较少。学伴项目的出发点完全可以是正常正当的，既可帮助国际学生适应新环境，也促进学生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运行过程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

       中国公众真正反感的是内外有别、对本国学生的种种逆向歧视。最近几个留学生管理事件形成争论，部分反映了这种公众情绪。教育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公众有权关注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反思现有留学生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需要履行更多国际责任，包括培养国际人才。但这个过程需量力而行，照顾国内民众的感受。任何一个大国政府负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首先是对本国国民负责，其次才是量力而行对国际社会责任。如果公众看到国际学生处处享受超国民待遇，其引起的民意反弹可想而知。

       其二，中国高校的留学生政策不应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国际化，要在提升质量以及成本收益等方面下功夫。欧美发达国家在高学历项目发奖学金是为了延揽高端人才，本科层次的留学生项目大多是赚钱项目。比如，美国很多高校在本科或硕士项目一般都设立了不同的学费标准，国际学生有时需要负担比本土学生高几倍的学费。博士生通常有奖学金，但一般由高校而不是政府发放奖学金。博士生通常需要做研究助理或教学助理，相当于半工半读。美国政府除了富布莱特项目等少量项目用于接待国际访问学者，很少给国际学生直接提供任何奖学金。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三，中国人在对外交往中展现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当然值得提倡，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中外交流大量都是普通的民间交往。地方政府和高校没有必要处处拿出“外事无小事”的超高标准处理民间交往。要尽量避免对内逆向歧视、对外超国民待遇的印象。对于日益深入的中外民间交往，中国政府和社会最好的姿态是不卑不亢、平等交流。最好尽量让民间交往回归民间，在管理层面要公平合理对待本国学生和留学生。

       在反思留学生管理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和媒体要继续鼓励正常的中外学术交流，既要照顾本国公众和学生的合理关切，也要保护留学生的合法权益。要防止对留学生政策的反思争论演变成民粹主义的反外思潮。

Tutor制度的合理性值得肯定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

       “留学生学伴”制度一举将山东大学推到舆论的漩涡之中。看大致舆情，持批评意见的居多且有激愤之情。究其原因，在华留学生多来自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其是非洲，而中方学伴多为女生，潜意识中的民族情节难以接受，这恐怕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说句公道话，但凡留过学的人，尤其是我们这批改革开放不久从国内到发达国家留过学的人，都曾受惠于Tutor这种制度。从具体做法来看，山东大学的“学伴”也就相当于西方很多国家的Tutor，制度本身无可厚非。这种做法有利于留学生尽快适应异国生活，提高所学外语的语言交际能力，特别是学术写作能力。同时，对接受国的大学生来说，这一制度不仅是草根式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是勤工俭学、发现自我的一种途径。学伴是同性者，后来多成为挚友，学伴为异性而最后演变为人生伴侣的，也不失为一个美的结局。我身边的师友以及学生中，此类佳音一直不断，最近还有毕业后远嫁马拉维的，祝福乃是常态。

       我所在的学校，除面向所有学生的Peer Mentor制度外，一直拨发预算推广双向、多语言的Tutor制度，如母语为英语或华语的留学生，一方面与日本籍学生结为学伴，学习日语及日本的习俗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申请成为Tutor，指导计划去英语圈或华语圈留学的日本学生。在我校全体在籍学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不足十分之一，但他们对地域社会的贡献却很大，他们本身对留学生活的满意度也非常高。培养留学生得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不能从经济上或政治上去患得患失，也不应根据一时的现象去否定一种制度。在中国的大学执教，与中国籍同事同等待遇、公平竞聘的外籍学者中，不乏留学中国的原留学生吧。中国的很多大学已走向国际化，与这些人也不无关系。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用合理的制度，合情对待留学生，而不管其来自哪里是何肤色，乃国际社会中的为国之道。

讨论“留学生学伴”最重要的是善意与胸怀

庚欣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最近，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话题引人关注。所有发表意见的朋友和不关心或忍着不发表意见的朋友，其实都是在表明自己的某种态度。

       对于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工作中具体的分寸和是非曲直，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了解和评估。中国教育和有关领域“重外轻内”的利弊得失，也应该与时俱进地进行总结和调整，一些过分的、扭曲的甚至违法乱纪的负面现象，当然更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作为一个1986年公派留日、享受过祖国恩惠与日本人民关照的“老留学生”，我还是想说说心里话。

        一，留学生到海外需要帮助，而且是全方位的，我们自己或子女出国留学，当然希望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么外国人到中国来，当然也是一样的。这不仅是将心比心、礼尚往来，而且是咱们中国特别受到世界尊重的重要特质。有的日本学生就说，中国虽然还有一些不方便、不发达之处，但就是有一种亲情的感受，和西方国家不同。这其实既是中国人特有的善良，也是中国人的胸怀，对于这一点，日本朋友尤其有体会。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作为学校，招来留学生就要负起责任照顾好，这就不仅是善意和胸怀，还是一种工作操守和职业道德。而且中国的大学综合实力还有待提高，改革开放、国际交流、留学教育等都是重中之重。我感觉现在我们的大学可能还不是开放过头了，而是开放的还不够，留学生工作也是如此。出现一些负面问题时，我们常常习惯于用老旧的、传统的观念去对应，而缺少改革开放的包容和创新精神，在40年改革开放后的重点大学，还在讨论“留学生学伴”这类话题，确实值得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走得更快一点儿呢？

       三，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局，中国在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国家一项重要工程，每个留学生都是这个工程里的一砖一瓦，这种简单的有机关系并不难理解。我们总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留学生工作中也是同样。或者换言之，如果我们连几个对中国抱有友好感情的外国留学生都照顾不好，又怎么能成为有责任、有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国呢？

       从个人的为人处事，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再到学校的工作责任，最低是将心比心的善意，最高是海纳百川的胸怀。“留学生学伴”的话题，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一下，结论不难得出。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有留学体验的朋友都说说自己的看法，不辜负培养和关照过我们的师友是一种善意，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也不失为一种胸怀。

学伴事件折射出高校留学生项目的深层问题

王凡妹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所驻院研究员

孙雁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及研究生院政治系教授

       山大“学伴”事件，从三个层面反映出近年国内大幅扩招的留学生项目中的深层问题。

       其一，项目本身的设计与管理问题。国外一些高校也有“伙伴”项目，但与山大有不少差别。以加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有30年历史的“McGill International Buddy Program”为例，两者间有诸多不同。（1）目的不同：McGill的重点是帮助国际新生熟悉新环境，尤其强调伙伴不涉及“学习方面的活动”（academic activities），伙伴的责任也相对较少，没有山大项目中一起做任务的要求，如一起学习或看电影等。（2）学伴数目不同：山大的数目是1对3，而McGill是反过来的，一个学伴可配1-5名新生。由此推断，后者的任务较少或同时可带数位新生。（3）学伴申请要求不同：McGill的伙伴报名表，填写信息非常简单。除基本信息之外，只有2个必填项，即申请者的“母语”及“是否想匹配同一国籍的人”。相比之下，山大的报名表有众多的必填项，包括申请者的“外语语种及水平”。显然，山大的学伴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这反映出留学生的汉语沟通能力不足的问题。（4）自愿性质不同：尽管山大强调的是学生自愿报名，但由于申请人多，其填报的信息会直接影响入选的机会，如“业余兴趣爱好及特长”或“性格”等等。由此可见，山大的学伴项目在设计与运行方面，与国外高校类似项目相比，校方干预过多过细，选择权较大，给自愿性打了折扣。至于学习上需要的帮助，国外高校另有mentoring或tutoring的项目，雇佣研究生帮助有需要的本科生。本文的作者之一在美读研时做过此类mentor, 并没有因为自己本身是国际学生而不受“选拔”。

图片来源：山东大学

       其二，生源质量及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关中国高校的留学生项目引起广泛社会争议这一现象，有其必然性。从表面上看，山大事件具偶然性，毕竟类似的项目在中国其他高校比比皆是。然而近几年，各高校不断有类似事件在网上曝光，如前两天山东财大的“换宿舍”事件又上了微博热搜，因此社会上广泛的不满有其深层原因。这些不满集中在两方面：（1）来华留学生的招生与培养问题。比如山大项目对学伴的外语要求，折射出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有限。他们如何完成本科学业？多项研究显示，中国不少高校在录取与培养留学生方面把关不严，刻意降低标准，造成留学生生源与培养质量良莠不齐。于是给人一种印象，貌似大批不合格的留学生占用了国人难以获得的高等教育资源。（2）来华留学生获得的超国民待遇。网上有大量帖子讨论留学生的优惠待遇，即使在本次山大事件中，山大的1对多的学伴比例与山大高额的“来华留学教育支出”也成为讨论热点。实际上，山大的学伴比例可能源自学伴申请者众多而非特殊优待，而山大留学生在经济上获得的优厚待遇也并非完全源自山大，而是大多源自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拨款。但在人们印象中，留学生获得的待遇是远超中国学生标准的，从高额奖学金到比普通学生更好的免费宿舍。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不合格的留学生获得超国民待遇，使不少人把原因归结到“自卑”或“崇洋媚外”，长期郁积的不满在“学伴”事件的导火索下大爆发。

       其三，扩招带来的急功近利的问题。近年扩招留学生的政策是造成来华留学生项目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自2010年以来，为响应国家政策，大批高校仓促大幅招收留学生，产生如下问题：（1）降低招生标准：除了北清这类国际知名高校能够甄选优秀留学生之外，大多数高校难以争取到优质生源，但为了达到扩招目的，在不同程度上放松招生标准。（2）降低培养标准：留学生生源不佳导致高校在培养过程中放低标准，即低于中国学生的考核及毕业标准，使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毕业，以便继续招生。（3）欠缺专业培养能力：为了多招留学生，高校开设全英文教学项目。作者在北京一所高校调研发现，全英文项目的教师因英语口语能力不足，只得降低授课要求，直接影响留学生培养的质量。（4）欠缺管理能力：由于大多数高校缺乏管理留学生的经验，一方面出于管理便捷的需要，安排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隔离居住，另一方面又未能像北清一样，有足够的项目给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搭建平台，促进双方交流，结果客观上造成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隔离。学伴项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隔离的问题。

       媒体用“崇洋媚外”来解读中国高校对留学生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它忽略了山大事件所反映出的诸多带普遍性的深层问题。发达国家招收留学生，大多出于教育目的或经济目的。而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招收留学生伊始，就以带有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为主要目的，近年来有关扩招的政策延续了这一思路，将培养留学生项目定位在助力“一带一路”和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士”的层面，因此出台了大幅资助留学生的措施。然而教育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普通人实现社会层级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对教育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无疑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因此，从深层次讲，山大事件的根源在于大幅扩招政策的负面后果。

“配对”在美国常见且有效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

       二十几年前我作为交响乐团的首席接待一个来自美国姊妹城市的交响乐团。两个乐队约好了成员之间互相交换礼物。出乎我意料的是，对方的首席赠送了我一本圣经。美国学生在海外并不一定受到国家行政的影响，却往往和个人的文化价值相关，也许这是个体主义在留学交换上的呈现。几年之后我到了美国，也有基督徒给了我一箱圣经，让我回国当礼物送人的。把留学生作为传递民间、宗教、个体价值的媒介，看来在美国并不罕见。

       十几年前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份在校园打工的工作，那就是给美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做学伴。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却给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做学伴，其原因是在美国的校园里，需要关怀的群体也许存在一个顺位。虽然我来自中国，但我并不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且已经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待了几年。而在美国，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因为家庭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而在刚入学时很难适应大学校园的环境。学校鼓励拿着时薪以及娱乐活动预算的我，带着我“辅导”的第一代大学生吃饭、看电影、打保龄球等，尤其是带其参与我组织的社交活动。所有相关开销，由学校承担。留学生有留学生自身的优势与资源。学校通过这样的“学伴项目”不仅给了留学生生活上的补助，同时也让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不会孤独，能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这种借留学生资源实现双赢的做法值得借鉴。

       再后来我读硕士、博士时学校也都给予了专为非美国本土学生设立的带生活补助的全额奖学金。这种奖学金除了成绩需要维持在一定的标准外没有任何其他约束，不带任何其他条件限制。而学校也时常为留学生准备自己的联谊或者与美国本土学生共同的联谊活动。如果有需要，也同样有免费的配对辅导项目。当然，项目的本质还是为了让留学生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环境。就连我现在当了教授之后，学校都提供更有资历的教授配对年轻的新教授，帮助新教授融入本校新的环境。

       所以，帮扶、配对其实是很好的人与人之间价值观传递、交流的方式，也往往可以通过挖掘留学生自身带来的资源、特长、优势使得这种配对可以让个体间、学校间、国家和文化之间实现共赢。我们在教育上和公共外交上应该追求能让在本国的留学生和自己国家去别国的留学生都发挥作用，不谄媚，平等互惠，从而实现配对双方共同赋能、成长，与此同时，使双方代表的国家与文化加深纽带更为融洽。

留学生需要学伴，中外学生应该互为学伴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人力资源学部教授

       不才在微信微博上实名呼吁了一下，《头条》在第一时间转发了。可见，常识常在，只不过是非常识往往叫得山响而已。

       山东大学为留学生安排了学伴，甚至被炒作成了“逼良为倡”，可见非常识往往爆发出极端恶质。

       中国人有留学经验的也不在少数了，请回忆一下自己留学时的苦与乐。我留学日本，当然想结交日本朋友，但是一个外国人，日语还说不好，很难进入人家本国人的圈子。可是不接触日本人，只是中国留学生扎堆，日语也无从进歩，更重要的是你无法深入了解日本，研究日本，这就失去了留学的主要意义。这是留学中最大的难关，最愁的苦恼。好在是日本政府主导搞了一个做法，政府出一点儿钱，大学出一点儿钱，招日本学生做小时工，帮助留学生。就是做学伴儿。钱给得很少，日本学生实际上就是在做义工。同时各个大学还都全校募集日本学生跟留学生组织国际交流学生会，搞各种学习、生活交流活动。日本政府和各大学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一是留学生很难融入本国学生之中，只是留学生自己扎推，就失去了留学意义。二是本国学生也缺乏国际交流交往的机会，再浪费了难得的跟留学生进行多文化体验的机会，就难以开扩视野，不利于成长为全球化世界中的有为之材。一位旅美华人教授告诉我，在美国也有学伴，但那是由学生组织自发地为留学生提供学伴一类的服务。

       可见学伴之事，不是该不该做的问题，仅仅是应做得更合理合规的问题。日本和美国也是两种模式，即日本式的政府和大学主导，以及美国式的学生组织主导。日本和美国都认为学伴的事情还做得很不到位，还应该做得更多。

       学伴应该怎样做，留学生教育应该怎样搞？首先要对留学生教育的意义有一个全面认识。留学生教育不仅是为了多培养几个亲华知华派，其另一个意义是为了本国学生，培养本国学生的国际性。目前教育机关往往是牢记前者，忘却后者，一心想着多多照顾留学生，忽略了对本国学生的成长的意义。

       其次是应该怎样照顾留学生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钱的问题。哪个国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留学生发奖学金，要安排留学生去打工，帮他们找工作，勤工俭学，这才有利于他们学习中国，理解中国，并使自己受到锻练。中国留学生也大都是靠在国外打点儿工，才接触到那国那民，并且学好了外语。

       中国国费留学生每月领多少现金呢？2000到3000元，大概一个月的伙食费。够被诟病的花天酒地生活吗？够月请一次女友的吗？而日本政府的国费奖学金是18万日元，90年代时比日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还高，现在因为免税，也比大学毕业生的实际收入高。目的就是要让国费外国留学生有一个体面、自尊的生活。

       其实，网上骂留学生的人，脑子里想象的仅是男留学生，而留学生也是“阴盛阳衰”，女留学生占到了7成。就是说所谓学伴，大都是在陪女留学生。可是各大学号召到的报名陪伴的中国学生，也因为中国的阴盛阳衰，少有男生报名者，也只能分配女生去陪伴男留学生了。所以，山东大学报名表中加了一个选项：“是否同意陪伴异性。”

       另外，看看日本的情况，还可以推测到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一个难言之隐。号召学生参加国际交流，包括做学伴，结果报名的多为女生。我曾每年召十名日本学生带去北大，有的年份是十名全是女生，没有一各男生报名。山东大学的学伴们惹得大叔们生理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吧。山东大学也实在无法规定只许中国男生交女留学生朋友，严禁中国女生交外国男生，更不能规定只许交某个人种的男生。只能奉劝大叔们：少管晚辈的事吧！应该多多祝福青年们广泛交友。更何况，现在已经到了要尊重不恋不婚，同性相恋的新时代了。

仍应欢迎留学生来华，但录取应当重质量

金君达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博士后

       山东大学（简称山大）“学伴”事件，是全国各地高校都在实行的留学生优惠制度的冰山一角。山大遭到全国上下从官媒到网民的讨伐，是由于该事件与近期诸多“外国人在中国”热点新闻相互佐证，暴露出当前我国行政部门盲目订指标、领导个人升迁考核问责与对外行政执法“超国格待遇”等弊端。笔者认为，欢迎留学生来华仍将是重要国策，但盲目扩招留学生的“大跃进”属于“念歪经”，实不可取。

        除去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祟，山大事件各方均受到利益链驱动。从学生角度而言，学校对于“学伴”的补贴政策是激励学生前仆后继的一大原因；以津巴布韦骨折学生事件为例，显然是25名学生通过各自陪护一天的方式挣志愿服务记录。从学校角度而言，招收留学生能够获得巨额国家补贴（少数国家自费，学费较高），其实是赚钱生意，因此学校不管质量也要填满留学生名额。从校领导个人角度而言，由于山大近期排名下滑，海招留学生是提升学校国际排名、创造政绩最方便的方式。从主管部门而言，山大收到的留学生指标、“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只看质量是头脑发热”等要求都来自于其主管部门，而主管部门则将留学生数量、大学国际化指标作为政绩。虽然留学生经费并未造成严重财政负担（2018年外国留学生预算33.2亿，教育部年教育经费3万亿以上），此类政策却引进了不少问题留学生；哪怕愤怒的网友推平山大，也无法解决全国一二线城市大学里问题留学生横行霸道的问题。

       “学伴”造成强烈舆论风波恐怕在山大领导意料之外，因为实施类似政策的高校全国不少，只是山大“三陪一”、“研究生会舞会通知”等操作格外愚蠢。笔者在北京大学期间见过北大-耶鲁合作项目，由于“学伴”能够与留学生共享两人宿舍（当时本科标准间是四人无空调，耶鲁学生宿舍据说有空调，推测应为同性学伴），该项目受到部分学生欢迎，但没有出现研究生会“官推中外配”这类事件。笔者目前所在的苏世民书院确实存在一系列学生专属设施，但该项目由美方出资创办、选拔授课非常严格、中外学生均可报名竞争，与山大情况不可同一而论。然而留学生超规格待遇在彼时已有争议；即使在科研经费远超留学生经费（对比山东大学）、留学生素质较高、学生学习环境自由平等的北大，专享宿舍等话题也在学生中引起讨论。笔者在国内读书期间，某国留学生团体在北大、人大等校园内抱团抽烟、骑摩托等行为招致本校学生反感，也有时引起周围居民侧目。山大事件在今日突然爆发，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以山大为代表、不看质量看数量的留学生招收“政治任务”，短期看可能对提升学校排名，以及“一带一路”推广有益，长期却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第一，问题留学生挤占了我国宝贵的学术资源，既损害优秀高考考生、考研学生的个人前途，也减少了国家未来的人才储备。金钱外交或许能够短期改善中国与合作伙伴关系，但提振国内教育、保障国民生活、支持企业研发技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才是提升我国吸引力的长久之计。

      第二，重金请留学生来华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外交手段，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行贿问题（patron-clientalism）原本就饱受批评，大学招收现任官员的儿女是公开信息，很容易成为伙伴国反对党、乃至欧美国家的攻击把柄。更何况大量问题留学生甚至不是“高衙内”而是“牛二”，本身连政治影响力都不具备，只是混吃混喝。相比之下，北京市组织“一带一路”国家杰出青年论坛、组织学习中国发展经验、推销中国产品，则是有利于双方国家发展的明智政策，而蒙内铁路等项目在当地培训工人更是改善中国口碑的有力举措。

       第三，成年人的思维模式和利益所在很难被改变，留学生扩招对提升中国形象效果甚微。以笔者在霍普金斯留学期间遇到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为例，Anne Thurston教授是美国最早来华的大学生之一，现在照样对中国人权、民族政策屡加指责，并被我国禁止入境。近年来，外国留学生和外教一边拿着大把人民币，一边在公众平台攻击中国社会、甚至攻击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事例屡见不鲜，这其中甚至包括不少中文流利、和中国学生打成一片的“中国通”。

       第四，通过降低留学生标准、提供“破格服务”来提高学校“国际竞争力”是不正当竞争，相当于卖注水肉，损害了中国教育产业名誉。当前滥招留学生的风潮已经破坏了我国学校的海外形象，“要享乐，去中国”的传言已经开始流通。一旦某所学校因劣质留学生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而变成“野鸡大学”，中国的所有大学都将受损。

       第五，问题留学生难以管理，学校手段有限，公安部门则受困于繁琐的涉外执法程序；由于当前留学生管理重数量、轻法治教育，山大事件、山东财经大学“为留学生腾宿舍”、福州警察事件等事故频发，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损害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外国（尤其第三世界国家、非洲国家）在华声誉，不利于长期民间交流。第六，山大领导班子及其主管领导的政策，属于对习“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大势”的扭曲解读，本质上是以留学生数量取代学术建设、以学生“国际化”取代师资队伍现代化、以“学伴”服务取代课程设计的懒政表现。

       学校与主管部门要求学生向国际看齐的同时，自己也应向留学生大国——美国学习。笔者美国留学七年期间，所在的两所大学均设有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ISSO），提供协助学生完成政府文件、OPT申请、防诈骗等服务，但其立足点仍然是帮助留学生遵守本地法律（福州警察被留学生推搡这类事件，在美国完全不可想象）。此外笔者也没有遇到“学伴”，只有博士录取前学校安排一名师兄（中国人，同性，其实没有国籍性别要求）对口新生负责答疑。相比学伴制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预科（pre-term）制度不仅教授美国文化习惯、面试经验、课堂讨论技巧，而且安排多次美式“爱国主义教育”一日游，并鼓励学生在四周内完成一项关于美国的小研究，这种模式尤其值得中国借鉴。在学校录取授课环节，美国大学对留学生与本国学生采用同等要求，尽可能减少学术混混的同时也提高了美国学术标准的世界权威。虽然美国对留学生管理严格、没有“跪舔”式优待政策，世界学子仍然会被它的雄厚学术资源和强大学术话语权吸引，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航班来美国读书。美国教育产业的成功靠的是有关制度建设和学术积淀；中国大学要提升国际化指标，则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科研教育投入、提高学术和校友群的质量声誉。使用问题留学生“注水”，属于透支学术声誉、寅吃卯粮的行为，虽然有利领导升迁，对学术体系却危害巨大。

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着“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我国在全球化中开始发挥领导作用，招收留学生符合国家、学校和学生三方面的需要。可以预见，更多留学生来华是难以扭转的趋势，从政府、学校到民众都需要做好准备。然而不加把关、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注水式录取方式，对“一带一路”的长期建设有害，也不应提倡。山大等校扭曲的跪舔式激励方式，很难培养留学生对中国的积极印象，也不能将留学生培养成推动双边合作的可用之才。山大事件有学生会、校领导的责任（部分领导可能责任重大），但也是留学生“重量不重质”招收策略积弊的集中体现。中国政府各大官媒今日注意到山大事件，或许这会是改变留学生招收乱象的契机。如果其他学校、有关部门“哀之而不鉴之”，恐怕下次名誉受损的就不只是一家大学了。

责任编辑：任婕

校对：陈俊婕 陈芷仪 闫亚琼 文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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