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第26届世乒赛“108将”大战日本“秘密武器”
1961年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乒乓球国际赛事。北京市决定在东郊新建一座体育馆——工人体育馆，作为比赛场馆。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指示，成立了领导小组，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率领司局级干部下乒乓球队蹲点，抓队伍参赛准备工作。
但就在比赛之前，中国队偶然从匈牙利队得知了日本乒乓球队的一个“秘密武器”——弧圈球。于是，如何应付这个秘密武器成为中国队备战的主要内容。
此次赛事之后，国际乒坛进入了中日两队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并为之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奠定了基础，随后又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的前奏。
中国队第26届世乒赛男财冠军后合影。左起：李富荣、傅其芳（主教练）、徐寅生、王传耀、庄则栋、容国团、张钧汉（领队）、姜永宁（教练）。图｜受访者提供
口述｜《中国新闻周刊》徐寅生
整理｜《中国新闻周刊》金大陆 吴维
本文首发于2016年4月19日总第752期《中国新闻周刊》
徐寅生，
中国乒乓球名将，四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国家体委原副主任，
1995年-1999年担任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
1959年4月，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意外地输给了匈牙利队，失去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的机会。但在男子单打比赛中，容国团夺得了冠军，实现了中国体育项目第一个世界冠军。这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庆贺大赛圆满落幕、欢送各国选手和客人，多特蒙德世乒赛组委会举行了盛大酒会。在这之前，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已作出决定，两年以后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中国北京举行。大家纷纷来到中国队面前，祝贺容国团取得优异成绩，相约在北京再见。席间，音乐欢快，人们翩翩起舞，气氛热烈。
我却情绪低落，闷闷不乐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我作为团体赛成员，参加了单打和双打比赛，但一无所获。闲着无聊，我不由得掏出笔来，在一张纸条上胡乱写起了打油诗：
团体有难不敢上，单打输给美国佬。双打领先手发抖，19比16倒输球。一失足成千古恨，音乐美酒难消愁……
经过认真反思，我决心汲取教训，要在两年以后的北京世乒赛上打出优异成绩，将功补过。
北京将举办世乒赛的消息传出，举国轰动。
从中国乒协1953年加入国际乒联，并参加世界锦标赛，近五六年时间，中国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已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举办世界锦标赛这样大的体育赛事，不仅可以加快提高技术水平，推动群众性乒乓球活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突破封锁，打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大门。可以设想，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人员以及新闻媒体将亲眼目睹中国的变化和进步，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关心，全国各地以各种形式给予支持。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指示，成立了领导小组，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率领司局级干部下乒乓球队蹲点，抓队伍参赛准备工作。小组成员经过精心挑选，有竞赛司司长李梦华、球类司司长张之槐、群体司司长兼中国乒协主席陈先等，就像战争时期的前线指挥所。领导小组进驻地工人体育场，与运动员一起生活。大家都感叹：“贺老总决心真大，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到乒乓球队了。”
北京市决定在东郊新建一座体育馆——工人体育馆，作为比赛场馆。不久，就遇到了困难时期。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从宿舍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体育馆的建筑工地。眼看着体育馆的形状快出现时，突然听不到隆隆的机器声了，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原来钢材、水泥和资金碰到了困难。后来，在全国多方的支持下，工程又慢慢恢复了，体育馆如期完成。
第25届世乒赛结束不久，中国乒协派出青年队赴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访问比赛，领导决定让我随队出访。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实打实地体会到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在访问比赛中，我每场必上，每场都任主力，在团体赛和单打赛中保持了全胜。
幽默的捷克人一向爱给朋友起绰号。左右开弓的王传耀被称为“机关枪”，善搞旋转变化的姜永宁被称为“狐狸精”。他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契泼尔卡”，在捷克的语言里意思是“洋葱头”。在比赛场上，主持人用绰号来称呼我，引得了观众的一片欢笑。
归国后，我集中精力苦练球艺，磨炼意志。
长跑，是我最头疼的身体训练项目。集训中，我们常从所住的工人体育场跑到北京火车站，再折返回来，一跑就是万米。当我感到体力不支时，一想这正是磨炼自己意志的最好机会，便不断地给自己鼓劲“坚持、坚持”。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跑完全程，对长跑的恐惧感消失了，提高了战胜困难的能力。
我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队内的练习比赛。有一次我听到同伴周兰荪讲“徐寅生斗志差，只要咬住他就能赢他”，我没有因此动怒，心想你不是说我斗志差吗？我倒非要跟你斗个明白。比赛中，我拼劲十足，周兰荪对此估计不足，输给我以后，发愣地看着我。
1960年的全国锦标赛，我在单打比赛中接连有三场球打得别别扭扭，都是0 : 2落后，眼看要被淘汰。此时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考验，要珍惜这个机会，一拼到底。结果，三次都是连扳三局，反败为胜。
在赛场上就是这样，你软，对方就硬；你硬，对方就可能软。过去我碰到一点困难，特别是自己感到别扭的时候，往往就轻易放弃，不想要了。如今，从过去的“不要”到现在的“要”，打球的责任感有所增强。
为了备战第26届世乒赛，根据贺老总的指示，体委搞了一场乒乓球大会战。
先是从全国青少年比赛和第一届全运会中选出170多名运动员，编成四个队，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集中训练。经过三次比赛，又选出108名运动员，组成国家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集训。
国际乒联没有限制参赛人数，中国队男女各报了32人参加单打比赛。比赛时，放眼望去场上全是红色服装的中国运动员，国外评论中国采用了“人海战术”。而上届世乒赛，中国只有11个队员出国参赛。
世乒赛7个项目，根据领导的要求，要分头把关，一部分攻单打，一部分攻双打，主攻团体赛的几名队员则作为重点保证。集训中，日本、欧洲各种打法百花齐放，互相促进。
老将傅其芳出任男队教练。他本是一位高手，从香港归来后曾参加过世界大学生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他失去了参加世乒赛的机会。后来在贺老总的关心下，他被委以重任，入了党，当了教练。他经验丰富，主张中国的快攻打法要积极主动，坚持“快、准、狠、变”的风格，且知人善用，比赛中对排兵布阵有独到的见解。
在队伍方面，男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庄则栋、李富荣等小将加盟。在这之前，他们随中国青年队访欧，成绩突出。男队形成了老中青阵容，实力增强。
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有报道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带头不吃肉，与群众一起节衣缩食、共渡难关，但对于“108将”集训队伍，国家却特别关照，伙食上基本保证。上海产的梅林罐头猪肉的滋味，让我至今难忘。我们听说日本队来北京参赛时，知道中国的情况，还带来大米，准备自己做饭。后来我特地向日本选手木村兴治求证。他回答，确有此事，不过因为中国的伙食太好了，比他们在日本吃得还好，所以没必要自己做饭了。
那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高质量海绵，我们用的海绵球拍是从日本进口的。因为来之不易，我们非常珍惜球拍，一块海绵至少要用半年以上，坏了才能到仓库里去挑。后来我当了教练，文革期间，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时，我斗胆向他反映情况，请求批一点外汇购买球拍。他非常关心，说你们写个条子给我。我写后，他作了批示，让外贸部门去日本采购。
集训期间，领导要求我们学习解放军，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同时，引导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处理训练比赛、思想作风上的各种矛盾。
通过学习，我慢慢尝到了甜头。比如，我对付防守型打法的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对付进攻型打法的能力要弱些。通过学习我体会到，“强”与“弱”可以易势，具体联系到与日本选手的力量对比，我的反手技术、近台技术、速度要比他们强；日本队员要卫冕冠军，又在明处，容易背包袱，而我身在暗处，压力小。这样一分析，我的信心有了增强。
1960年底，北京世乒赛前夕，匈牙利队来华访问比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知，日本队发明了一种弧圈球技术，匈牙利队和南斯拉夫队联袂访日比赛时，被这种技术弄得一筹莫展。至于弧圈球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没说出更多的细节。
日本队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的体育科研所赶紧去了解情况。集训队的领导召集教练员、运动员一起商量对策，分析研究，并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刚开始模仿时，怎么拉也不像，以后改变了拍形再拉，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
正巧，日本队要访问香港。香港队员的球路和内地的差不多，多是直拍攻球的打法，日本队是要找对象练兵，来适应中国队的快攻打法。得到这个消息后，集训队上下都很重视，决定去实地“火线侦察”。
那时去香港可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为了保密，只派出了教练庄家富。他神不知鬼不觉坐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的观众席中，专心致志地观察日本选手拉弧圈球的技术。
神秘之旅是有效的。比赛中香港队快攻手刘锡晃还击败了日本弧圈球主将星野展弥。大家认为弧圈球确实威力很大，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它对付下旋球比较有效，但对于速度快的来球还难以发挥作用。
这时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三四个月了。为了对付日本队的弧圈球，首先要有人作为对立面（俗称“靶子”）帮着练。在此紧要关头，108将中的薛伟初、胡炳权等老队员挺身而出，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也要学会弧圈球，帮主力队员进行适应性训练。这种甘当铺路石的壮举感动了全队。以后廖文挺、吴小明、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拉弧圈球、甘当陪练的行列。一时，集训队里掀起了苦练弧圈球和对付弧圈球的热潮。
记得第一次接弧圈球时，我曾大吃一惊。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我的拍形控制不住，球一下子蹿得老高，出界很远——不是一般的远，是飞出了栏板。我怎么也没有估计到旋转会有那么强，如果是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不仅会失误不断，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尽管当时没有影像资料，但打球的原理八九不离十。于是，“中国产”的弧圈球选手每天轮番陪五六个主力队员练，真正做到“重点保证，随叫随到”。拉弧圈动作大，每拉一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量，他们每天要甩臂转腰千把次，胳膊都拉肿了。
余长春不仅模仿木村的技术，还尽量做到神似木村。他打趣说，到时候我也要像木村一样，戴上一副眼镜，陪主力队员练球，让木村看了心里发虚。
对日本的秘密武器，我们“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对付日本的弧圈球的能力有了提高。
徐寅生在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迎战日本队的星野展弥。图｜受访者提供
1961年4月4日晚上，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了战幕。
能容纳1.5万名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贺龙、陆定一、罗荣桓、彭真、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出席了开幕式。
志在卫冕的日本队派来了10位强将，一位日本记者在日队出征前撰文抒怀：“此行获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们既有常规武器，又添了核武器。”
中国男队最后确定由容国团、王传耀、庄则栋、李富荣和我参加团体赛。
我们顺利进入了半决赛，对手还是匈牙利队。上届世乒赛我们是在半决赛中输给匈牙利的，此番交手，分外眼红。匈牙利仍以36岁的老将西多和欧洲冠军别尔切克为台柱子，中国队上场的是容国团、庄则栋和我。我们终于以5:1战胜了匈牙利队，报了一箭之仇，将与日本队争夺男子团体冠军。
中日男团大战一票难求，整个工人体育馆如沸腾了一般。为了使我们安心参赛，领导照顾我们，给每人花3元钱买了一张决赛票以送亲友。亿万群众则早早守候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
为了排兵布阵，傅其芳教练煞费苦心。他和其他教练反复推敲，定下了方案。中方的出场次序是：1、5、9，庄则栋；2、4、7，徐寅生；3、6、8，容国团。日方则是：1、4、8，星野展弥；2、6、9，木村兴治；3、5、7，荻村伊智朗。
第一盘，庄则栋以2比0先拔头筹。
第二盘，轮到我和木村上场。日本队长谷川教练在前一阶段比赛中故意不让木村多露面，留这匹“黑马”就是为了打乱我们的阵脚。由于对他的情况不熟，一开始，只能各打各的。木村拉出的弧圈球质量明显高人一头，给我带来很大威胁。我只能靠发球抢攻和压他反手来争取主动。
第一局，我以21 : 17先胜。易地再战，木村侧身拉弧圈球更凶，我丢了不少分，再加上接发球失误，以17 : 21失利。第三局，我曾一度领先四五个球，由于连吃了几个发球，心里紧张起来，视力也似乎有点模糊，看不清木村发球的旋转变化，被他抢攻屡屡得手，最后以17比21再失一局。
第三盘，荻村以2比0胜了容国团，中国队1 : 2落后。
接下来，轮到我战星野。我感到压力很大，想稳定情绪，偏偏星野又软磨硬泡，不好对付。
第一局，我以17比21输了。我感觉自己处于从未有过的险境中，有一种叫天天不应的感觉。教练和队友给我指点战术的同时，提醒我要增强斗志，坚持到底。我也意识到，此刻信心比战术更重要，以往自己一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的毛病今天绝不能再犯。思想坚定了，进攻也就果断了，我以21:14扳回一局。
第三局，我以20:18领先。星野持着球，在作深呼吸。我估计，他要采取孤注一掷的搏杀了。前辈王传耀曾告诉过我，上届世乒赛男团决战中，罗马尼亚队第9盘最后一局以20:15领先，眼看再赢一分就冠军到手，不料日本选手利用了对方求稳保守的心理，连着5个发球抢攻得分，打得对方心慌意乱，居然挽回了败局。由于对日本选手这种战术有所准备，我决心宁可冒风险抢攻在前，也不能让他这一招得逞。
星野发球后，没料到我会侧身抢攻，只得退后防守。我抓住时机扣杀，他不得不远离球台，放起高球。
按说，这时我应该发力猛扣，力争一板解决战斗，但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操之过急反而容易失误。他已远离球台，无回手之力，我便用中等力量连扣他的反手，寻找最后发力扣杀的机会。
他也在寻找机会转守为攻，被我牢牢控制住，只得死心塌地连续放高球。他的唯一希望，就是我扣杀失误。
担任现场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之。大概是在第三板后，他开始激动地随着球的节奏喊着：“四板、五板……”此时场内一片欢腾，万余名观众随着球的起落齐声呐喊，为我加油。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对我是强大的声援，我越扣越有信心。
待他放过来第11个高球时，我用力往他的中路猛扣第12板。他犹豫了一下，动作变形，用力过猛，球从高处落到界外。21 : 18，我胜了第三局！
全场沸腾，观众几乎都站了起来，鼓掌、欢笑、欢呼，场面实在感人。我庆幸自己在困难关头坚持了下来，为中国队得了一分。
由于胜了星野，我如释重负．胆量也大多了。第七盘对荻村，他打法稳健、经验丰富，但速度偏慢，正合我口胃。我越打越顺手，连平日很少用的反手攻球也频频得分，最终以21 : 7、21 : 8获胜。
这时，中国队以4:3领先。容国团上场，对阵星野。前两局，以1 : 1战平。第3局，很快打到了20 : 18，容国团领先。
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站到离比赛场地近一点的地方，想把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个球看个清楚。不料，身后传来猛敲玻璃的声音，原来是变电室的工作人员示意我让开。此刻，他们正紧握闸把，全神贯注地看着场内，随时准备在容国团获胜后打开场内所有的照明设备。
只见星野连续侧身，拉出旋转的弧圈球。容国团咬紧牙关，用力挡球，一板板回接。打了六七个来回，也看不出谁比较主动。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好像都屏住了呼吸。
突然，星野用力一拉，大概是劲过了一点，球跃出了一小截，出界了。精力高度集中的容国团一愣，待他反应过来，一贯沉稳、性格内向的他激动得高举双手跳了起来。
刹那间，体育馆内灯火通明，掌声雷动，欢笑声似山呼海啸，观众纷纷将手中的东西抛向天空。据说清场时，工作人员捡了好几筐帽子、围巾。
容国团被人们高高抬了起来。斯韦思林杯，第一次被中国人拥入怀中。
接下来的比赛，捷报频传。男子单打半决赛的四名选手都是中国人，最后，庄则栋获得冠军，李富荣获得亚军，我和张燮林并列第三。邱钟惠荣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日本队获女子团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三项冠军。罗马尼亚队获女子双打冠军。北京世乒赛的成功举行，中国队的出色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此，国际乒坛进入了中日两队长期较量、抗衡的新时期。中日间乒乓球开始了一来一往的友好交往。1971年，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力邀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期间，发生了中国邀请美国队访华的事件，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的前奏。小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交终于结出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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