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书生李书磊
作为14岁考入北大的“神童”，李书磊此前并未被众人熟知。他也似乎一直在极力避免“庸人”的命运。无论是在北大，或是在后来的中央党校，他都以书生的面目出现，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与写文章的“本分”。
2001年年中，37岁的李书磊成为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在“中管干部”序列，由中组部任免，人数在3到7人，参与党校事务的决定和投票。然而在2003年出版的1998-2002年文集《说什么激进》中，他仍然写道：“但愿，30年后我自己还能坦然阅读这书，不被其中的种种纯洁所刺痛，不会心如刀搅。”
2003年之后，李书磊没有再出版著述。他推崇鲁迅的一句话：“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说，这“婴孩”是内心的期待与依恃，而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熟悉李书磊的老同事都以为他会成为一个大学问家，然而“仕途也很好，书磊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好事情”。
书生李书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本文首发于2016年2月5日总第742期《中国新闻周刊》
“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庸人，40岁的老不死。”在自己的文章里，李书磊不断引用这段话。
1990年，李书磊26岁，博士毕业，刚进入中央党校语文教研室工作半年。在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上，欣赏他的室主任用这段话当众劝勉这个14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公认的“神童”，不要像火柴一样转瞬即灭。
当时，历经人生冷暖的李书磊正在使自己逐渐习惯“平庸而快乐”的日子，这段话如当头一棒，令他自省。从此，“避免庸人的命运”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如警钟长鸣，不管是在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还是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短短两年，或是2016年初履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之时。
李书磊常常梦见初中校园。
学校很大。西边长满大杨树，他常常将课桌扛出来放在树下，躺在桌上午休。东边是一片新栽的小杨树，泛青的树干上起着棱，微黄的、似乎有点透明的嫩叶上跳跃着灿烂的阳光。他觉得这个学校有着新锐而又殷实的气象。
1964年，李书磊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刘庵村，自小家贫，温饱都勉强。父亲在原阳二中教书，一周回家一次。哥哥大李书磊十多岁，在离家不远的破车庄学校做民办教师，对李书磊来说，是兄长，又似严父。
李书磊还未上小学就求哥哥教他识字，未及学龄便进了哥哥任教的学校。他左肩背一个大大的书包装课本，右肩挎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袋装“红宝书”。学校离家二里多路，年幼的他还不能一口气走完这段路，中间得停下来歇脚。上小学时，他就能背36首毛泽东诗词，而且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周围人总夸他聪明。
因“文化大革命”断了求学之路的哥哥，颇有些怀才不遇之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李书磊身上，要他做鸿鹄不做燕雀，每天晚上都用“文革”前的课本作教材，在灯下给他讲高年级的课。
李书磊爱上了看书。星期天，他总坐在屋后的树荫里看书，太阳晒过来，他就再找树荫，就这样逐着树荫走，一看就是一天。小学毕业，他已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竖排的《水浒》《桃花缘》，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和《故事新编》等。
1974年，10岁的李书磊跳级进入初中。初一时，为了歌颂“新生事物”，他创作了1万多字的小说《朝阳》，写的是学生为了创办木工组和一心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校长之间的斗争。他还将报上一篇寡妇再嫁的报道改编成了快板书，快板书被贴上了墙报，引起轰动。
当时流行的英雄主义深深影响了他。很多年后，他都清楚记得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劳苦的生活几十年。”还有毛泽东的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种神圣、牺牲与浪漫的情怀，成为他童年的向往。他喜欢鲁迅，对《华盖集》中的《战士和苍蝇》颇有心得，觉得自己是战士，被他鄙夷的人则是苍蝇。他想成为一个鲁迅那样的伟大的文学家，并且颠沛流离、四海为家。
1976年9月9日，他跳级进入高中。这一天，正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第一节课上，全班抱头大哭。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捕。一年后，高考恢复。李书磊第一次有了切实的个人目标：考大学。
高中期间，他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照片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面光可鉴人，他们的影子都映在上面。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桌子。光亮的桌子对他而言，代表着高级、精美与文明。他对北京大学萌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1978年，14岁的李书磊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他对这个专业并不了解，只是希望能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成为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那年秋天，他坐着北上的列车，觉得整个世界刚刚苏醒，前途未可限量，如同他刚刚开始的人生。
看到北大的校舍和教室时，李书磊是有点失落的。
光可鉴人的桌子太少见，反而到处是油漆剥落的简陋木桌。房舍很旧，有的还有破败之气。但他又暗自有些庆幸，这样的北大让他觉得亲切。
1978年，共有两批新生入校报到。2月入学的是1977级学生，10月入学的是1978级学生。
这是文革十年后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拨学生，年纪从十多岁到三四十岁都有，应届生很少，多是上山下乡过的知青，工农兵学商五行八作的都有，全校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在班级里，14岁的李书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学生、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吴稼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经济系和图书馆学系男生都住37号楼，上课、吃饭常常碰到。很快，圆脸、个子比其他人矮一大截的李书磊引起了大家注意。“我那时想，他为什么不去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呢？”
北京大学1978级中文系学生马相武也注意到了李书磊，因为这个“小孩”总来他们班旁听。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相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旁听的人很少，像“这个小孩”这样几乎所有课程都不落下的更是少见。
经历文革后的北大中文系，刚刚复兴。教室不多，77、78级常常被安排在一起上课。新教材尚未出现，参考教材多是60年代的课本，上课需大量记笔记。名师们重新出山，为本科生授课，如王力、吴组缃、王瑶、林庚、季镇淮等。“这个小孩”总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或者边上，不主动和中文系的人说话，但也并不害羞。
马相武住在32号楼408，一周总有那么几天，“这个小孩”会从他的宿舍门前经过，去找406的刘震云。刘震云向大家介绍，这是他的老乡李书磊。
刘震云也是河南新乡人，和李书磊家只相隔了几十里地。他大李书磊8岁，曾领着李书磊去看天安门。李书磊至今保存着那天的照片，两个豫北农村来的孩子都穿着中山装，扣着风纪扣，望着天安门。刘震云的胳膊下还夹着个画夹，看起来像是拿错了道具。
刘震云和李书磊常常去北大南门边的操场打篮球，打完了就坐在操场边谈文学。刘震云总是穿一身军装，李书磊常穿一件蓝色外套，一绿一蓝、一高一矮，很是显眼。马相武常能瞥见刘震云滔滔不绝地说着，李书磊话很少，默默地听着。
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李书磊也被这种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年纪尚小，不谙情爱，每日往来于图书馆、教室与宿舍，并无具体的阅读计划，只是一点点啃食着庞杂的著作。他还加入了学校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组，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一首诗。
大三时，李书磊决定放弃图书馆学，改修文学。1982年，他如愿以偿，在数十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谢冕和张钟。
李书磊对当代文学深感兴趣。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当时主要研究文革前17年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两个阶段。文革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相继成为文学的主题，现代化、存在主义等思潮被引入中国。李书磊觉得，当代文学与现实紧紧贴合，充满挑战，蕴藏着“由冬返春般的勃勃生机”，呈现了“生命与情感日渐温热的真切感受”。
而导师谢冕那种“敏锐、勇敢而又充满激情”的批评风格，也正应和了他自己那“发扬蹈厉的青春”。80年代初的北大，在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焕发着生机。在谢冕看来，北大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这种集聚能唤起学子们对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将洁身自好的北大比为孤岛，学生们则“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马相武也回忆，77、78级的学生，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精神，人人胸怀“救国、报国”之志。
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和精英意识，很快使李书磊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归于健全”。
李书磊部分专著封面。
1986年，李书磊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工作一年多后，他再次考回北大，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师从严家炎。虽转变了研究方向，但他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并未停止。
在攻读博士期间，李书磊展现了不同寻常的社会活动、写作和科研能力。他与当时的多数北大精英一样，关切文学、社会与政治，频繁发表评论文章。他为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学形式叫好，是“现代和现代化的信仰者”，相信市场经济和民主。
逐渐地，批评家李书磊的名号在北大叫响。这拨文革后进入大学、集体崭露头角的评论家，被称为“青年批评家群体”或“第五代批评家”。据说，这个辈分是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排起的。
199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80年代的风云已经止息，但校园里口口相传，都知道北大中文系曾有两大才子，一个是李书磊，一个是商伟。
商伟是马相武的同班同学，比李书磊大两岁，16岁考上北大，研究元明清文学，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相武说，两人都属于“又小又聪明”，在同届学生中十分突出。
1989年末，李书磊博士毕业，再次进入中央党校工作。这之后的一两年中，他在北京西郊蓝靛厂附近赁屋而居。
此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逐渐远去，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即将到来。李书磊话很少，也鲜有朋友来访，总是一个人在窗下读书。
他素来亲近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而此时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我分析，这是因为面对“多变而陌生”的时代，人会本能地要从祖先的传统中寻找应对的力量和智慧。
一个傍晚，他放下古书，走出楼门。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他一下子想起了艾青的一首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为什么，突然泪流满面。
后来，他回望这段日子，认为自己“恰逢其时地”成熟起来了：“在热与闹中成长，在冷与静中成熟。”
魏天祥仍然记得自己把李书磊招进党校的情形。
1984年，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文艺理论组分到了两个进人名额，党校组织部让副组长魏天祥去北大中文系招人。
北大中文系给魏天祥准备了几个被推荐者的档案，以及一本优秀作文选。优秀作文选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便是李书磊。
李书磊的文章叫《我的生存空间》，大意是，读大学时他住上铺，生存空间有限，但发展前景却是无限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新意，这个年轻人很有头脑、有眼光。”魏天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党校招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能写、能说。还没见到李书磊本人，魏天祥已决定要他。
当年年末，硕士毕业的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担任助教。接触多了，魏天祥发现他视野开阔，不循规蹈矩，其眼光、行事作风都和其他硕士毕业生不太一样。
有一次，李书磊跟魏天祥说起，自己决定读三个系列的书：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西方经典著作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魏天祥颇为震动，因为他自己到党校后只觉得要加强读马列著作，没想过另两个系列。假期里，李书磊也不在家歇着，而是沿着京杭大运河考察沿岸乡土人情。
1989年，李书磊博士毕业前，主动联系中央党校，想回来工作。
因党校系统调整，他原先所在的文艺理论组已并入语文教研室。语文教研室的领导之前便赏识李书磊，立刻联系学校组织部门。经过审查，李书磊回到党校，成为讲师。
当时在语文教研室工作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经常和他一起讨论问题，从中国文学到西方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李书磊尊他是长辈，总是虚心讨教。这位教师回忆，李书磊年龄不大，却十分稳重，一心向学，室里的老一辈教师都非常喜欢他。
在北大受到的学科训练和扎实的阅读基础使李书磊很快脱颖而出，被当作培养对象。党校教师均要参加挂职锻炼，确定李书磊的挂职地时，相关部门征求李书磊所在室领导的意见，对方表示，地方越偏远，越能锻炼他，越好。
1992年1月，李书磊赴河北省秦皇岛，在该市最贫困的青龙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李书磊带着古书下乡，白天处理村中的大小杂事，晚上在农家炕头上阅读经史子集。人声、犬吠、鸡鸣，声声入耳。他想，孔子听到的，应该也是这些声音吧。
这种生活，恰恰是他在书斋时向往的。他不赞同读书人一味面对青灯故纸，汲汲于茶杯里的风波，而认为应作“观世音”，倾听众生苦乐。别人眼里，做官是俗，读书是雅，他却觉得，“大俗对大雅有一种成就，大雅对大俗则有一种拯救”。比如唐宋八大家，既是官员，也是文人，是他眼中难得的文化样本。在他看来，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会心和觉悟啊”。
“那在村头拄杖而立、搭手观天色的老者，那因劳苦而满脸褶皱一如中年却又性格开朗浑若顽童、不说笑话不开口的青年男人，那一件普通的花衣就打扮得娇艳美丽、被当地人称作‘高山俊鸟’的农家丫头，那在夕阳中深情依依的幼杨林，那在冬夜的热炕上就着烈酒讲述的伤心或残酷的故事，都把中国的形象与色彩印入我的心中，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族人、我的家园和我的历史。”他写道，“我明白只有这一切才能真正地感动我并且成就我，才能真正使我痛苦或者幸福。”
1993年5月，李书磊结束挂职，回到党校，被提拔为语文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刚满29岁。
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语文教研室教师透露，李书磊没有做副主任，是直接提为主任的。教研室内有人不服气，室领导直言：“他业务好，一心向学，品行也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小，但年龄不应是提职的障碍。”
同年，谢冕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李书磊博士期间所著的《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作为一册，被收入其中。这套书成为了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目。当时仍在北大学习的梁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书磊的研究课题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直至今天都属于热门领域。
此时的李书磊已是副教授，他在后记中提到了领导对他的寄语，他写道：“逃避庸人命运成了我生活的主题。”他希望自己能永远拥有旺盛的求知和思想欲望，拥有经历并且表达人生的强烈的内心驱动，“一如少年时代”。
“庸人”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李书磊从青龙县挂职回城，眼前的城市是高楼、电脑、好莱坞电影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他的生活则是市民化的，逃不开薪水、职级、分房、购物等现实处境。商品大潮袭来，他却觉得内心充满磨损、疲惫和懊恼。
人生快至一半，可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传世之作尚未出版，他觉得惶惑。他时时记起那个古书和乡村构成的朴素的中国，以及这个朴素的中国所给予他的召唤。
他好不容易熬到分到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向阳，新粉刷过。他每天会从家里步行20分钟，去办公室看书。这20分钟是他身心放松的时光，他会留意观察路边卖菜的老农、带小孩走路的老太太，以及草木的荣枯。
1994年，经单位举荐，李书磊进入中央党校开办的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中青班是专门培养厅局级、省部级后备干部的培训班，当时中青班学员的级别尚未完全规范，但进班后就意味着被作为后备力量培养，却是不言而喻的。
曾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的周亮早就听说这个年轻人。“他业务很强，写的东西老到，不像是年轻人的笔调，在他们那一辈人里出类拔萃。”周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特意去中青班宿舍，跟李书磊见面。谈话的内容他已不记得，但李书磊的书生意气和文学造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读书人。”
1995年，31岁的李书磊被评为教授。早于这一年，已有人建议破格升他为教授，但一位领导认为年轻人应踏实做学问，不应在乎虚名，没有同意。
1997年，李书磊被任命为文史教研部（语文教研室属于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两年后，升任主任。
他曾找老主任，表示自己不能胜任也不宜出任，老主任说，你为人正派，脑子够用，业务上又压得住，没什么不能干的。其实早在1993年左右，老主任就和两名副手达成让李书磊接班的一致意见，之后又与党校组织部门做了沟通。
1998年，在谢冕的组织下，李书磊和北大的同门师兄弟出版了一套著作，他写作了《1942：走向民间》。虽然进入党校多年，他仍然处于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研究领域中。
同年，他出版了自己80年代以来的部分论文选集。他在后记里说：“我读自己80年代的文章甚至有点为今天惭愧；今天的思想或许周全了些，但却没有了80年代的锐利与生气。……就我而言，‘三十的庸人’是做定了，四十岁会不会变成老不死，就看能不能招回些二十岁的精神了。”
他常常想起激昂的80年代，每次回北大都感到情怯乃至恐惧。永远年轻的校园，于他似乎是一种无言也无情的鞭挞。他不愿意“从此泯灭内心的火”，希望还能保持“征服艰险、占有生活的强烈欲望”和“不妥协、不苟且的骄傲的尊严”，还有勇气像从前那样“鲜明地表达我的爱与仇”。
1999年春天，李书磊远赴美国哈佛大学，进入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高级行政人员班”学习。这个班后来以“中国高级官员训练营”闻名。
班上共74名学员，3名中国人、1名巴拿马人，其余皆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年龄从30岁到60岁不等。李书磊坐在阶梯教室的高处，眼前是一片秃顶。这个班每天上8小时的课，连午餐时间都安排了一小时讲座。
李书磊觉得美国同学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对不同文化、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制度安排缺少了解、理解和同情。“他们以美国为标准去衡量世界，头脑也称得上是僵化了。”
2001年年中，37岁的李书磊成为中央党校的校委委员。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在“中管干部”序列，由中组部任免，人数在3到7人，参与党校事务的决定和投票。
2002年，李书磊从文史教研室主任调任培训部主任。培训部主要负责包括中青班在内的干部培训工作。不难看出，校领导已有意往管理方向培养他了。
那期间，梁锋一位师姐的博士论文要请李书磊匿名评阅，他去送论文，与李书磊浅谈了一会儿。“我觉得他没什么官员架子，还是给人学者的感觉。”
吴稼祥也在那时于党校校园内偶遇骑着自行车的李书磊。李书磊像本科时那样，话不多，“丝毫没有跋扈之气”。
2003年，李书磊出版了1998-2002年的文集《说什么激进》，自我鞭策仍在。他说：“但愿，30年后我自己还能坦然阅读这书，不被其中的种种纯洁所刺痛，不会心如刀搅。”
2004年2月，根据中组部安排，李书磊赴陕西，挂职西安市委副书记两年。回京两年后，2008年6月，他出任教务部主任。当年12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作为退休校领导出席一个正式活动时，周亮遇到了李书磊。他觉得李书磊和20年前刚上中青班时有了较大的区别。“低调、朴实，但说话、做事都更周全了。”
国家图书馆开办珍贵书籍文物展，李书磊约老主任一起去看。老主任问他还有时间读书吗，他说，有，晚上。老主任劝勉他，你是读书人，不要把本分丢掉。他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丢掉的。
官位渐高，李书磊多是夜读。青年时，他向往一间书房、半亩庭院，书房里摆着自少年时代积存的书，其间夹杂着他写的各式眉批，庭院里杂种各种各样的树木。在夜晚，风雨吹打树木，他可以在书房里夜读。而现在，夜读成了不得已的选择。万籁俱静，敲门声、电话声皆不再有。如同他所欣赏的古代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2014年1月，李书磊调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相武曾在2015年夏天去福建，和宣传部门聊起他的老同学李书磊。“他们没说负面的东西，也没有太高调的吹捧。我认为对于干实事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
2016年1月，李书磊上任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早在2013年，他就以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身份，担任了中纪委委员。
吴稼祥认为，李书磊调任北京市纪委书记，是培养他书生气之外的“尚武精神”，了解社会阴暗面。
李书磊曾说，要守其黑而知其白，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商业化时代，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书生李书磊已和不属于文人的市场经济时代和解，能以更宽容的心态视之。因为，这不是异己的时代、别人的时代，而是自己的时代，“实际上正是这个时代解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和能量”。
他要求自己，对于不良世风，应怀有智者和痴者的双重态度。智者的态度是指对于人性必有的缺陷、历史必经的过程要了悟，要坦然；痴者的态度是指对于自己所遇见的具体的不平要有拍案而起的勇气，要坚定地捍卫社会正义和自己的正当权益，不做犬儒和懦夫。
李书磊推崇鲁迅的一句话：“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说，这“婴孩”是内心的期待与依恃，而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
熟悉李书磊的老同事以为他会做一个大学问家，没想到他最终走上了仕途。“仕途也很好，书磊这样的人走上仕途，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好事情。”
2003年之后，李书磊没有再出版著述，只参与了《雁塔乡村治理》（雁塔位于他曾挂职的西安市）的写作。
至此，他完成了学者到官员的转身。★
（本文参考了李书磊撰写的多部著作。应采访者要求，周亮、梁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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