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永富的“杞人之忧”
在农地里观察玉米的党永富。
本文首发于2016年10月14日总第776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底荣获联合国“科学之星”勋章的党永富，依然保留着农民固有的气质：憨厚、宽容、坚持。他很爱书法，自己备有笔墨纸砚，办公室的迎宾墙上挂有当代名人书法。
在党永富办公室的最显着位置，悬挂着一幅六尺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他本人的语录：“终生奉献农业灾害防控事业。”
“我们土壤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每当谈起土地问题，正值知天命之年的党永富表情立刻变得很凝重。“原来土壤有机质含量6.7％左右，现在只剩0.8％~1.5％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逐年增加，农民投资土地的成本越来越高，采取了各种农艺措施，就是不增加产量。”
据国家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联合发布的公告，截至2013年12月，全国有16.1％的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度和重度污染的土壤面积2.6％。其中，19.43％的耕地土壤被污染，2.9％的耕地土壤受中度和重度污染。也就是说，在1 8亿亩耕地中，有3.5亿亩耕地被污染，其中5000多万亩耕地已无法使用。而业内专家估计，由于土地污染数据极其敏感，实际污染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党永富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一串数字：1993年，中国农药生产能力约为22.1万吨，201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74万吨，平均每年上升16.9％。
1978年，中国农业化肥消耗量为884万吨，到2013年猛增到6500万吨，平均每年上升6％，化肥消耗接近世界总量的1／3。目前，中国农民每公顷使用化肥量，是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公顷这一安全上线的1.7倍。
从20世纪9 0年代至今，中国农民使用化肥数量增加了8到10倍，亩产却仅增加了40％。
而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这些农药有70％失散于环境之中，化肥中的氮只有35％左右为作物吸收，65％会对大气、土壤、水体造成立体污染。大量的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在杀死害虫的天敌，影响生态平衡。太湖、三峡大坝库区和杭州湾的监测数据表明，水体中的悬浮物氮、磷大部分来自农田径流。
党永富说，随着杂草、害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以及长期使用化肥导致土壤酸化板结，地力下降，农民为了维持产量不得不喷洒更多的农药，施更多的化肥。中国的农业生产正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党永富认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农药的危害性，让农民减少化肥使用量，尽快修复被毒化的土壤，解决土壤饥饿，是中国农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真的不能再等了。”
党永富的哥哥没想到，他给弟弟的一包除草剂，会让弟弟由农民成为农民科学家。
28年前，22岁的党永富在河南商水县的农村务农，在西安上班的哥哥给他寄来一包除草剂，想让弟弟种地省点劲。当时的中国农村很少有人使用除草剂。对于哥哥寄来的这包产品，习惯逆向思维的党永富充满好奇：这东西管用吗？会不会把农作物杀死？
为此，他做了一个试验。他把自家的承包田分成两块，一块用除草剂除草，一块继续人工除草。
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除草剂确实管用，能杀死草，但对庄稼有一个缓苗期，用过除草剂的庄稼，明显比人工除草的庄稼长得慢，造成农作物7到15天不长。6分地的产量也比人工除草减少了60多斤小麦。
党永富发现了问题。“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农民都用除草剂，岂不是产量要减少很多？”从那时起，党永富开始琢磨如何预防除草剂的副作用。
氨水、绿豆水、大蒜水、中药水，各种生活中据说有解毒作用的土办法，党永富几乎都试过。“他就像着了魔一样，家里炖了锅肉汤，他都想倒到地里试试。”妻子邱银芝描述党永富的痴迷状态。
在上述办法都失败之后，他买来了一大堆专业书籍，还遍访自己能够找到的这方面专家、学者。很多专家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除草剂还没有推广开，你就要解除草剂的副作用，太早啦。”还有人建议他生产除草剂，说能挣大钱。
党永富确实动过生产除草剂的心。但多方考察之后，他放弃了。“生产除草剂工厂污染太严重，方圆几公里的地下水喝着都有味，我不能干那事。”
沈阳化工研究院医药化工方面的专家陈昌，在破解除草剂副作用难题方面，给了党永富很多帮助。为了说服陈昌从东北老家到河南跟自己一起研究，党永富用了半年时间，在陈昌的家口等待，一直等到陈昌被感动。然而，就在工厂刚有眉目之时，陈昌突发脑溢血，英年早逝。
陈昌的离世，对党永富正在进行的除草剂副作用防控技术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双方合作之时，党永富主要负责工厂的建设，陈昌则负责技术配方。
不过，细心的党永富还是从陈昌写在烟盒纸上的一连串数字里，看出了各种化学物品之间的提纯配比关系，他决定自己动手。
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数百次的试验之后，党永富发现一种含有奈元素的医药中间体，在解决除草剂毒副作用方面有奇效。
从煮绿豆水开始，到2001年党永富生产出第一款除草安全添加剂，历时整整13年。党永富将这一款产品命名为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取“奈得粮食，安心天下”之意。
除草安全添加剂研制成功之后，党永富开始着手破解化肥减量技术，并最终发明了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
党永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类产品的试验表明，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不但能治理因除草剂残留引起的“癌症田”改茬问题，还能将除草剂对农作物的抑制期，从7到1 5天缩短到2至3天，提高农作物产量10％以上。而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不仅富含高分子有机质，缓解土壤饥饿，还能阻隔肥料固化，激活残留在土壤内的肥料以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具有超强亲水性与保水能力，使作物能有效地吸收土壤中的磷、钙、镁元素，对土壤中的酸、碱具有绝佳缓冲能力，同时可有效平衡土壤酸碱值，避免长期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使土壤变得松软。
2007年元月，河南省科技厅委托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为主任委员的9位专家，对党永富发明的除草安全添加剂进行技术成果鉴定，认为该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属国际领先技术，具有巨大的推广价值。
2010年，奈安除草安全添加剂被科技部、环保部、商务部等部委认证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并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6年9月13日，农业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河南奈安生态有限公司、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由其组织8省专家，对党永富研发的微蜜“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进行鉴定。专家组认定该产品生产技术工艺先进，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显着，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产业政策，“菌种筛选、炭吸附、交联技术方面居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党永富算了一笔账，目前全国除草剂便用面积已经超过1 5亿亩次，如果按全种粮食计算，使用除草安全添加剂后每亩增产100斤计算，每年可为国家新增粮食1500亿斤，可解决3.75亿人一年的口粮。而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每亩只需250毫升，便可帮助农民实现化肥减量30％，粮食还能增产8％。如果在全国推广每年可实现化肥减量1950万吨，节约3100万吨标准煤。
手握两项成果，党永富感觉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农业的钥匙。
党永富荣获联合国“科学之星”勋章。
但现实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2003年，当党永富拿着自己发明的除草安全添加剂到相关机构注册登记时，才发现他根本找不到为其产品注册登记的部门。
负责登记注册的工作人员说，你这东西既不是农药，也不是化肥，又不是农械，我怎么给你登记呢？不管党永富如何解释，负责登记的人员都表示爱莫能助。
除草安全添加剂是这样，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直到后来，在党永富的努力下，国家肥料管理部门最终帮助党永富完成了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的肥料登记。
党永富起初很困惑，一项明明可以让国家粮食每年增产1000亿斤，让化肥每年减量2000万吨，让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缩短3至5年、可以为国家节省上千亿元资金的技术，为什么得不到支持呢？后来他发现，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圈子的问题。
比如说，他找到农业部门的领导谈土壤污染及防治技术时，发现领导们关注的是粮食产量，生怕农药、化肥用少了影响粮食产量。另外，对农田土壤污染，领导们也十分敏感，担心他揭开这个伤疤。他参加农资会议时，组织者总是特别交待，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
还有两件事让他心存不平。
2012年，中国老教授协会农业专业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加强除草剂副作用防控”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前副总理回良玉的批示，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了论证。但论证结果是：除草剂根本不存在副作用。
“除草剂的危害就摆在哪里，他们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专家呢？”党永富说，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另一件事发生在今年6月。当时国家某部委开展农田土壤污染防治国家工程实验室申报，国内有9家科研院所和他带领的科研团队等10家单位参加申报，最终某科研院所入选。
党永富说，自己在农田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干了26年，有丰厚的实践经验，产品研究、产业化能力与应用推广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与上述科研院所相比，自己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申报结果却没让他沾上边。事实上，上述科研所的项目能申报成功，还是借助了他的研究成果和设施。
党永富认为，目前，中国农业的传统管理机制已经很难解决农业问题。具体来说，一直以来，中国的科技研究都是以科研院所为主体，较少关注企业在这方面的作用。而科研院所的专家有时存在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问题，不接地气。比如说，在除草剂有无副作用上，专家们是用打过除草剂的庄稼与不打除草剂庄稼相比，而不是与人工除草相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除草剂有助粮食增产，无副作用。这种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更何况农民在施用农药时，十分粗放，根本做不到像专家那样精准施药。
“土壤生态治理缺乏统一标准，直接结果是有人浑水摸鱼，靠关系不靠技术。”党永富说。
从农业技术推广的角度讲，现阶段，农技推广人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懂农业的外行；另一种是懂农业，却兼顾农资经营。双重身份让后一种人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多卖农药、化肥上，俨然成了农药、化肥的代言人，不利于农药副作用防控技术和化肥减量技术的推广。
“当然，这里面还有农民自身的问题。多施肥多打粮食的观念，在农民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没有农技人员的推广，这种意识很难改变。”党永富说。
除草剂从出生到大规模应用，仅十年多的时间，其危害便被党永富不幸言中了。
东北素以土地肥沃而着称，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区域之一。2005年，这里的农户发现，他们以往种植大豆的高产田逐年减产，不论如何施肥、如何管理都不起作用，大豆产量从原来的每垧地5000斤，到了只有1000多斤的程度，种地就亏本。当地人称这些田为“癌症田”。
党永富说，黑龙江农民遇到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长期过量使用除草剂，导致除草剂残留蓄积于土壤里，久而久之土壤中毒，对大豆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直接呈现的结果是大豆不长。当农民改茬种其他作物时，残留蓄积在土壤里的除草剂又将改茬作物当杂草杀死。于是出现了种大豆产量低，种其他作物不生长情况，“癌症田”就形成了。
党永富向黑龙江省植保站提出了免费治疗 “癌症田”的计划。对于他的想法，植保站的工作人员起初不屑一顾：“全球科技领先的德国公司在这里做实验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你又能怎样？”
但黑龙江省植保站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党永富利用自己发明的除草安全添加剂，帮助黑龙江省黑河市的部分农民在大豆“癌症田”里改茬种玉米、水稻、土豆、甜菜等农作物，效果很快显现出来，土豆顺利发芽成长，甜菜还没到收获季节，绿油油的叶子和肥硕的根茎已让当地的植保专家眼前一亮。
此后，党永富携带其产品先后在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等地帮助农民治理“癌症田”。从2005年至2015年，党有富无偿救助显性受害面积800多万亩次，累计推广预防隐形药害1.2亿多亩次，累计治理因除草剂残留物造成的“癌症田”2100多万亩次，为农民挽回损失300多亿元。
2011年，黑龙江农垦总局组织开展了以除草剂副作用防控为目标，以除草安全添加剂应用技术为主的大规模联合实验示范。实验以两个科研所和1 8 个农场科技园区为基点，120名科技人员参加，使用除草剂的种类近20种。
实验结论是：所有化学除草剂（包括进口除草剂）与人工除草比，都有副作用，全都造成减产。使用党永富发明的除草安全添加剂后，无污染，不影响除草效果，同时有明显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功效，投入产出比在1:10以上。尤其是甜菜，应用除草安全添加剂后，不但产量提高，含糖量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
为了验证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的实际效果，2012年和2013年，党永富投资300多万元，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有关权威单位在全国12个省对上述两项技术展开大规模的对比试验。
2012年12月，来自河南淮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花生试验田的报告称，使用党永富发明的微蜜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在化肥减量与小麦增产方面表现明显，且产量差异性达到显着或极显着水平。
2013年7月5日，来自河南修武县的消息称，试验结果表明，在常规施肥基础上，用供试肥料100m1兑水30公斤，于小麦抽穗期，灌浆期喷施，与同期喷洒等量清水相比，提高了小麦的穗粒数和千粒重，平均亩增产26.7公斤，增产率为6％，产量差异达极显着水平。
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实验示范报告显示，在为期两年、涉及12省区64块试验田1000多万亩，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棉花、马铃薯、大豆、花生等农作物试验证明，奈安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可明显提高肥料利用率，平均肥料减量30％左右。
据参加实验的高级农艺师郭继红介绍，在河南西华县的示范试验中，实际每亩地仅需投资20元即可少施化肥30斤，可让小麦平均增产5％以上，玉米增产9％。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在河南西华县逍遥镇白十村一块玉米地旁，当地的着名种田大户曹自堂正在查看玉米的成熟情况。 记者发现，曹自堂的玉米棒颗粒饱满玉米粒紧密相靠，而从相邻地块摘下的玉米则颗粒稀落，如同谢顶。当地农业专家解释说，颗粒稀疏是今年大部分地区气候反常、天气太热，导致玉米授粉不充分造成。
曹自堂的玉米为何没有同样的问题呢？曹自堂说，他在玉米播种时，就用了党永富的除草安全添加剂和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
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党永富的官员。
林鸿嘉说，当今社会毒蔬菜、毒粮食、毒大米事件不断出现，这说明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变得非常严峻，群众渴望吃上放心菜，放心粮。“党永富治土、治农技术和农业过程管理方略，为安全农业、健康农业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技术支持，我经常在党员、干部会上提起党永富。”
党永富认为，农业问题其实有很多，不仅仅是农药、化肥问题。在他编着的《农资次生灾害污染防治原理与应用》一书中，党永富详细例举了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从政策统筹、农业管理到技术攻关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这本书被联合国人居署列为青年技术培训教材。
党永富说，自己常想，如果不抓紧治理农业污染，不解决摆在面前的农业问题，50年后、100年后的中国农业会是什么样。“其实50年后100年后，我们应该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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