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跨省生源纷争,是公平考虑,还是利益之争?
究竟这是两分什么样的实施方案?教育部为何要做这种调控?以及这种调控背后,对生源输出地区考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访了对教育治理有较深研究的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他已关注高考与高考改革长达20余年。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引起争论的主要涉及两份政策文件,一份叫《“支援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另一份叫《跨省生源调控方案》,这两份方案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陈志文:这个问题应该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回答。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前一个是出于公平,后一个是出于常规工作。每一个高校都涉及跨省招生问题,不应该混淆。
支援西部协作计划是从2008年开始的,之后逐年都在扩大。去年还临时增加了一个农村专项计划,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每个学校拿出招生计划的2%,定向到相关贫困地区县及以下的中学去招生。
这个计划不只是表格中的地区在做,包括北大清华每个学校都规定了指标。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不仅是为了扶助中西部贫困地区,主要为了解决教育公平、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的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有过此类计划,那时叫委托生,定向生,比如对延安。
第二个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的计划,并不是江苏既定、原有的,是国家需要拿出一些指标来扶持西部,那么由谁来承担?江苏目前是全国高校数量第一的地区,同时生源在大幅度减少,于是更多地由他们承担,并不是在原有计划中拿出来。
跨省招生计划是每个高校每年都做的工作,包括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这不仅是国家宏观安排,也是各个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个招生计划也不是高校自己说了算,是要高校提出后在包括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批准了才能实施。
中国新闻周刊:跨省生源调控的数字一般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据您了解,它的流程是什么?
陈志文: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与规则,但是并没有一个大家想象的公式,一算就出来了;也不是大家想象的,各省报人数,然后教育部整体协调。
其实每个地方大学都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招生计划,因为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钱,这涉及高校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个现实的一大背景是中国高考参加人数在逐年降低。2008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史上最高1050万,之后就迅速下跌了5年,2015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比2008年已经减少了100多万。
从更大的基础来看,中国在校中小学生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1997年一年级入学新生人数是2500万人,2004年这个数字是1700万人左右,2014年大概是1600多万。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14年,小学新生人数没有增加,并且相比1997年整体减少了800万。
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2004年的小学生,刚好是2016年参加高考;也就是说,从2016年以后的10年间,中国每年的18岁适龄人数不会有太增长,高考报名人数也不会有太多增长,参加高考的绝对人数的减少是一个长期现实问题。
同时,中国的高校从1999年开始快速扩招。1990年,全国高校在校人数是60.88万人,1999年扩招之前,1998年的高校招生数量大约在100万出头,十几年后,2015年中国每年高校的招生人数是700多万,其中有近400万本科生,300多万专科生。1977年时,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是4.7%,2014年全国高考录取率是80%左右,实际上超过80%的省分非常多。比如江苏,2015年高考录取率是88%以上,内蒙等地已经超过90%。同时,大量省市不能完成招生计划,高校面临的是招不满的问题,是生源危机,是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学生没有学上的问题,恰恰是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包括江苏。
上大学越来越容易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河南历来是非常难考大学的省份,2008年河南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2%,但是在全国各地高校都出现生源计划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大家纷纷把生源计划投到河南去,我要提醒的是,这不是国家的强制性安排,是各个地方大学的主动行为,因为招不到学生。因此,河南的高考录取比例从2008年后迅速飙升,到2012年,四年时间,河南的高考计划录取率就到了86%。当然,河南省的考生人数也在下降,2008年时河南的考生人数大概是98万人,最低时只有70多万,这一增一减,导致它的高考录取比率迅速提升。这是生源下降后共同推升河南高考录取率的现象。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2012年河南高考的理论录取率可以达86%,但最终实际上的录取率是70%多,大约减少了10%。因为有大量被录取的考生,最后没有选择上大学。因为他想的是我要去上好大学,或者更好的大学,我不想随便去一个普通的大学上学。2012年河南的招生计划是69万人,但最后大约只完成了55万人,有14万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随着高考人数的持续下降,近年来河南高考录取率持续走高。2013年高考实际录取率达到了78.2%,本科录取率为42.41%。2014年,由于专科招生计划比例的下调,高考实际录取率为77.50%,本科录取率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4%。
作为曾经是全国高考录取比例最低的地区,近年来,河南已连续3年未完成高招计划,2012年有超过14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2013年有7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2014年也有近7万招生计划数未完成。
这说明考生与高校的期望值之间是不断调整的。所以,跨省生源调控,这不是教育部单一的宏观调控行为,是考生、高校以及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考生是考虑我怎么上所好大学,高校考虑的是我要招尽量好的学生,可不是考多少分都要的。
教育部还需要面对的是地方高校的招生冲动。因为985、211高校不依赖学生的学费运转,但地方高校对学费的依赖性很强,北美一个学者的研究表明,前些年,部分地方高校对学生学费的依赖性高达30%到40%。一个学生国家要配套一笔经费,学生还要再交一笔钱,它的行政经费核心是来自学生学费。因此现在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地方的非985非211的大学,招生越多,学费越高。全国学费最低的两所大学就是北大清华。因为清华北大本来也不指望学生的学费做运营,但对于地方大学来说,学费就是它的血液,它的现金流。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时都使用了“减招”这个字眼。
陈志文:确实是减,各地都在减,不可能不减。举个例子,上海如果不从2006年调整它的招生计划,不用说增加,就是如果保持不变,那么到2008年上海就会出现0分上大学的情况,因为上海高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报名人数。北京以及很多地方都是同样。
江苏今年的报考人数下降了3.25万人,同比下降8.27%,如果招生计划保持不变,那么高考的录取比率将大幅度上升,家长直观上觉得这是件好事;但学校不是这么考虑的,好一点的学校必然会自动调整在江苏的招生比例,因为它是要招到好学生,而不仅仅是招生而已。美国的很多高校都在公布自己录取学生的平均CPA,以及SAT平均成绩,为什么?声誉问题。
比如,2009年湖南的高考录取率只有58%,但是,仅隔一年,2010年,湖南高考的报名人数就减少了近10万人,高考录取比例一下升到了82%。这导致的结果是,从2011年起,湖南开始控制招生总量,同时拒绝外省到湖南招生,要是清华北大来增加招生名额欢迎,但拒绝其它省分普通学校,尤其是专科学校到湖南招生,再招他们自己当地的学校都没学生了。它要首先保护湖南当地高校的利益。
所以,这种跨省生源的调整,首先是高校的自发行为,其次才有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国家发改委的参与的调控。而且每个学校在一个省的招生比例,也不是一个死的比例,涉及到这个学校在一个省的口碑和影响力,如果一个省的考生认可这所高校,它能在这个省招到优质学生,它就会在这个省多投放。
中国新闻周刊:但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困惑,江苏的高考录取率并不低,2015年达到88.8%,本科录取率2015年的数据是57%,为什么一本录取率还不到10%?
陈志文:这个问题,首先是是历史因素决定的,第二,一本率本来只是一个变量。一本率录取率最高的是天津北京上海,这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形成的。客观上,江苏的一本录取率是在缓慢提高,不是在降低。改革开放之初,高校数量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陕西,30多年后,高校数量最多的是江苏。如果历史地看江苏历年来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高考录取率是上升的,它的一本录取率也应呈上升。
同时,一本率是什么?我本人不赞同以这个指标来衡量。因为这个学校在这个省是一本,另外一个省可能就是二本,它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指标。
2009-2015江苏高考人数及录取率
报名人数 | 录取率 | |
2015年 | 39.3万 | 88.8% |
2014年 | 42.57万 | 87.3% |
2013年 | 45.1万 | 85.8% |
2012年 | 47.4万 | 83% |
2011年 | 49.98万 | 81.9% |
2010年 | 52.7万 | 75.9% |
2009年 | 54.6万 | 77.4% |
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这件事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是它引起了很长时间不谈的教育公平问题。江苏和湖北的考生及家长觉得对他们不公平,觉得上海跨省生源调控得少,京津没有调控;但上海人也觉得不公平,认为上海有只有5万多考人调控了5000个名额;北京人同样觉得不公平,说其实北京只有几所重点中学上大学容易,其余中学竞争同样激烈。
陈志文:我认为公平这件事不能讲绝对,只能讲相对,只能历史地去看,看整体情况是不是在进步,而且要认识到,许多事情不能一蹴而就。
比如很多人说,北京上海的孩子在高考中占了便宜,现在就应该搞全国一张考卷,全国统一录取,这样就最公平了。可能吗?不可能。而且一旦这样实施了,全国的家长都要去教育局抗议,不只是北京上海,全国家长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而且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家可能占大多数,因为各地教育水平还不一样呢,师资水平还不一样呢。即便是一张卷子,在不同的省市的不同的阅卷政策指导下,不同的阅卷人也会出现不同的分数。
真正实际要操作起来,就不只是理论正确性的问题,还有现实可行性的问题。所以这个工作只是缓慢地在做。比如,北大清华原来在北京的招生比例高达15%,甚至20%,现在都在慢慢下降到,大概在10%左右,这就是进步。各地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或一本率,也是要相对地看,看它是不是在增长,看它与全国的增长率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中国高考录取率相差最悬殊的时期是非常夸张的。比如,2008年北京的高考录取率是70%多,河南只有42%,差了近30个百分点。教育部首先考虑解决的是高考录取率差距悬殊问题。现在各省高考录取率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5%左右。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率现在在全国已经不是最高的,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它高的省分。这就是一种进步。
当然,北京上海的一本录取率确实比其它地区高,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历史形成的,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是从高考录取率指标上来看,北京上海不占什么优势。为了平衡这种历史状况,教育部很多年前就严格控制部委直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尤其北京上海的高校在本地的招生比例。这些调控政策也是一种进步。
当然,全国相比,本科的录取比率还是有很大差别,但是解决问题只能一步步来,一步到位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原因很简单,有变化就会触及既得利益,就会有反弹。这次江苏湖北针对跨省生源调控的强大意见,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要在中国实现异地高考还非常遥远。家长们的想法直白地说出来就是:我只管自己的利益,我为什么要管别的省分为什么要管西部啊!虽然都打着公平的旗号。北京还可以抱怨说南京大学在江苏招生比例大幅度超越了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比例,我们又如何解释?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想法也可以理解。比如我原来可能上不了本科,报考人数减少后,如果招生计划不调控,我就能上本科了,或者本来上不了一本的现在就可以上,跨省生源调控使我减少了应有的机会。
陈志文:这是家长单方面的想法,高校不是这么想的。一本高校可并不想招那些原来只能上二本或专科的学生,它还是希望招好学生,如果本省招不到,那就去外省招。比如山东,河南。
这还牵扯出另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现在我们社会需要这么多大学生吗?经济方面现在讲供给侧改革,教育改革是不是也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每年那么多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珠三角长三角又缺工人,不过他们缺的是中等职业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帮忙招一个人还能拿500块中介费。
这说明,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是个结构性矛盾。以就业来说,是两头好,中间沉,专科好、研究生好,本科沉,有些专家认为这是专科教育质量高,因为专科教职业技能。我觉得不是,这是因为专科学生的就业期望值低。就业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一个本科毕业生去饭店端盘子,先不说他本人愿不愿意,他父母肯定先不同意,宁可他在家里啃老;还有人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很高,但他们不存在就业的这个问题。但美国的价值观不一样,美国一个研究生去开出租车、端盘子他自己是能接受的,整个社会也是能接受的,然而中国不行。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考上大学的问题,是家长们都期待让孩子上更好的大学、都去上985、211大学的问题。家长们有这种追求肯定是对的,但大家也要立足自己的实际情况。所有人都去上好大学,这是不可能的,北大清华每年招生人数只有3000多人,但全国有900多万人参加高考。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所有人都上了好大学,那好大学也不值钱了。
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与大学生就业出现数据“倒挂”现象。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2013年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汉语言文学等10个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规模最大,其中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和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都超过10万人。
然而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和各地2012、2013年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毕业生人数较多的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等专业在各地的就业率排名中都处于靠后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被调控省分的主要感觉是不公平:为什么北京天津没有做调控?而这两个地方也是高考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陈志文:北京的高校,包括大家最关心的北大清华每年都在北京以外省分招生,这是肯定的,是常规工作,大家只要看这些高校的招生计划就知道了。这份表格也说明了是部分地区,不是全部地区。事实上,北京部属高校在北京招生计划所占比例肯定是最低的,也还在不断降低。清华北大在北京招生比例已经低于10%,这和江苏的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在江苏的招生比例相比已经很低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省内的高校都是用本地纳税人的税创办、建设的,理应先把省内的考生招满了,如有剩余,再去支援其它地区,这种方案比较合理。
陈志文:我理解这种观点。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北京,除了部属高校,还有大约50多所市属高校,包括北工大、外交学院、首师大、电影学院,也是比较好的高校,那是不是也可以先保证北京的考生,然后再招外地的?那样的话,北京的考生百分之百都上本科了。这和要求江苏高校先招满本地考生再考虑外地考生是一个逻辑。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公平了吗?而且这样,学校会愿意吗?
中国新闻周刊: 或者换一种方式,既然中西部教育资源匮乏,应该加大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投入,新建优质高校并提高现有高校的水平,而不是杀富济贫,把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名额调剂到匮乏地区。
陈志文:这件事其实一直在做。比如青海大学的校长王光谦就是从清华大学派去的,青海大学一些学院院长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种扶持,从资金到人力,一直都在做,但教育是个复杂的长期过程,需要历史的积淀,也需要经济配套。为什么江苏的高校能够一跃而居全国第一,这是和它经济发展相关的,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
再举个例子,国家当年支持深圳建设,为建设深圳大学,从清华派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包括高晓松的外祖父,当时几乎深圳大学的领导班子全是清华的教授。几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出来第二个清华大学,当然深圳大学也是很不错的,但仍然比不上清华,因为办学这件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目前国家的支援西部计划,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我一直在想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权运动。当年,为了保证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的权益,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规定要保证少数族裔的比例,就是说,不论你的成绩如何,每年固定划出一定比例的生源给少数裔,少数族裔哪怕GPA很低,也可以上很好的大学。但执行一段时间后,加州一个白人学生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两年没有录取,他就起诉了加州政府,他的理由是,他身为白人受到了歧视,他被录取的机率降低了。虽然他最后没有完胜,但这个诉讼导致加州政府废止了强制要求少数族裔比例政策在加州大学的执行。
我认为,真正的平等是要解决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如果要搞结果均等,一定会有既得利益者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肯定会有人认为这是侵犯了自己本来拥有的权利,会问“凭什么把我的机会让给他”?直接地倾斜照顾一部分人,必须会带来对更多人的不公平。不只是江苏、湖北,北京,山东家长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贫困地区的学生也会有。比如在定向的专项政策中,一个西部县城中学的考生,只要高考过了一本线就能上清华北大了;但同样在这个西部省省会的考生,哪怕考得比一本线高,也上不了清华北大。那个省会的考生也会问:凭什么啊?
所以,我们只能发展地去看公平问题,去和历史对比地看。平权法案刚开始执行时,有必要吗?有必要。另外,也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过看,因为你认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平逻辑,别人同样也可以这样去考虑,这样就没有公平可言了。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这件事的背后,是大家一直以来对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焦虑。我们还有另一个很大的焦虑是,大家觉得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而教育是打破阶层流通的一个有效通道,是底层人民获得阶层提升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大多数人需要它作为这样一个通道存在,需要自己能够利用这条通道。
陈志文:我想反问一句,美国是不是这样?英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大约有3万8千所高中,以麻省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超一流大学,它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其中一千多所中学,大概10个州,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私立中学,所以有人说,美国的这些超一流大学就是给富贵人家设计的,因为除了分数,其它的那些内容要求没钱人也搞不了,又学马术,又学高尔夫,又搞发明创造,没钱能完成?英国也是一样,大家考虑过没有,为什么英国首相中有20位来自伊顿公学?
教育是马太效应特别明显的一个领域,这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或者说,这不是中国制度的问题。一方面,全世界的社会阶层都是固化的;另一方面,阶层固化也只是相对的,总有人会突破,但这个人数绝对不会太多。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中国家长才会理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学校。
陈志文:每个人都有追求上更好学校的权力。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放大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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