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与中国的时间差
当地时间10月13日下午1时，诺贝尔奖官网公布消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由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获得。获奖理由是：“他在美式歌谣的传统下，创造了全新的诗意的表达。
实际上，中国人所开始接触鲍勃·迪伦时，他已开始远离他所创造的反叛、另类和批判的标签。中国人最早知道迪伦的歌，不过是有声英语教材中的一个内容而已。中国摇滚与流行歌坛或许受到了一些迪伦的影响，比如，汪峰2009年发行的新专辑《信仰在风中飘扬》，很难不让人想起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扬》，但迪伦对中国摇滚或流行音乐的影响其实非常小。左小祖咒“几乎从未认真听过迪伦”，除了《滚动的蛋》似乎源自《像一块滚石》，并没有迹象表明崔健在音乐和歌词上更多地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表示，“迪伦在中国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中国与鲍勃·迪伦及他所生活的世界，始终存在一条难以追赶的时间差。
本文改编自2011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两篇报道：《鲍勃·迪伦来得晚了点》和《迪伦与中国的时间差》。
鲍勃·迪伦在上海演唱会上只对观众说了一句：“谢谢，粉丝们。”他头戴一顶非常时髦的西部礼帽，摇晃着消瘦的身子，迪伦飞快地扫视过台下。
这是2011年4月，鲍勃·迪伦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是最后一次。
这次，迪伦被外国媒体讽刺为“赚钱机器”。这些他早已习惯，在当年他投奔纽约现代民谣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世人的恶劣心态，于是他选择了不合作，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非主流文化狂潮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也许，没有人再提及他和波普大师安迪·沃霍尔的关系，后者一度统治着的艺术领域，迪伦是侧身而行。在他的音乐、诗歌、艺术和文化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子，但最后他独创了迪伦式的“抗议民谣”。
1963年，他与民谣歌手琼·贝兹一起，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的“进军华盛顿”民权运动游行中演唱歌曲，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民权运动的代言人。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多为抗议歌曲，如《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并且都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
然而，如果将眼光放得更广阔一些，那时大洋另一端的中国大陆，由毛泽东倡导的、“几亿农民同写诗”的红色“新民歌运动”刚刚结束，持续近十年文化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而在欧洲，则有法国青年的“五月风暴”。迪伦的崛起，是世界青年革命的一部分，更是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不同的是，那一时期美国的谓“反文化”，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其表现方式有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等等。实际上，整个反文化运动是旧文化中的弱势群体造反，挑战强势文化的运动；而他们选择的革命方式，也是反传统的，是个人化、审美化而非政治化的。
美国嬉皮士。图｜网络
迪伦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并不奇怪。他有一种无人能敌的文学天赋，使他的歌词可以当作有配乐的檄文来看待，而他身上的敏感气质，则使他每一张唱片里的歌曲分担着不同的意味。从拿出古老的谋杀案，到荒诞地给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迪伦就是这样把简单的寓意放大到无限。
从迅速崛起，到如日中天，历史留给迪伦只有短短五六年时间。
很快，鲍勃·迪伦开始反感自己成为激进分子的英雄角色，他逐渐远离了民权运动和抗议歌曲。
同时，民谣再也无法再满足像他这样的继承传统的音乐家。1965年，他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电吉他，这被认为是他从民谣转向摇滚乐的转折点，也是民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随后的巡演通常分成两个部分：木吉他的民谣表演和电吉他的摇滚乐表演，每每到了下半场，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转变使他失去了一些从前的追随者，不过此时他的身价已跃升至流行音乐的顶点，并正式确立了摇滚音乐家的地位。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当然并不知道迪伦的存在。他们当时正在整天听样板戏。迪伦对中国的影响是那时的中国台湾。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形式及其诗化的歌词，对李宗盛、李双泽等一代歌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70年代的台湾，部分歌手有一阵差不多都以翻唱迪伦的歌为生，就像后来有一段时期，中国大陆的歌手以翻唱港台歌手为生一样；林怀民最初的小说《蝉》中有他的歌；余光中效仿他的《随风而逝》，写下名作《江湖上》；赖声川当年驻唱时也爱唱迪伦的歌；如果没有迪伦，恐怕也没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据说，罗大佑的书架上竖着厚厚的《鲍勃·迪伦歌词集》，他还曾借用迪伦个别歌词或诗意来表达心绪；受迪伦影响，陈升在自己的歌里也吹起了口琴，并曾表示——“对我们来说，迪伦是神……”
如果没有迪伦，恐怕也没有杨弦以诗入歌的改编，台湾“民歌运动”便失去了起点。图｜网络
很少有人意识到，沉寂之后的迪伦，是在孤独而敏感的独处生活中，压制着所有的曲解和被遗弃感。从一个早熟的抗议歌者，到躲避嬉皮士的失败感而抽身离去的社会观察者，迪伦长期远离喧嚣的中心，更像一个咄咄逼人的隐士在歌中堆放错综复杂的人生寓言。
他的叙事民谣，也发展成了蓝调、乡村、摇滚，乃至福音音乐的多变体。歌词中出现了哲理性的趋向。此后，他出版了超现实主义的小说并出演影片。
1979年，鲍勃·迪伦声称自己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徒，宗教的主题也成为他之后4张唱片的核心。80年代以后，他的唱片得到的评论和市场的反应不一。
就在这一时期，关于迪伦的文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了大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威廉曼彻斯特四卷本《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中提到了迪伦，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的《伊甸园之门》也被译成中文简体本出版。因为听不到歌，中国读者只能把他想象成一个“60年代革命尤物”。
直到80年代中后期，《答案在空中飘扬》才通过英语教材的有声读物进入中国，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迪伦的音乐，是作为学英语的工具。
迪伦的音乐影响力进入中国，要等到几年之后。那时，欧美音乐通过各种渠道鬼鬼祟祟地进入内地，以一种业已消失的“打口带”的方式，从中国沿海城市的地摊小店传向全国各地。迪伦成了国人摇滚历史启蒙的一员。但市面上能买到的大多是他80、90年代的几张专辑，60年代的经典歌曲很难找到。
而迪伦那时出版唱片的速度已变得缓慢。他一度重新拾起早期的民谣，并翻唱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歌曲。1997年，迪伦发行新专辑《Time out of Mind》，距离他的上一张原创专辑已有8年之久。
不过实际上，唱腔艰涩、歌词费解的迪伦歌曲没能吸引中国乐手们的多大兴趣。直到90年代末，杨一、pk14、顶楼的马戏团等大陆歌手或乐队才开始翻唱迪伦《敲击天堂大门》《时代在变》《答案在风中飘扬》等最有名的几首歌。
然而，若认真去追寻，那时的迪伦或许并未改变太多。他依然是一个无比苛刻的人，他内心很紧张，即使面对媒体的嬉笑怒骂，或者故意神秘感十足，也无法掩盖迪伦最真实的一面：性格里乖张的成分总是冒上来，他只能是一个和自己搏斗挣扎的人。
他一辈子都在思考着什么，他丧失的不是沉重的深度，而是身体的衰老。
迪伦重新出现在流行文化领域里，是2006年8月底发行的第48张专辑《Modern Times》。在流行乐坛消声匿迹30年后，这张唱片重新登上了美国排行榜第一名。据说，也正是从那一年起，他出现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名单里——这一点当然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那时的中国，互联网盛行，开始出现以翻译国外流行文化为主的发烧友群体和论坛，迪伦的歌词也是其中较热门的一个品类，迪伦的演唱会现场和关于他的纪录片也开始流传。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鲍勃·迪伦自传《Chronicles, Vol. 1》的中文简体版，译名为《像一块滚石》；随后，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翻译了迪伦1975年《地下室录音》专辑的评论图书《老美国志异》。迪伦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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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汪峰发行新专辑，名字叫《信仰在风中飘扬》，很难不让人想起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扬》，但迪伦对中国摇滚或流行音乐的影响其实非常小。左小祖咒“几乎从未认真听过迪伦”，除了《滚动的蛋》似乎源自《像一块滚石》，并没有迹象表明崔健在音乐和歌词上更多地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
“其实没必要去太多地研究鲍勃·迪伦，他的音乐比较简单，但内容庄重，他是一个诗人，所以有人说只有他把流行音乐带入了一个庄重的大堂。”崔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给我们的不是流行歌曲，不是娱乐，而融入了更多心灵上的共鸣。”而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表示，“迪伦在中国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不过，几个铁杆歌迷朋友让演出公司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得知了鲍勃·迪伦在中国歌迷中的分量。从此，鲍勃·迪伦这个从未在中国发行过专辑的艺术家开始位列于公司整理出来的国际歌手名单首位，因为作为“有象征意义的音乐家”，他在中国的演出将是“里程碑式”的。
通过LIVE NATION亚洲区总经理，魏明开始向鲍勃·迪伦的经纪公司表示将迪伦引进中国的相关意愿。
魏明当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迪伦来华是该公司“接触时间最长，工作做得最细致”的项目。
最首要的一项自然是做详细的调研和评估，包括市场和演出本身会不会出现政治立场问题。在比约克(Bjork)上海演唱会“事故”、绿洲乐队(Oasis)访华演出流产等之后，国内各方面对国外艺人来华演出都持谨慎态度。
而他们提交给对方的详细计划——包括在中国进行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必须遵守的审查审批制度等一系列规定和与国际惯例有所区别的要求——未能得到外方的确认，谈判暂时搁置。事实上，迪伦的经纪公司当时正同时与多家中国演出公司接触。
2010年1月：台湾公司“布洛克兄弟”突然发布了迪伦将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演出的消息。不过，当年4月，原定北京站演出日当天，演出忽然宣布取消。据香港媒体报道，原因是“北京方面拒发表演批文”。迪伦的经纪人则称巡演安排原本就没有中国内地这一站。那一年12月：鲍勃·迪伦方面重新与歌华莱恩联系，并草签了合作意向书。“迪伦本人非常希望来中国，这一点我们是非常确定的。”魏明说。
随后，歌华莱恩开始了演唱会的前期备案工作。2011年1月，演唱会的立项申请并附相关资料被递交到北京市文化局，等待后者递呈文化部审批。
所附资料除了含有演出活动内容、时间、地点、场次及参演人员，涉及演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全部节目录像带、照片和文字说明，还包括了演出曲目单和歌词。“曲目安排首先是尊重迪伦的选择，但在报批之前，我们会提出自己的建议，”魏明说。
然而，审批流程似乎并没有坊间想像得那样艰辛。对于这个一度以“抗议、反叛”为标签，并演唱过很多反战、抗议及审视社会政治事件歌曲的歌手，演出商方面提供的演出曲目单“范围很大”，而且“所有提供的歌曲都得到了批准”。
据魏明表示，整个审批工作很“常规”。
2011年2月，鲍勃·迪伦的官方网站上率先公布了他在中国北京、上海巡演的消息。
3月，歌华莱恩公司的官方微博确认已获得文化部的相关批文。歌华莱恩表示，就开票来说，这是该公司所运作过的项目中最好的。
紧接着，鲍勃·迪伦本人终于来到了中国。北京、上海演唱会先后举行。众多媒体进行新一轮迪伦意义、地位等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演唱会除了有大量明星粉丝来朝圣，更吸引到一批不熟悉迪伦的观众要“见证传奇”。
2011年4月在迪伦上海演唱会。图｜网络
让我们回到演唱会现场，不得不说，迪伦的现场控制力极强。
非常简洁的舞美，鲍勃·迪伦的身躯一直被投影到幕布上，像在一个归来的西部英雄的帐篷中。迪伦今晚的嗓门很大声且粗，毫无早期那种沧桑感，没有多余的幻想，在诗人和摇滚人之间，这90分钟他更靠近后者。
除了《瘦子之歌》《瞎子威廉·麦肯泰尔》是浓郁的蓝调之外，迪伦式的自我改造让那些重新编曲的名作几乎都面目全非。
他一刻不停地变化。
这次巡演的候选曲目多达60首，意味着每一场都有不同的曲目单，上海和北京相同的是，都用专辑《慢车开来》里的《Gonna Change My Way of Thinking》开场，“我将改变我思考的方式，我要建立不同的尺度”。这就是他的人生。
迪伦的嗓音俨然是一个西方邪恶歌谣里的魔鬼，而他的口琴更是一个不归者的风中回声。当上海演唱会第二首曲子《别多想，一切都好》响起，他的口琴将现场震慑到了。这里面有一种温暖感，它透视出一个坚定、顽强而凶狠的男人的徘徊。
迪伦式的叙事方式是他的内核，在现场他依然唠叨不停地讲述着民间传奇、社会问题和现代史诗的某个古怪注释。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晦涩的全部。甚至，有人败坏他是三流诗人，如果你认真读过他的歌词，就知道他的感受是非凡的，尤其对人性洞察的那一面。
迪伦在演唱会上展示出了一个貌似衰老而仍然年轻的心。这个在命运转折点上不肯低头的男人，一辈子都没改变他的喜好：对力量的酷爱，对小人物的悲悯，对西部硬汉的崇拜，对罪恶世界的蔑视。
然而，除非你背得出他所有的几百首曲子，否则对于他千变万化的演绎，真的很难辨认。因此，北京演唱会台下反应并不热烈，直到返场曲《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 才达到疯狂，被媒体形容为“慢热”。上海演唱会的观众们得到的评价则是“更为冷静”，即使听不出经过重新编曲或现场发挥后迪伦在唱哪一首歌，他们也用力地看着迪伦，“仔细、认真”“像看神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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