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遇到事情都愿意找王石聊天。不知眼下正处于万科权力斗争漩涡中的王石，可以找谁去聊聊？
2014年春天，《中国新闻周刊》曾有过一次与王石对谈的机会。那时，他曾忍不住提议：不如陪我来审判王石。
那一次，他谈了关于自我局限，关于应该承担的职责，关于可以扮演的角色，关于一代人的缺陷，关于个人如何和社会相处，关于如何有能力坚守美好的商业伦理。
如今回头再看这篇“自我审判”，或许该更有滋味吧。
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本刊资料）
王石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没有花纹，简简单单。助手拿来几瓶矿泉水，他立即说，换玻璃杯吧，那样更环保一些。他反复要求助手调整他身后落地窗的窗帘的开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强，干扰他说话。
采访中，他试图掌握主动，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赞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叙述或者反思。
王石说，他的自我省思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之前，他是另一个王石。
在三年内，他比自己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计划，2007年万科更是销售业绩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无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两次“失言”，把飘在云端的王石瞬间“归零”，那之后，57年的人生才进入了一个向内思考的阶段。
2011年开始的出国游学，为这个内省的视角增加了另一个旁观自己和中国企业的维度。游学3年、一本《大道当然》，仍不足以道尽这几年来他对自己细细的审视。
4月12日，在万科的大楼里，王石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提出，“先把他的光环去掉，带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对他和企业的自我成长，才更有意义。”
（一）
黄仁宇的那本《万历十五年》，是王石最喜欢的读物之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提及此书，颇有感慨。
2014年4月12日这天上午，北京东三环，在万科大都市27楼一套暗黑系装修风格的样板间里，王石提及万历往事，唏嘘之余，不过是在铺垫另一个年份。那是2008年，对王石来说，这或许可以称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这一年，王石和他的万科，已经走过24个年头，一路也有坎坷，但走得总体很顺。也算是见过风浪之人，对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很自信。
但王石想不到的是，这一年随后的麻烦，让他差一点翻船，他也开始对自己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适应力”，重新“审判”。
首当其冲的是“捐款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动全国。刚刚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向灾区捐款200万元人民币。
晚上9点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网友提问。
5月14日，有网友跑到王石博客里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在众多网友看来，万科此前捐出去的200万，对于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佬级企业而言，依旧被视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复：“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复：“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合适的数额。”他还说，万科内部还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王石显然误判了当时的局势，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作为一个资深网民，王石这时感到，这是“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网民攻击名人，我已经很熟悉了，比方说余秋雨啊，比如其他人，其他人或许说我不上网了，但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能封闭自己。
（富人，很容易成为仇富者的反击对象，）这个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关键是你反什么东西……当时有人恨不得把你打死，这个就已经不是语言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而且当时关于捐款的问题有人已经开始围攻一些跨国公司、实体的（公司），已经有实际的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躁动和不理性）……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对我捐款的帖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这里主要是80后，这让我非常非常沮丧。我发现这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阻力不是来源于权力机构，不是来源于老一辈，而是来源于年轻人。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帖子，我到底说了什么？你们这样直接骂祖宗八代。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就是：你虽然登上了珠峰，但你登上的是物理高度，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这是年轻人说的啊。
2011年1月，王石入学哈佛。（本刊资料）
（二）
王石2008年的危险时刻，除了“捐款门”，还交织着“拐点论”引发的麻烦震荡，这个麻烦，从2007年底就开始发酵了。
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正是从那十年前，时任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全面启动了中国商品房住宅市场，作为刺激国内投资消费的主要手段。这之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非典”等事件，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阻挡中国住宅市场的迅猛发展。房价也一路疯长。
万科也在疯狂生长，这一年，根据万科公开的年报，“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面积合计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合计523.6亿元。”相比三年前，翻了5.7倍。
这看起来是王石最好的年份。此时，时任战略和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的刘荣先，经过市场调研，交给王石一组数据：“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市场开始下行的明显信号，成交量环比下滑20%-30%……结论：全局式市场调整不可避免。”
12月，王石对外宣布，万科不拿“地王”，管理层也调整了开工计划：全集团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调低近20%，不久，再次压低23%，同时，万科开始调价，最开始的一个楼盘，是广州万科金色康苑项目，每平米均价比周边楼盘低3000-4000元。
4天后，王石参加清华大学“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决方案比较研究的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
王石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此言一出，触动很多人的蛋糕，一时舆论哗然。地产圈内的反弹最明显，很多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
另一层压力，来自各地政府。2008年5月，某城市召集开发商开会，没有请万科。王石知道，会议的内容不过8个字可以概括：不许降价，远离万科。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在杭州，因为降价，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砸售楼处。
“拐点论”一出，我已经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商，一讲到降价，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已经开始有人在砸万科的售楼处了，我们感觉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
你想这是个法治社会，法制是基本的底线，有人在破坏公共秩序，他却站在旁边不干涉。当时万科全部楼盘都被砸成这样，这公司还怎么做？
我感到这样下去会出现大问题的。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你公司的表态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谈房地产行政问题，召集房地产商来座谈，一定是请万科去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会，排除万科，而且是明确地讲，就是要远离万科。你公司的这个业务本来就是千丝万缕跟政府有关系的，你说如果地方政府是这样的态度，这样公司还怎么生存？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当然不是每个政府，你的担心是，它会蔓延。因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确，那时候大家都不希望降价，你降价了！往后咱可怎么干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欢降价，可万科降价了，要么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还说我，作为大哥你怎么把我们抛弃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开场合已经是公开指责，说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万科一直是行业里的领跑者，一直属于各个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这时候非常不被认可了，还有一种无形的被孤立。这是我从来没感到过的，孤立、无助……但是这个还不让我觉得沮丧。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四千万罚款单，为什么，因为降价。这就是物价局开的。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这就是万科当时的地位。
这就是那一年，你原来自认为在社会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个荡然无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过了500亿，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审视，就觉得这个情绪是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绪。我没有隐瞒，也非常明确抱着准备辞职的心态。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辞职，我唯一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当时还交织着“拐点论”，地方政府会保护你么？你的同行会保护你么？一旦你辞职了，你所在的公司（会保护你吗？）因为你的言论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形象，公司就是想保护你，可公司还自身难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辞职，我的社会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么事儿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你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万科破产”“负债110亿元资产，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各地已经低价放盘”。
5月15日，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也遭到谩骂，与万科一样，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去砸店，让这些“铁公鸡”企业统统滚出中国。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十分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
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我说“我避什么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川回来的路上，摄影师忽然对我说，“你要不要对网民，做个道歉？”我即刻反驳，“我道什么歉？我没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而第二天，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采访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哎，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马上跟他说，“我不介意”。当时的情况下，张口就说出来了，就是“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根本不考虑道歉，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你讲出来，换句话说，他在替你做公关，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
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我说，第一个来讲，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影响了抗震救灾，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几个道歉，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到现在，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
捐款门后，王石依然频繁上网，但公司对他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他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看完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三个感谢”，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那些骂他的网民，“给我归零，让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第二个感谢，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面对消费者的情绪。”第三个感谢，是拐点论风波，“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经历这些之后，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总结来讲，第一，从公共关系来说，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不是的，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可能影响到销售，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觉得它就是个言论，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审视。重新审视了自己，你会发现，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
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发现，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你就更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启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去重视下一代。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挑战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你却硬要往上面凑，那叫鲁莽。对于年轻人，要更有耐心：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你要意识到，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你万科，你王石，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很简单，你是强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当然你是强者了，消费者是弱者。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试图梳理，那中国的传统里，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开朗了。你会觉得，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去西方学习了。
所以，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比如不行贿，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因为你王石的言行，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顾忌，更多感到一份责任，得有点担当。你必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共进退，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洁身自好，你们企业这样做，我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2011年，王石在哈佛公寓。（本刊资料）
（四）
3月30日，晚7点，王石和冯仑坐在北大东门附近的英杰报告馆，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对谈。
周其仁教授是个名人，早年游学美国，一肚子学问，说话还幽默，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当着王石和冯仑的面，对着台下近千名观众这样说：“今天来听王石讲座的都是很正确的。你得看看这个人，他讲什么不重要，他不讲也可以，因为他的故事摆在这里。你见精神能量大的企业家，你靠近他会受到感染会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传《大道当然（2000-2013）》，记录着他过去13年里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能容纳近千人的会馆，客满，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冯仑的书，跃跃欲试。
十年前，王石出过一本自传，记录自己与万科的最初20年，该书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显然受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经典之作《光荣与梦想》的影响。
在《道路与梦想》里，能看到文艺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写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画面感：“施工空闲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吴晓波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
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
其实因为登山它太显性，登珠峰呢它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最好的成绩，其实是飞滑翔伞，我2000年创造的滑翔攀高纪录，现在还没人破呢，喜欢探索，喜欢冒险，不仅仅是登山，还有滑雪，还赛艇，还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伤，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翔伞，登山来讲那都……除了那书里描写的，瞬间的很危险之外，都克服过去了。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谁都无法否认，谁都有自卑的一面，当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强健体魄，我的自卑也恰在于此，体现在两点，一是我个子不高，二是我体育不好，虽然我很爱运动。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岁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边锋。但是我踢的这个水平呢，是中学校队……板凳队员。整个我的印象中，在中学时期我就只进过一个球。因为你是板凳队员你没有机会的，上场时间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样的。而且进的那个球还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赛的时候那个对方比较弱，踢左边锋的那个主力队员又迟到了，只好就让我上，上了还蒙进一个球。糊里糊涂，就是在那个门前的混战当中，球跑到我这儿来，我就把它踢进去了。这个球是这样进的。所以主力队员一来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还喜欢打排球，我是二传，因为个子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的体型啊，反应能力都不行。但是组织能力还行，因为二传是核心。
篮球根本就没打。跑中长跑，介乎于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发力之间，最辛苦，但我的成绩最多也就代表班队。
处于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憋屈的那种……所以在学校的那些体育运动的尖子，我很羡慕。当然后来在体育运动方面就特别要表现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自卑的心态，当然有，那毫无疑问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引发了社会对登山价值的讨论，而王石坚定的选择了站在山鹰社这一边。
如果说探险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是很缺乏探险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鹰社年轻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后，社会不理解他们，90%的帖子都是谴责的，完全把这当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说你们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无论哪方面你们做的都是错的。这不但不是探险精神，都成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做这个事情是没用的。而我个人的英雄主义，如果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太实用主义。人要有一点对自我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好奇，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正面意义的。
但这个意义，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
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早在2003年，他去云南弥勒参加一次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他在发言中说，万科诚信守法，绝不行贿。
但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很坦率地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说完，台下掌声一片。
你当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后你可以解释说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贿，可在我这儿，你拿不到，不能说是因为你没行贿，有可能就是没本事拿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总在一块，他年纪比我小，他说大哥，你看，我这（地）做不完，你来挑一个！我知道他当时就是一种显摆，但我是感到耻辱的。我没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很明显觉得，无论从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远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么趾高气扬。我感到受了侮辱。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
2003年，在珠峰大本营，王石（右）与著名登山家王勇峰（左）搜狐公 张朝阳等人在帐篷里。（本刊资料图）
（六）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说：“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一谈，就是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政府怎么样，政策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得关心他们呢？他们的决策对我们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想法，我们自己怎么做法？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无改变。
但是我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不是说我回避什么，我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这个政协、人大的构成，有多少商人在里面，那不是参政么，那不是议政么。你本身是个政协委员，你说我在商言商，那不对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个，因为我没有参加政协会，没有参加人大。
现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种联系，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是个保护。荣誉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寻求保护呢？我们应该独立我们却不独立，已经缺少工商阶层的独立人格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多联合提案（议案），开始关注自身的保护利益，比如酝酿的这个提案——现在没法来说把这个非法集资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国再往下走当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适应这样一个潮流：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要面对现在全球的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呢，我们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
（七）
2014年，万科30周年。王石从剑桥大学回国，几乎连轴转的参与各种活动，3月3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上，王石与柳传志等老友相聚一堂。当着几千观众的面，70岁的柳传志和63岁的王石比试下腰，柳传志笑着说：“我相信我柔韧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众人一片笑声。
而王石的偶像，86岁的褚时健，也通过视频，与他们隔空对话。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忆起那次与褚时健的哀牢山之会。当时褚时健还在栽苗，和王石畅谈5年后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这个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里犯嘀咕：“5年之后你就80岁了……”
当时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岁我在哪？75岁在哪？”
他曾经对自己有一个规划：“75岁是在一个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这个是对退休生活一个不详细的规划，就是一个想象，一想到就是觉得与众不同。”但当他遇见哀牢山带着乡亲们种橙子的褚时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于这个村。”
王石曾让人带着摄像机，去云南哀牢山，找他的商业偶像褚时健做个访谈，视频里，褚时健站在山坡上，风吹动白发，他缓缓地说：“做企业，靠拉关系，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与柳传志的对谈中说，他将会去以色列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和农业育种技术，以色列就是工程师、园艺师、律师在搞农业，那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种蔬菜，种花卉，“70岁如果我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万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国的前景会非常好的。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现在我归结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长，你可以到60岁70岁还很健康。但是不要说你老年了，因为老年的概念就是个消费，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讲，你没有贡献消费就是个负担，从生理上来讲你已经是多余的了，你对社会的资源是消耗的。
为什么我60多岁重新在学习，我就要证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见我，问哈佛有老年大学么？扯。哈佛有中文班么？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显然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们，60岁学习新的东西是来得及的，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掌握这个工具对社会就还有意义，有贡献。
另一方面你要给年轻人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去给社会做贡献。这是我对死亡、对社会进入老年化的一种解读，谈的更积极一点就是推动这个社会。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随一支登山队，抵达大本营。进山后几天，王石和当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一起，为6年前的遇难好友，建了一个纪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显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没法回避，那种凶险的环境，雪崩，冰裂缝，滑坠，高山缺氧，都可能会让你致命的。你会半夜头疼欲裂，睡不着觉，你会想到死亡。
中国人的传统，死亡是阴阳两相隔。你在追悼会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个哀乐，是多么悲哀，给你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死是太可怕了，这死是太痛苦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礼，就不一样，我记得美国WWF的发起人（美国的第二任环保部部长，是尼克松时代的）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回忆起他们给尼克松的报告是怎么来讲这个环保法，尼克松把他们叫去了，看了报告，（一拍桌子），就说这是他妈哪个狗崽子写的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崽子。
你想想，这是在葬礼上，大家哄堂大笑了，特别的幽默。
我认为从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个过程，对生命来讲，你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个过程，你就缺少了一份体验。你都应该去面对。
需要墓碑吗？骨灰洒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还有父母，我们在一起。生命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无字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万科博物馆9月23日就开张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可以透露一点：没有王石一个单独头像。★
（本文相关素材基于本刊记者对王石先生的随访、专访以及论坛录音，部分内容取自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和《大道当然》。实习生刘晋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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