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在道德感贫乏的时代,对道德文章也就不好太挑剔了”

2016-11-17 安然 赵毅衡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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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图|IC

“大众如果觉得鸡汤有滋味,
总比什么营养都没有好”
——专访文化学者赵毅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安然
本文首发于2016年11月17日总第781期《中国新闻周刊》


二十余年前,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赵毅衡在国内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英伦旅居笔记,介绍了心灵鸡汤在海外兴起和发展的情况。如今,这位年过七旬的比较文学、符号学学者已经回国定居多年,一直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毅衡说,当年介绍心灵鸡汤在西方流行的时候,他对此是有嘲讽的,而且“也没想到它在中国会如此盛行”。如今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再次谈论起心灵鸡汤的时候,赵毅衡说,他要对自己的精英主义做“自我批评”。


“对这个现象我想了半辈子,我不好再指责了。否则的话,我的看法就是跟大众对抗。”赵毅衡的语气听起来有春风拂面般的温和,而言谈里却有几分复杂的况味。

思想的简单化、 通俗化


中国新闻周刊:“心灵鸡汤”这个说法最初是从美国引进的,但是我们发现,早在它被提出来之前,中国本土就不乏这类的煽情、励志文化。二三十年来,这些东西虽然在形式上都属于鸡汤,但是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鸡汤的主题也是在变化中的。比如,李燕杰的鸡汤和马云的鸡汤就很不一样。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毅衡:在很多情况下,鸡汤的内容是没有错的。如今,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基本的道德问题,只不过,那些有宗教的民族有神灵压顶,能够通过“自律”“慎独”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恐怕更大一些。所以,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必须提的,但提的方式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假如你提的比较曲折、比较复杂,比如,你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去表达人道情怀的话,那样老百姓可能就会有点儿看糊涂了,或者干脆就不看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认为鸡汤的问题主要还是表达形式的问题?


赵毅衡:对,它是一种通俗的文体。但是对于这种通俗的方式,知识分子是觉得很不舒服的,就会觉得大众的思想被弄得简单化了。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各种现象不满意的东西还挺多的,而对鸡汤的这种不满意,并不完全是对它的内容,我想,主要还是个风格问题。鸡汤的那种风格直截了当地训示人、把问题简单化;鸡汤还喜欢用很浅薄的方式,尤其是用感伤性的方式去表达。在知识分子看起来,这些都是很庸俗的。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用感伤的方式,有人认为,鸡汤还喜欢用一些小故事来说服人。例如,提出心灵鸡汤概念的美国人杰克·坎菲尔德就总是讲他自己的故事。你也曾经提到,说他是“喝自己熬的鸡汤喝出来的”。


赵毅衡:鸡汤中的这些故事是不是编造的,这个没法去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去对这些“感人的故事”刨根问底。但是从鸡汤文的套路来看,虽然它总喜欢假装是一种“纪实体”,但是其中虚构的东西往往太多了。怎么说呢?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并不是知识分子就不需要了,而是老百姓需要的方式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知识分子受不了这种感伤主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样子,他们更受不了。


说到滥用感伤,我记得国内有一个大型寻亲类的电视节目,内容是节目组帮助人们寻找失散的亲人。故事本身都是很感人的,可是,当事情已经解决了的时候,明摆着可以不哭了嘛!它却非要把哭的过程拉长一些。也许,很多人可能就喜欢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涤。你还真不能说这样的需求有什么错。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知识分子会很排斥这种在形式上非常煽情的东西呢?


赵毅衡:因为知识分子往往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来。而老百姓当中有些人恐怕不能自己得出结论,他们需要一个结论来反复地“敲打”,需要一种东西来洗涤自己的心灵。这个是没办法的。人人都需要一点心灵的提高,对于这个心灵的提高,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方式——读小说,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但是对老百姓就不好作这样的要求了。普通老百姓也好,小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需要像心灵鸡汤这样的东西,虽然这种形式肯定是败坏艺术口味、败坏风格的,但是这又怎么办呢?

道德贪乏的时代,
不好挑剔道德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鸡汤文化有何传播学上的观察?


赵毅衡:心灵鸡汤在风格上非常大众化,它缺乏张力——不需要你去思考,没有内在的张力,从简单的文字跳到结论,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你看了开头就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而且相当重要的是,它诉诸人最基本的情感。


除了个人感情之外,心灵鸡汤也有励志这类东西,但是据我观察,西方的心灵鸡汤很多会讲人生逆境中的坚持,比如残疾人的人格力量之类的。它比较少讲“怎么做人上人”这种东西,而中国有大量的励志书、成功术,这种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向来有往上爬的传统。这可能受科举文化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书读得好的话,就可以出人头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中国新闻周刊:鸡汤文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和被传播,其总体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


赵毅衡:因为受教育不足的群体太大了;因为大部分人离开中学以后,就不读文学作品了。离开中学以后就没读到过诗歌,歌词就会受欢迎;中学以后人们读到的诗,也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了。离开中学以后,唐宋八大家也不念了,那么大家就会喜欢念鸡汤文。


鸡汤类的东西在西方也有,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大一些。因为中国的道德教育还不是非常能够深入人的心灵的;在中国,哪怕有宗教也弄得很俗,要现世报,功利性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的确是个问题。所以,在道德感贫乏的时代,对道德文章也就不好太挑剔了。


中国新闻周刊: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诉求,鸡汤流行是否也反映了这种文化诉求的分布?


赵毅衡:是的。这个不同的文化诉求,实际上使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最为激进与严厉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艺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严重异化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痛斥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商品化,实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认为现代大众文化加速了劳动大众的异化,破坏了文化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风险。


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批判就转向了,认为大众文化不能批判,大众文化当中蕴含着积极的因素,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反抗的因素。从那以后,一路都是知识分子退却的,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鲍勃·迪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今社会面临的文化分层问题,即是雅俗分野问题。后现代主义宣布雅俗鸿沟已经消失了。当然,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依然存在的。原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生产关系来分析、来解决,现在就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了,文化关系卷入了大量复杂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面提到,鸡汤文主要还是形式上的问题。那么,这种文化诉求的差异,只是文体的差异吗?


赵毅衡:鲍勃·迪伦能否获诺奖?问题不是说他写得好不好,问题是流行歌曲的歌词跟诗歌的确不能比,这的确是两种文体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诗的差异。对于歌曲来说,相当重要的是,唱出来人家要听得懂,你不能用写诗的语言来唱,那样唱出来人们可能听不懂。流行歌曲要让人能听懂,就非要简单不可,这样的话,就只有写得通俗易懂的人能写出来。但是也有很多歌太通俗了,无非就是“你爱的究竟是我还是他”这种东西。但是那种歌还是特别受欢迎。


鲍勃·迪伦的歌虽然词写得简单,但还是很有深意的。但是就大众流行歌曲歌词作为一种文体来讲,的确令整个诗歌面临一个大变革。就像中晚唐的诗渐渐变成词一样的,最早刘禹锡的《柳枝词》,都写得很简单,只有刘禹锡等几个人能写出来,刘禹锡就是那个时代的鲍勃·迪伦。


中国新闻周刊: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当中是否也蕴含着很精髓的东西?


赵毅衡:大部分《柳枝词》、民歌都是非常俗的。所以它是出现在一个文体大转变的时代。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坚决的精英主义者,本来我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雅俗鸿沟泯灭论”是相当反对的,那是一种通俗文化的狂欢,它构成了对精英文化的重大打击,而且,它让原来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文化斗争,谁拿到了大众文化的主导权,谁就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这个情况太荒唐了。

民粹主义在文化中的一种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话题回到鸡汤,我似乎能感觉到,你对它有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促使你重新看待鸡汤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赵毅衡:实际上,我多少年来对鸡汤的感情变化也是挺明显的。我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才有条件认真地读书。那正好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代,我对此很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破坏精英嘛。我认为,中国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目的,一是赶时髦,二是想跳过现代主义。后来回到国内,我发现,中国的现实的确不一样。以前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现在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大众的问题了。


看到的客观现实情况是,一方面,街上有人倒了都没人扶,另一方面,还有人“摔倒”就是为了碰瓷。看到中国道德水平下降的这种情况,我对鸡汤这类东西的兴起,在看法上的确是比较犹豫的。我觉得大众需要有效的方式进行心灵的洗涤。


既然承认民智未开,就风格问题多加指责,恐怕就不必了。嘲骂大众是容易的事,但是不解决问题。大众如果觉得鸡汤有滋味,总比什么营养都没有好。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诸如鸡汤师、段子手盛行这样的趋势,精英阶层只能是无奈的和被动的吗?在文体演变的过程中,精英阶层是否有能力引导它的发展路径?


赵毅衡:的确,和鸡汤文的情况类似,当代兴起的段子,几乎成为一种文体,它也的确会逐渐演变成一个非常精练的文体。我想,就像唐宋词的发展那样,它们会逐渐进入文化主流的。


精英阶层看到这个体裁的前途,他们会进去的,他们是有主动的力量的。文体的演变都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原始的、质朴的;到后来,它变成精致的、精美的;再到后来,它可能因为变得“过于精美”而疲劳。


任何一个文体,从神话、史诗到小说,它本身会逐渐走向疲劳,新的文体总会产生。比如七言诗,走到现在为止,它基本上算是死亡了。中国新诗变成高雅的文体以后,也逐渐会走向疲劳的。只是我们很悲剧地看到了一个文体更替加速的过程。以前,一种文体可以延续几千年,我们现在看,它只能走到几十年,或者短短百年就可以看到一个文体的衰落了。


中国新闻周刊:互联网技术造成的传播平台、传播介质的变化,是否成为让这种情况更加剧烈的一个因素?


赵毅衡:是这样的情况。媒介的效率与普及化,使每种体裁在几年之内就被替代,不断地革新、升级换代。比如,这次美国大选,电子邮件退出舞台,希拉里因为电子邮件的丑闻被查是一个小插曲。现在来看,微博、微信、美国的Snapchat、Twitter等等,文体越来越短,内容越来越碎片化、简单化,就这个大趋势而言,要写一篇具有道德意义的文章并且被广泛流传的话,恐怕也只有鸡汤文这种样式了。


还以美国大选为例,有点儿让人看不明白的是,没有一个传媒看得上特朗普,主流媒体没有人支持他,只有一家地方报纸支持他。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态度明确了,但是,选情受制于底层老百姓的感情。老百姓看利益,你不能责备这个情绪,最终还是特朗普赢了。英国脱欧也是这种情况。欧洲没有料到民粹主义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特朗普现象也证明了反精英情绪的蔓延,这恐怕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


鸡汤文化大行其道,和基本民众的认知水平是有关联的。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民粹主义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知识阶层当然无法爱读鸡汤,但是也只能顺势而为,找到和大众智慧的汇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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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在道德感贫乏的时代,对道德文章也就不好太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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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如果觉得鸡汤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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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6年11月17日总第781期《中国新闻周刊》


二十余年前,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的赵毅衡在国内媒体上发表了一篇英伦旅居笔记,介绍了心灵鸡汤在海外兴起和发展的情况。如今,这位年过七旬的比较文学、符号学学者已经回国定居多年,一直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毅衡说,当年介绍心灵鸡汤在西方流行的时候,他对此是有嘲讽的,而且“也没想到它在中国会如此盛行”。如今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再次谈论起心灵鸡汤的时候,赵毅衡说,他要对自己的精英主义做“自我批评”。


“对这个现象我想了半辈子,我不好再指责了。否则的话,我的看法就是跟大众对抗。”赵毅衡的语气听起来有春风拂面般的温和,而言谈里却有几分复杂的况味。

思想的简单化、 通俗化


中国新闻周刊:“心灵鸡汤”这个说法最初是从美国引进的,但是我们发现,早在它被提出来之前,中国本土就不乏这类的煽情、励志文化。二三十年来,这些东西虽然在形式上都属于鸡汤,但是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鸡汤的主题也是在变化中的。比如,李燕杰的鸡汤和马云的鸡汤就很不一样。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毅衡:在很多情况下,鸡汤的内容是没有错的。如今,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基本的道德问题,只不过,那些有宗教的民族有神灵压顶,能够通过“自律”“慎独”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恐怕更大一些。所以,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必须提的,但提的方式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假如你提的比较曲折、比较复杂,比如,你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去表达人道情怀的话,那样老百姓可能就会有点儿看糊涂了,或者干脆就不看了。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认为鸡汤的问题主要还是表达形式的问题?


赵毅衡:对,它是一种通俗的文体。但是对于这种通俗的方式,知识分子是觉得很不舒服的,就会觉得大众的思想被弄得简单化了。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对各种现象不满意的东西还挺多的,而对鸡汤的这种不满意,并不完全是对它的内容,我想,主要还是个风格问题。鸡汤的那种风格直截了当地训示人、把问题简单化;鸡汤还喜欢用很浅薄的方式,尤其是用感伤性的方式去表达。在知识分子看起来,这些都是很庸俗的。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用感伤的方式,有人认为,鸡汤还喜欢用一些小故事来说服人。例如,提出心灵鸡汤概念的美国人杰克·坎菲尔德就总是讲他自己的故事。你也曾经提到,说他是“喝自己熬的鸡汤喝出来的”。


赵毅衡:鸡汤中的这些故事是不是编造的,这个没法去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去对这些“感人的故事”刨根问底。但是从鸡汤文的套路来看,虽然它总喜欢假装是一种“纪实体”,但是其中虚构的东西往往太多了。怎么说呢?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并不是知识分子就不需要了,而是老百姓需要的方式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知识分子受不了这种感伤主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样子,他们更受不了。


说到滥用感伤,我记得国内有一个大型寻亲类的电视节目,内容是节目组帮助人们寻找失散的亲人。故事本身都是很感人的,可是,当事情已经解决了的时候,明摆着可以不哭了嘛!它却非要把哭的过程拉长一些。也许,很多人可能就喜欢那样,他们觉得自己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涤。你还真不能说这样的需求有什么错。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知识分子会很排斥这种在形式上非常煽情的东西呢?


赵毅衡:因为知识分子往往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来。而老百姓当中有些人恐怕不能自己得出结论,他们需要一个结论来反复地“敲打”,需要一种东西来洗涤自己的心灵。这个是没办法的。人人都需要一点心灵的提高,对于这个心灵的提高,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方式——读小说,看电影,看戏剧,听音乐。但是对老百姓就不好作这样的要求了。普通老百姓也好,小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需要像心灵鸡汤这样的东西,虽然这种形式肯定是败坏艺术口味、败坏风格的,但是这又怎么办呢?

道德贪乏的时代,
不好挑剔道德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鸡汤文化有何传播学上的观察?


赵毅衡:心灵鸡汤在风格上非常大众化,它缺乏张力——不需要你去思考,没有内在的张力,从简单的文字跳到结论,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你看了开头就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而且相当重要的是,它诉诸人最基本的情感。


除了个人感情之外,心灵鸡汤也有励志这类东西,但是据我观察,西方的心灵鸡汤很多会讲人生逆境中的坚持,比如残疾人的人格力量之类的。它比较少讲“怎么做人上人”这种东西,而中国有大量的励志书、成功术,这种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向来有往上爬的传统。这可能受科举文化的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书读得好的话,就可以出人头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中国新闻周刊:鸡汤文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和被传播,其总体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


赵毅衡:因为受教育不足的群体太大了;因为大部分人离开中学以后,就不读文学作品了。离开中学以后就没读到过诗歌,歌词就会受欢迎;中学以后人们读到的诗,也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词了。离开中学以后,唐宋八大家也不念了,那么大家就会喜欢念鸡汤文。


鸡汤类的东西在西方也有,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大一些。因为中国的道德教育还不是非常能够深入人的心灵的;在中国,哪怕有宗教也弄得很俗,要现世报,功利性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教育的确是个问题。所以,在道德感贫乏的时代,对道德文章也就不好太挑剔了。


中国新闻周刊: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诉求,鸡汤流行是否也反映了这种文化诉求的分布?


赵毅衡:是的。这个不同的文化诉求,实际上使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最为激进与严厉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艺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严重异化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痛斥大众文化的平庸化、商品化,实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认为现代大众文化加速了劳动大众的异化,破坏了文化多样性,为人类文明带来了风险。


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批判就转向了,认为大众文化不能批判,大众文化当中蕴含着积极的因素,蕴含着对资本主义反抗的因素。从那以后,一路都是知识分子退却的,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鲍勃·迪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今社会面临的文化分层问题,即是雅俗分野问题。后现代主义宣布雅俗鸿沟已经消失了。当然,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依然存在的。原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生产关系来分析、来解决,现在就不仅仅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了,文化关系卷入了大量复杂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面提到,鸡汤文主要还是形式上的问题。那么,这种文化诉求的差异,只是文体的差异吗?


赵毅衡:鲍勃·迪伦能否获诺奖?问题不是说他写得好不好,问题是流行歌曲的歌词跟诗歌的确不能比,这的确是两种文体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诗的差异。对于歌曲来说,相当重要的是,唱出来人家要听得懂,你不能用写诗的语言来唱,那样唱出来人们可能听不懂。流行歌曲要让人能听懂,就非要简单不可,这样的话,就只有写得通俗易懂的人能写出来。但是也有很多歌太通俗了,无非就是“你爱的究竟是我还是他”这种东西。但是那种歌还是特别受欢迎。


鲍勃·迪伦的歌虽然词写得简单,但还是很有深意的。但是就大众流行歌曲歌词作为一种文体来讲,的确令整个诗歌面临一个大变革。就像中晚唐的诗渐渐变成词一样的,最早刘禹锡的《柳枝词》,都写得很简单,只有刘禹锡等几个人能写出来,刘禹锡就是那个时代的鲍勃·迪伦。


中国新闻周刊:从文化演进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当中是否也蕴含着很精髓的东西?


赵毅衡:大部分《柳枝词》、民歌都是非常俗的。所以它是出现在一个文体大转变的时代。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原来是一个比较坚决的精英主义者,本来我对于后现代主义的“雅俗鸿沟泯灭论”是相当反对的,那是一种通俗文化的狂欢,它构成了对精英文化的重大打击,而且,它让原来的阶级斗争变成了文化斗争,谁拿到了大众文化的主导权,谁就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这个情况太荒唐了。

民粹主义在文化中的一种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话题回到鸡汤,我似乎能感觉到,你对它有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促使你重新看待鸡汤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赵毅衡:实际上,我多少年来对鸡汤的感情变化也是挺明显的。我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才有条件认真地读书。那正好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时代,我对此很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破坏精英嘛。我认为,中国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目的,一是赶时髦,二是想跳过现代主义。后来回到国内,我发现,中国的现实的确不一样。以前毛泽东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现在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大众的问题了。


看到的客观现实情况是,一方面,街上有人倒了都没人扶,另一方面,还有人“摔倒”就是为了碰瓷。看到中国道德水平下降的这种情况,我对鸡汤这类东西的兴起,在看法上的确是比较犹豫的。我觉得大众需要有效的方式进行心灵的洗涤。


既然承认民智未开,就风格问题多加指责,恐怕就不必了。嘲骂大众是容易的事,但是不解决问题。大众如果觉得鸡汤有滋味,总比什么营养都没有好。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诸如鸡汤师、段子手盛行这样的趋势,精英阶层只能是无奈的和被动的吗?在文体演变的过程中,精英阶层是否有能力引导它的发展路径?


赵毅衡:的确,和鸡汤文的情况类似,当代兴起的段子,几乎成为一种文体,它也的确会逐渐演变成一个非常精练的文体。我想,就像唐宋词的发展那样,它们会逐渐进入文化主流的。


精英阶层看到这个体裁的前途,他们会进去的,他们是有主动的力量的。文体的演变都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原始的、质朴的;到后来,它变成精致的、精美的;再到后来,它可能因为变得“过于精美”而疲劳。


任何一个文体,从神话、史诗到小说,它本身会逐渐走向疲劳,新的文体总会产生。比如七言诗,走到现在为止,它基本上算是死亡了。中国新诗变成高雅的文体以后,也逐渐会走向疲劳的。只是我们很悲剧地看到了一个文体更替加速的过程。以前,一种文体可以延续几千年,我们现在看,它只能走到几十年,或者短短百年就可以看到一个文体的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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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是这样的情况。媒介的效率与普及化,使每种体裁在几年之内就被替代,不断地革新、升级换代。比如,这次美国大选,电子邮件退出舞台,希拉里因为电子邮件的丑闻被查是一个小插曲。现在来看,微博、微信、美国的Snapchat、Twitter等等,文体越来越短,内容越来越碎片化、简单化,就这个大趋势而言,要写一篇具有道德意义的文章并且被广泛流传的话,恐怕也只有鸡汤文这种样式了。


还以美国大选为例,有点儿让人看不明白的是,没有一个传媒看得上特朗普,主流媒体没有人支持他,只有一家地方报纸支持他。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态度明确了,但是,选情受制于底层老百姓的感情。老百姓看利益,你不能责备这个情绪,最终还是特朗普赢了。英国脱欧也是这种情况。欧洲没有料到民粹主义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特朗普现象也证明了反精英情绪的蔓延,这恐怕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


鸡汤文化大行其道,和基本民众的认知水平是有关联的。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民粹主义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知识阶层当然无法爱读鸡汤,但是也只能顺势而为,找到和大众智慧的汇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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