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导演：每个艺术家都是失败的人
《路边野餐》是贵州青年导演毕赣自编自导的长片处女作，在台湾地区、瑞士、法国等各大影展获得一系列奖之后，今年7月，《路边野餐》成为少数得以在院线上映的艺术片。远离大城市，27岁导演的反市场“逆袭”，在电影圈引来好奇的目光。
但毕赣的成名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没有名牌大学的光环，远离资源扎堆的北京，没有圈内大佬的助力，从世俗“成功学”的任何一个维度审视，毕赣都不及格。
这是关于一个尚未被压抑想象力的年轻人摸索如何拍电影、如何与和环境极不相衬的野心博弈、并在贫乏的资源下创作的故事。它关乎才华、耐力，一点点机遇和百分百的行动力。
导演毕赣：
在苟且的生活中找出诗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凤婷
从2015年8月在瑞士首映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贵州青年导演毕赣带着他的处女作《路边野餐》在瑞士、台湾地区、法国等各大影展，先后获得13个大小奖项，他被“天才”“下一个大师”的赞誉包围。
但毕赣的成名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没有名牌大学的光环，远离资源扎堆的北京，没有圈内大佬的助力，从世俗“成功学”的任何一个维度审视，毕赣都不及格。
这是关于一个尚未被压抑想象力的年轻人摸索如何拍电影、如何与和环境极不相衬的野心博弈、并在贫乏的资源下创作的故事。它关乎才华、耐力，一点点机遇和百分百的行动力。
在很多人远离故乡追梦的年代，毕赣却留在故乡凯里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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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路边野餐》预告片。
《路边野餐》是毕赣第一部电影长片。电影以三段式结构，讲述了诊所医生、诗人陈升在寻找侄子卫卫的途中，与他逝去的爱人和长大后的卫卫在一个叫荡麦的神秘时空重逢的故事。“这是一部跟时间和记忆对话的电影。”毕赣说。
2011年，毕赣就和他的老师丁建国讨论《路边野餐》的剧本，前后改了30多稿。毕赣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写剧本，枯燥、绝望、漫长。《路边野餐》历经3年剧本创作和2年制作，前期成本仅20多万。
作为电影标志性的42分钟长镜头，是电影的最惊艳的段落。毕赣想把纯粹的生命经验，抓取它的本质，放在故事里。并和团队一起，在最大程度上用影像呈现它。
这场视听奇观，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它是剧组解散前的最后一个镜头。《路边野餐》是从东拼西凑的资金开始的，到了拍摄这个长镜头，已经弹尽粮绝。演员都是毕赣身边的亲戚朋友，器材是向学校借的，剧组十几个工作人员全部义务帮忙。
两个多月后，十几个剧组成员大都到了疲惫的峰值。开始拍摄时，除了录音师梁凯无条件支持毕赣完成，其余人都提出质疑。“太玩形式了。太多不确定因素了。不可能。”
梁凯知道，这个梦，毕赣已经造了4年。2011年的暑假，毕赣第一次向他描述那个长镜头的夜晚，两个大男孩在房间从晚上10点聊到凌晨4点。
对于毕赣而言，这个讨论“时间”的长镜头段落与片头的《金刚经》中“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暗合，那是他完成这部电影最大的创作动力。
拍那一段时，毕赣反复地告诉别人，我的目的不是一个结果。这个镜头总共拍了三遍，三遍机器都不同。第一遍是用的佳能5D3；第二遍，他选了一个电视台用的大机器，想试一下推拉镜头，但摄影师根本没办法操作，拍出来的画面效果没法看。
到了第三遍，他又去找来一个淘汰掉的DV，因为老的DV的介质特别像记忆，跟戏里的人物情境非常契合。可因为剧本里面写的是，“最后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用DV拍的话，天黑呈现出来的不是天黑，是噪点变多以及变蓝了。
结果，折腾了三回，每回，梁凯都要举着录音杆一举一个多小时。最终用回了第一版。尽管有瑕疵，“我觉得它是一颗宝石，做一半也是宝石啊。”毕赣回忆说。
“当时设计的镜头更精彩。”梁凯说。但穿越山洞等设想因为无法实现而被替换了。
42分钟的长镜头，瑕疵和灵性一样明显。当旁白的诗里读到“四十二架风车”，长镜头开始，像大银幕上升起的一朵蘑菇云，它让观众眩晕。眩晕是生理上的。因为借来的斯坦尼康一拐弯就出问题，稳定处理后的画面有点失真，像幕布被拉扯的感觉。
更多的眩晕来自于心理上的幻觉。在这个完整的时间和空间里，主人公陈升遇见了死去的妻子，长大后的侄子，他弥补了自己的某些遗憾，和过去告别。“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
电影《路边野餐》海报。
一个人练习“独孤九剑”毕赣双子座，他的生活和星座特征吻合，有些“分裂”。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在找到拍电影这个出口之前，毕赣第一个私人的表达方式是“写诗”。
在姑父陈永忠眼里，毕赣“在家里特别内向，话不多，不爱和人交流”。恩师丁建国也记得，“上学时，他平时说话很少，个子也小，有时候群体活动，他就经常躲在角落里，观察人多一点，他自己参与的就是有一点被动，好像很羞涩”。
写诗是私人的事，是他寻找“存在感”的方式。“当有情绪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个惯性。”毕赣最近的诗是写给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
毕赣从十五六岁开始写诗。“那时候喜欢巴列霍、佩索阿，台湾的痖弦。”《路边野餐》的原名《惶然录》，就是佩索阿诗集的名字。“后来想学英语就看了一本双语的纪伯伦的书，查词典对照再看。我慢慢地看，发现翻译的和原来的不是一个语感。然后就越来越少看，有种买到假烟的感觉。”
毕赣的学习路径大致如此。感兴趣，找资料自学，然后出于本能的判断是否继续深入。剪辑师秦亚楠特别惊讶于毕赣的想象力。“想象力特别难得，一旦毁了就不在了。他从小没有被迫忍受任何沉闷的东西。”这也许因为毕赣一直自由生长的缘故。作为家族里唯一的男丁，在童年遭遇父母离异，爷爷奶奶和几位姑姑很宠他。
毕赣最初对电影的兴趣，来自《书城》的影评和电影《导盲犬小Q》。他喜欢小动物，想着可以拍小动物。高考选专业，毕赣很迷茫。“对专业的认识特别稀薄，但我总不能去做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他之前想过拍电影，后来去了山西传媒学院读编导专业。
真正开窍，是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带给他的。
年少的时候，毕赣喜欢用高级的东西标榜自己。初中时，虽然全无好感，但他硬是看完了很多哲学书。大学时候，毕赣专挑学校放映室里没人看的艺术电影看。看《潜行者》的动因也是如此，“我只看了几分钟，觉得很难看，开始想批评一下这部电影，但要批评得看完才行，我就每天坚持看五分钟、十分钟。”
看完后，毕赣去食堂吃饭,，心里想回来就可以“收拾它了”。吃饭时，他方才感觉这部电影里头有着大的、无法理解的美学。“我的电影观就这样被颠覆了。我把塔可夫斯基所有的电影找来看，也开始自己的创作。”直到今天，毕赣的作品都是在和那个感觉对话，“但是我无法表述”。
三年大专教育没有在实质上给毕赣太多启发，但宽松的环境让他看了足够多的片子。
他学习电影史、美术史，形成一个自己的审美坐标。具体到细节，再上网逐一查。从理论到实践，在网上搜索自我修炼的过程，并不轻松。更何况，拍电影是个费钱的团队工作。
那时的他极其自负，大二时，毕赣拿着上大学时姑妈给的1万元钱，带了几个同学回到凯里，凭自学的那些本事他要拍电影，一上手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拍电影。“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也没有想好那场戏怎么调度人，每天拍得胆战心惊，又懒，下雨我就不想出去拍，我的性格也不适合拍电影。”
他甚至没有准备完整的剧本，摄像是被他的梗概“骗”去的。副导演忍不了，逼着他每天拍梗概里的一句话。拍摄结束之后检查素材，一半没有声音，还有好多镜头穿帮。他很沮丧，“也许自己根本不是拍电影的料”。
最后，毕赣突然想到用平时零散写的“诗”把松散的镜头组接起来。毕赣的诗歌段落意象丰富密集，和画面之间形成落差，有了特别的美感。
这部名为《老虎》的作品入选当年的南京独立影展。此后，用诗组接镜头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主演陈永忠也成了他的御用男演员。
2011年，毕赣大学毕业。他回到凯里，和师弟梁凯一起开了个婚庆工作室。因为藏着想拍短片的私心，他们选择了画质好而小巧的单反。客户嫌弃他们“拿小机器忽悠人，还不如用手机拍呢”。
这期间3个工作室的小伙伴搭档完成了短片《金刚经》，摄影、导演和剪辑都由毕赣完成，但从容了许多。该片得到了香港IFVA电影节特别表扬奖。贾樟柯的电影路也是在这里起步，他曾是IFVA第二届金奖得主。
可慢慢地就接不到婚庆的活儿，工作室倒闭了。
没工作后，梁凯学会了安装木门，把自己锻炼得特别结实，这帮助他在《路边野餐》1个小时的长镜头中，一个人完成了全程录音举杆。到摘耳机、喊停的瞬间，梁凯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儿。
“《金刚经》的完整度和成熟度要超过《路边野餐》。”山西传媒学院编导系副主任丁建国觉得，毕赣已经有了导演的模样。毕赣是丁建国收的第一个徒弟，“真正像梨园行一样磕头拜师了”。
2014年，丁建国带着毕赣北上为《路边野餐》找投资，初步预算60万。但艺术片，没有明星，甚至没有职业演员，三段式结构，很多投资方看了剧本梗概就放弃了。
贵阳多山，找不到投资的时候，毕赣去考了爆破员证。后来他发现拍电影蛮像做爆破员的，“我把它安排好，然后我离它远远的，让它爆炸，让大家看。”
丁建国惜才，同时也是为市场对艺术电影的淡漠感到愤怒，他决定自己投资。
《路边野餐》筹拍时，毕赣找妈妈借了两万元钱。他们立下契约，如果28岁没有看得到的成绩，就不做了。结果，两年之后，26岁的毕赣西装革履，站上了金马奖的领奖台。
2015年11月，26岁的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同年拿了最佳导演奖的侯孝贤，是他创作上的领路人。后者的作品《南国再见，南国》对毕赣创作的影响颇深，《路边野餐》后期特地找来侯孝贤的御用班底林强为其配乐。
一看到侯导本人的状态，毕赣就确认自己看电影的感觉是对的。“他只需要告诉我，他给看的那个《独孤九剑》的剑谱是真的，我不需要他告诉我怎么练。”
毕赣的名字里有江西的简称，带着爷爷的“乡愁”。但毕赣没有乡愁，除去在山西传媒学院上学的三年，毕赣从未离开过贵州凯里。那里有他最初的全部的记忆，和创作的源头。毕赣的诗歌和电影，是在凯里的时空记忆里生长出来的。
毕赣的师弟、录音师梁凯是他的贵州老乡。他觉得毕赣“无时无刻不在创作”，“我们俩看见同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平常，他马上用手 49 31612 49 15791 0 0 1747 0 0:00:18 0:00:09 0:00:09 3465 49 31612 49 15791 0 0 1462 0 0:00:21 0:00:10 0:00:11 2742记下来。”
剪辑师秦亚楠到凯里参加毕赣的婚礼后，才感觉“被电影骗了”。除了延绵的盘山公路，电影里的凯里略显老旧和破败，但现实中的凯里已经是一个繁华小城。
秦亚楠眼里，凯里的空间复杂、魔幻，“城市里转角就能看到小瀑布。楼房旁边就是一个蛮原生态的山”。
像全国其他多数城市一样，凯里变化很快，拆和建之间，“苗寨”进化为“城乡结合部”，又迅速地“被城市化”。而毕赣试图在电影里复原的，是小时候的记忆。
在他人眼里，小镇青年多封闭、狭隘，缺乏包容心。毕赣记得自己大概六七岁就懂事——“懂世故，人情世故”。观察和感知力是一种天赋，但过早、过多地觉知某些事实，并不让人快乐。
在凯里，人们并不关心电影。他们关心生活最基础的部分，赚钱、结婚、孩子。毕赣的朋友们，有的在贵阳的银行当经理，有的在事业单位工作，还有的去做爆破员。 “我每次拿奖他们都会高兴十分钟，十分钟以后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毕赣喜欢和他们相处的状态，外面的世界和凯里的日常没有太大关系。
“人为什么一定要理解另外一个人呢？我特别害怕别人理解我。”毕赣坐在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洋酒，声音有些疲惫。
7月10日，《路边野餐》首映式前一天，发行方在北京安排了4场点映，这意味着毕赣要带着主创参加4场半个小时以上的映后座谈。此外，他还接受了两个专访。所有的提问者都试图理解他和他的电影。
毕赣个子不高，戴细框圆眼镜和黑白复古手表，深色上衣盖不住略发福的小肚，少年老成的气质。他语速平均，音量稳定，眉眼不见喜怒。27岁青年导演的稚气和慌张在他身上找不到痕迹。
“人和人之间是由误会组成的。”毕赣重复这句话。观众的感动、褒奖、嘲讽也许和创作初衷已经相去甚远。那些感受里，带着观影者自己的人生经验。
毕赣不怕被误会，但他害怕“解答”。从去年8月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得奖至今，一年间，毕赣跑到世界各地参加影展，为电影站台。横亘在艺术电影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必须由创作者毕赣，一遍遍重复解释。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男主角陈永忠。影迷多爱问主演“你怎么理解陈升这个角色”。每次接过话筒，陈永忠总是很为难。说实话，他并不理解。
陈永忠是毕赣的小姑父，帮毕赣演戏，纯粹出于义气。虽然也喜欢，但到目前，他并没有体验到太多塑造角色的快感。在电影院看片之前，他甚至不太懂电影在讲什么。陈永忠一直以为电影是按照时间顺序拍摄的，但每天毕赣给他讲当天的戏，在他那儿，怎么也连不起一个故事。
上学的时候，毕赣喜欢和“坏学生”玩，因为“好学生特别无趣”。宣传期的毕赣，努力配合发行方参加安排的所有活动，耐着性子为“好学生们”答疑解惑。“调皮孩子”的脾气上来，他就忍不住插科打诨，那些时刻弥漫着他的傲气。
毕赣在法国被问得最多的是电影语言；“电影中出现那么多台湾歌曲”则是在台湾做宣传时每场必问的问题；在大陆，大家的好奇集中在那段著名的42分钟长镜头。
有些问题确实帮助他重新梳理创作思路，但有些是被“逼”出来的标准答案。“我特别疑惑，我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一个作品，为什么会有人想在几分钟内获得一个单调的答案呢？”
电影《路边野餐》剧照。
躲在意象背后的小男孩在刚剪完片子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很渴望得到一个单一的肯定的答案。
“在剪完《路边野餐》以后，请很多人看片，包括欧洲很顶级的制片人。”毕赣说，“他看完以后，就摇头。我特别特别地失落，因为我觉得我的电影他一定看得懂，因为他很顶级。”每次请行家看片，毕赣和秦亚楠都垂着头，坐很远的地铁回家，但再一起看一遍，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状况重复十几遍。“面对权威，我会怕。但是，重新看一遍就不怕了。”
秦亚楠比毕赣小一个月。片子做完很久，在电影院看过几次后，她突然很感动。“他把童年很多苦难，化作了浪漫，放在片子里面。”
电影里有很多闪烁的灯光，可能源自毕赣小时候父母吵架，家里的灯光因为接触不良而闪烁。那是恐怖的记忆，但在电影里，他把这些细节变成元素、环境和气氛的渲染，“闪烁让我觉得很安全”。
小时候和父母还没有分开前，他有两件最开心的事情：去电影院看周星驰的电影，看完电影吃羊肉串；去父母的朋友家里唱卡拉OK。后者被不自觉地放在电影里，每一部电影中，都会有一个角色被要求唱歌。
“毕赣本人充满反差。作为导演，他着实有天才的想象力，但是扎扎实实。他的电影和诗，都透着这个劲儿。”秦亚楠这样评价。
2010 年拍摄学生作业《老虎》时，毕赣与影片主角陈永忠在电影上建立了奇妙的关系。“他庞杂的生命经验，尴尬的肢体语言和孤独气质，都与我心里深处‘蹩脚诗人’的形象相吻合。”
陈永忠丰富的人生履历也为毕赣提供了故事的素材。在借来的故事和晦涩的时空里，毕赣与成长中那些很沉重的记忆告别。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时间感知的源头。“从小你那么孤单，总一个人，你明显知道时间在那儿。我在忍耐时间。我妈妈当时出去打工去了，一年回来一次，你想对一个孩子而言，一年是有多长，你得忍一年。所以你没办法不感受时间。”但毕赣很少这么坦诚，一直躲在意象的背后。
他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毕赣的诗歌也极少写实。“我有自己的秘密在里面，它又可以被大家看到，这样会很有安全感。”这个习惯延续到电影中。电影里，充满了他的秘密。“我看到的电影，和观众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路边野餐》最隐秘真实的部分，毕赣很少对外人讲。
“每个艺术家都是失败的人。”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自己成功时，毕赣异常清醒，“成功其实就是一种诉求达到，我只是把这些记忆锁定了，变成一种密码，它并不是我的成功的诉求。而且这些诉求现在变成一个作品带来名利，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成功。我只是完成，不能叫成功了。”
7月15日，《路边野餐》在院线正式上映。此前发行方带着导演毕赣全国路演，预热半个月。尽管极不适应，但他一到场，会耐下性子回答不断重复的问题。这依旧没能拉高低迷的数据，前三日票房仅340万，周末排片量不足1％。虽然进入7月国产电影保护月档，依然未能给艺术电影提供避风港。一般电影上映周期为15天，《路边野餐》只上映10天。
不论成绩如何，毕赣的下一部片子已经在筹备中。
接下来，他要为下一届金马奖拍摄1分钟的短片。他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于明年开拍，讲一个乡野侦探的故事，依然发生在贵州凯里。毕赣的孩子刚出生不久，他表示，陪伴孩子成长，会是他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的主要工作之一。
2015年3月，《路边野餐》正处于混音阶段。在一个访谈里，毕赣被问及，“如果有一天上帝给了你三百万，你会用来干吗？”毕赣回答，“太中国梦了，我现在荷包里有180块，所以就不想这个问题了。”
一年后，他的新片已经获得1000万投资，他说，预计800万用于制作。
接下来，他准备在上海成立自己的公司。他的目标和节奏明显加快了，“有公司会离成功更近吧。”
但他很清楚，成功无法复制，随时面临着未知，是创作的风险和乐趣。 “下一个片子要技术突破，要很多钱，也许拍完下一个片子，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秦亚楠透露，“毕赣压力很大，他把爆破员证领回来，带在身上。准备和资方谈时，把证拿出来，‘大不了以后不干了，但我这次还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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