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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郑永年:“中国模式”的解释者

2016-09-20 蔡如鹏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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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中南海的座上客,与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座谈,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担任主讲,与政府官员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是媒体上所称的“中国智囊”。不受雇于政府,不是国务院或决策层会议的列席者,也未领受中央直接下达的任务。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是独立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学者群体,有人用“塔尖上的学者”来定位他们。他们融会中西,集传统家国情怀与现代政治文明的知识结构于一身,在官学两界间游刃有余。


这同时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学者群体。他们的身上贴着各式各样的标签:“鹰派”“民族主义者”“御用文人”“威权主义吹鼓手”……左派骂他们右,右派骂他们左。


但他们自己不为所动。他们清楚自己的目标,也清楚自己的路径。他们独立思考,温和表达,理性批评。以“建设性”为出发点,又以“建设性”为依归。


他们是助力者。希望助力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成功完成如马怀德所说的五个转型——从全能、神秘、权力、任性、利益的政府,走向有限、透明、责任、守信、中立的政府。


请看总第773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中国学人 建言中南海》


★ 阎学通:如果政府的政策有缺陷,我就可以批评

★ 郑永年: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 马怀德:“法治天下”的谏言者

★ 贾康:“中国特色”的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

★ 姚洋:我们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



郑永年。图|IC

郑永年: 
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2016年9月20日总第773期《中国新闻周刊》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与郑永年有过数次接触。他认为,这几年郑永年在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与他身处新加坡有很大的关系。“他只要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一准转载。”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给香港的《信报》写。2006年以来,尽管换了一家报纸,但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如今他的专栏文章主要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

 

“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评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

 

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因为农村太苦了,读书还是要轻松得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当年北大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在同一个大院内。”郑永年猜测,“可能是招生的老师觉得我英文考得不错,就把我弄到国际政治系去了。”不过,国际政治系的很多课程也与历史相关,比如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5年,前3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这期间,他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政治学译丛》丛书,组织翻译了《政治学的方法与范围》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

 

常看郑永年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与他的老师吉尔平有很大的关系。

 

吉尔平虽然学术造诣高深,但并不认为理论就是生涩的知识。他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写文章时少用生僻字。“他告诉我们,你们写文章要让别人看得懂。”郑永年回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记着吉尔平的话。如今,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他认为,这是训练学生的最有效方式。很多人没有想通一件事情或者看清一个现象就去写文章,必然要用一些其他人看不懂的概念。想通之后,最复杂的事情和现象也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并没有做长期定居的打算,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从那时至今,除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3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

 

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已经写完,正在评审。

 

第三部《内部多元主义(暂定)》最为重要,他将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道路,预计在五六年内完稿。

 

这三本书一本讲中国共产党,一本讲政治经济学,一本讲国家形态,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能力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 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

(实习生谢君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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