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聂树斌之母张焕枝： 温顺与反抗
22年，张焕枝等到了儿子的平反结果。
如果聂树斌还活着，现在已是年过不惑的中年人；如果儿子没有出事，张焕枝也只是中国广袤农村中十分常见的温顺农民。但聂树斌的生命终止在了21岁。为了使儿子重获清白，母亲张焕枝也变成了面对媒体侃侃而谈、对法律条款信手拈来的人。
从某种角度说，为儿子平反，成了聂树斌死去后张焕枝“抚育”的另一个生命；而她自己，也在这种抚育中，获得了另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在她的本性与母性之间，不断转换、不断挣扎的力量。
2016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中）在庭上听取判决结果。供图｜最高人民法院
聂树斌之母张焕枝：
温顺与反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岳巍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2日总第789期《中国新闻周刊》
四个小时，这是张焕枝近期最长的睡眠时间。
她不愿意服用安眠药，通常从晚上十点睡到凌晨两点，然后睁着眼睛，在床上挨到五点再起来。
之前，她常常整宿睡不着，特别是在临近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布她的儿子聂树斌强奸杀人案再审结果的日子。夜半无人时，她一遍遍想着，什么时候会有结果，结果会是什么样的，该提前准备什么东西。
2016年12月2日，已经被执行死刑21年的聂树斌被宣判无罪。拿着判决书回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聂庄的家，头一个礼拜，张焕枝依然整夜醒着。
翻来覆去间，她发现，自己的心境大抵是变了。毕竟，这么多年，苦也好，累也罢，儿子的清白总算讨回来了。然而大脑仍在不受控制地转动着。她想，以后的日子，自己和老伴该怎么过呢？
“你恨他们吗？”
张焕枝没有说话。堂屋里的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的天色已晚，但她并没有起身去开灯，沉默让昏暗的屋子有一种难言的孤寂。
这是2016年8月末，张焕枝与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负责再审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合议庭成员们，已经在此之前见过一面了。
见面被安排在河北高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刚一见面，对河北高院几乎没有信任感的张焕枝就直截了当地问最高法的法官们，此次会面为何安排在这里，案子是不是又被打回了河北省？法官们解释说，只是借用他们的会议室而已。
张焕枝和她的代理律师李树亭都没有把话说出口：自聂树斌在1995年被执行死刑之后，张焕枝多次到河北高院上访，希望对方能重查此案，而直到2016年，应二巡之邀，她才第一次被允许进入河北高院的大门。
不信任感与此有关，又不仅仅因为此。
2005年3月，张焕枝得知，河北邯郸人王书金，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行凶者，而正是这起案子，使得张焕枝的儿子聂树斌被判处死刑。
《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和同事楚扬带着这个新闻线索去找张焕枝时，不敢说实话，怕眼前这个51岁的农村妇女情绪失控。他们旁敲侧击地问，你的儿子前些年是不是遇到事儿了？
那时，张焕枝的精神头儿还可以，比现在瘦一些，但神情里又有些恍惚，透着对来人的不信任。女儿已出嫁，丈夫自杀未遂、下半身行动不便，操持着全家里里外外的张焕枝有着不同于寻常人的机警和苦痛。她听到这句话，产生了对抗的情绪，反问眼前人：“你们河南的记者跑来河北干什么？这个事情不归你们管。”
村里的妇联主任告诉二位记者，张焕枝并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儿子，给儿子上坟也总是偷偷去。在村民心中，她是强奸杀人犯的母亲。这份羞耻心已根植于张焕枝的内心十年了。
第二天，范友峰和楚扬把王书金的事情告诉了张焕枝，张焕枝和女儿聂淑慧抱头痛哭许久。再抬起头时，她问他们，案子都这样了，能翻过来吗？范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她的眼神里有自卑，也有自我保护，更多的是迷茫。
张焕枝带着范友峰和楚扬去找当年给聂树斌辩护的当地司法局干部，问对方索要聂案判决书。对方质问张焕枝：“你是信政府，还是信记者？”张焕枝哑口无言，她是断断说不出不信政府这样的话的。
儿子被抓之后，张焕枝思来想去，都认为自己亲手带大的儿子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从来没有发生过男女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强奸杀人？但如果不是他做的，他为什么要承认？”
她只在开庭时见过儿子，庭审结束后，儿子只来得及叫她一声“妈”，就被法警押了下去。张焕枝想亲口问儿子，这事到底是不是你做的？但她没有得到机会问出口。
儿子被执行死刑后，张焕枝想，如果不是儿子做的，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国家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抓一个人，判一个人，然后给这个人执行死刑呢？
她信任自己亲手带大的儿子，也信任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国家。两股信任在她脑海中纠缠，始终没搏出个胜负来。直到《河南商报》带着王书金的消息找到她，她半信半疑，带着迷茫，开始了此后漫长的申诉。
头两年，没有判决书的张焕枝总是空跑。后来，她的律师李树亭拿到了判决书，张焕枝才得以以正当理由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最高法指令河北高院复查此案。从2007年到2014年，张焕枝一个月至少会去一趟河北高院，但对方总是告诉她，你回家等着吧。
身为母亲的她，得知儿子有可能是被冤枉的，无论如何也耐不住。河北高院没有结果，她就一趟趟坐火车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
丈夫聂学生因儿子的案子，自杀未遂、腿脚不便，离不开张焕枝的照料。每次离家前，张焕枝总会给聂学生准备一些能吃上几天的馒头，自己也带着干粮前往北京。
全家的经济来源都靠地里的收成。为了省钱，她总是住15元一晚的地下旅馆。六人一间，每人发一个脸盆、一个暖壶，可以洗脚和喝水。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暖气，夏天闷热，冬天寒凉。
她在北京的每顿饭几乎都是腌萝卜、馒头和煮鸡蛋。这当然吃不饱。有时，张焕枝会去旅馆边上的小摊喝一碗米粥。她只喝一碗，因为她得省钱用作路费。
在河北高院悄无声息的七年间，聂家地里的多数收成都用在了给儿子申诉的路上。聂学生劝她，全国这么多媒体都报道了王书金供认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的事情，父老乡亲们甚至全国人民都知道，聂家儿子是无辜的。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申诉？张焕枝说：“我要让法院盖个章，这样我心里踏实。”
2013年9月，王书金案二审。庭审时，公诉机关出示了一件绿色的花衬衫，称这是当年聂树斌的作案工具。落槌休庭后，张焕枝腾地站起来，大喊，这件衬衫是假的。在她的记忆中，当年的办案人员曾带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衬衫来聂家，让她辨认。而此时，白底蓝花成了绿花。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组成合议庭，异地复查聂案。张焕枝和律师李树亭第一次见到了聂树斌案的全部卷宗。证明聂树斌案发当天是否上班了的考勤表缺失，聂树斌被抓后头五天的审讯笔录缺失。重大证据的缺失，让张焕枝坚定了自己此前的猜想，儿子或许经历了刑讯逼供以及指供。
在儿子出事前，聂家一直是安分守己的家庭，从未跟当地的公检法机关打过交道。张焕枝不曾想过，19年后，面对河北的公检法机关，自己的内心只剩下怀疑。
在山东高院复查期间，张焕枝十分焦灼。她不止一次地问过律师李树亭，万一河北高院手头掌握了一些决定性证据，万一这个案子翻不过来了呢？
不过，张焕枝对山东高院显然是满意的。
2014年12月22日，张焕枝第一次到山东高院，与法官会谈。走出法院后，媒体拍摄到张焕枝满脸笑容，这样的笑容已从她的脸上消失多年。
之后的一年半里，山东高院将复查四次延期，张焕枝虽然处于等待的焦灼中，但却从未说过山东高院的一句不是。她主动告诉记者，山东高院是负责的，双方的沟通十分顺畅，每次延期时，山东高院的法官都会向她解释，说仍有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尚未完成。
2016年6月8日，山东高院向张焕枝宣布了异地复查结果。他们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他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最高法亦决定依法提审此案。
“同样是高院，山东高院这块，我佩服他们。”沉默许久之后，张焕枝在寂静的堂屋里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河北这块，当年的这些人，我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谁还在岗位上，但我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疼。不仅是他们，河北高院后来复查聂案的那些人，他们不作为，几年了都调查不清楚。山东也是高院，他们也是高院，为什么他们却这样？”
为了体现对山东高院的感谢，张焕枝让李树亭替她制作了一面锦旗，上书：“挟公开公平公正之疾风迅雷，除冤案错案假案之沉疴痼疾。”半年后的2016年12月2日，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张焕枝再次制作了同样的锦旗赠给最高法。
在2016年12月中旬举行的聂家感恩会上，部分报道过聂案的媒体记者和参与其中的法律界人士到场。张焕枝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她的家人举着两面锦旗，张焕枝满面春风，郑重地把锦旗上的字念了一遍。
她原本还想感谢得更多，如同她在最高法二巡宣判儿子无罪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我现在最想感谢的，是咱们中国的法律。”这句话被一些网友评论为“是对中国法律的最大讽刺”，但张焕枝身边的知情人表示，这是张焕枝最真实的想法。
在感恩会前，当地政府与张焕枝多次接触，张焕枝也保证，活动会尽量低调。
身边人放大了聂树斌的照片，希望能在感恩会上集体默哀。张焕枝表示反对。她说，一群比聂树斌岁数大的人来默哀，似乎不合适。后来，默哀仍然进行了。同时，张焕枝邀请了村里的支部书记在感恩会上发言，代表她感谢了国家和党。
如果儿子没有出事，张焕枝应该是中国广袤农村中十分常见的那一类温顺的农民。
她不愿接触外国记者，怕抹黑了中国。后来，案子最低谷的时候，她接待过外国记者，但几乎不对他们发牢骚，只说案件进展的基本事实。感恩会前，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记者联系他们，想来采访，张焕枝拒绝了。在旁人的劝说下，张焕枝勉强同意他们到场，但表示，自己绝不在感恩会上接受外媒采访。
即使是面对国内的媒体，张焕枝的态度也有了些许的改变，这个改变与她的现状有关，也与她和河北高院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关。
在最高法二巡宣判聂树斌无罪的当天，大法官在庭审结束后告诉张焕枝，有关赔偿的金额，可以尽管提，由河北高院承担所有赔偿，打赔偿官司所聘请的律师的费用，也由河北高院一并提供。
2016年12月22日，张焕枝在两位替她打赔偿官司律师的陪同下，在河北高院信访大厅的会客室里，与高院负责人见面商谈。
对方对于张焕枝提出的1391万赔偿款并没有明确表态。这次见面之后，有的媒体想采访张焕枝，但都被她委婉拒绝了。她说，“河北高院的态度总归还可以”，对方也希望张焕枝能低调，因此，媒体暂时就不要报道此事了。
多年磨难之下，张焕枝奋起反抗，一遍遍奔走、上诉。而在事情的转机突然到来之后，她本能地体谅着自己所面对的相关机构。
2016年12月末，在张焕枝再次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说：“最高法此次判决挺公正的，申诉人提出一些说法，最高法找不到当年的证据，不认定。河北高院也没有证据证明杀聂树斌是对的，最高法也不认定。不管哪一方，只要你没证据，都不认定你。我认为他们很公正。”
她是指在最高法的判决书中，予以采纳和不予以采纳的东西。比如，对于他们提出的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的意见，以及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的意见，最高法予以采纳。而对于他们提出的办案机关故意销毁、隐匿讯问笔录、制造假案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最高法不予采纳。
“以后，河北方面怎么做，我还真是吃不透。他们诚恳也好，不诚恳也好，我吃透也好，吃不透也好，有些事情还是要去面对的。国家和咱要互相理解。人没了，国家知道错了，只能用钱弥补，我也懂。日子还得过。过吧，一步步走吧。”
2014年12月25日，聂母张焕枝回忆当年与聂树斌诀别的情景。左为聂树斌案的首位报道者、聂家的顾问马云龙。图｜CFP
聂家的顾问，这是马云龙对自己的定位。
在2005年《河南商报》报道聂案存在一案两凶的情况时，马云龙是该报的总顾问。新闻人该是中立的，但他最终介入了这则新闻。
11年来，张焕枝每遇到新进展，或是案件陷入胶着期、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总会跟马云龙通电话。此外，律师李树亭也是她十分信赖的倾诉对象。
围绕着聂家，有一个幕后智囊团，多年来，核心成员十分固定，代理律师则走马灯地换了几拨。李树亭曾停止代理此案数年，但从来没有间断和张焕枝的来往。除了他和马云龙外，审讯王书金的河北邯郸广平县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郑成月也是该智囊团的成员。
2005年3月15日，马云龙带着记者范友峰、楚扬，再次来到石家庄的下聂庄。聂案的报道已出，他们亲自给张焕枝送报纸。
十年前已被枪毙的儿子忽然被人指称可能是冤死的，这些年里的所有苦痛都翻涌在胸，张焕枝的情绪难以克制，见到马云龙时，她头发乱蓬蓬，眼泪止不住。
此前，马云龙向她推荐了曾做过记者的律师李树亭。张焕枝不懂什么叫律师，更不懂怎么能打官司，她只知道，这个人可以替自己说话。见到李树亭时，张焕枝跪倒在地，求对方帮自己。
如同许多刚刚开始上访的人一样，张焕枝还不懂法，没有完整的逻辑能把儿子的事情从头到尾讲清楚。但张焕枝又已经与《河南商报》刚接触她时有一些不同了。
聂案一案两凶的报道在全国被大规模转载，更多的媒体找上门来采访。村民们都知道，聂家儿子的案子出现了另一个自认凶手的人，有的人主动上门跟张焕枝说，我早就觉得你家小子不会干这个事儿，只是我不敢说。
过去抬不起头的张焕枝，从一个强奸杀人犯的母亲的身份里逐渐解脱，被村民从心里重新接纳。甚至在她往河北高院递诉状的过程中，有30多名村中壮汉保护着她前去。
张焕枝每个月都会去一趟河北高院，去完后，总会跟马云龙联系，说说河北高院的态度。后来，她开始往北京跑。她曾被截访的人拦下过，对方问她是谁，她说，自己是聂树斌的母亲。对方若有所思：“我听说过这个案子，你走吧。”于是，张焕枝顺利抵达了最高法。
舆论的变化、他人的帮助、最高法对河北高院的指令，都让张焕枝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她开始每天和老伴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看其中有关国家法治进程的报道。她看《今日说法》，试图从其中吸收法律知识。她拿到儿子的判决书后，跟着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其中的字眼。
马云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评价张焕枝：“她的法律知识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法学专业的大一学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十八届六中全会”“司法改革”“法官案件责任终身制”这样的字眼，行云流水般从张焕枝口中流出，她说得自然，毫不奇突。
此后的七年，聂案的上诉陷入最低谷。河北高院几乎没有动静。张焕枝已是有着极强法律观念的人，她问河北高院：“你们是复查了，没有任何结果吗？还是根本没开始复查？我有权利知道这些，你必须答复我，因为我是他的母亲。”
对方的不回复深深刺痛了张焕枝，媒体报道也已逐渐冷却，她有时候觉得，简直没有任何希望了。马云龙能体会到张焕枝的绝望，他只能劝她，鼓励她坚持下去。他最常说的就是：“你还怕什么呢，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儿子已经死了，他们也不能把你儿子再枪毙一次，也不能因为你申诉，把你给枪毙了。对你来说，只有这一条路，坚持下去。”
张焕枝通过这样的对话汲取坚持下去的动力，她告诉马云龙，自己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替儿子伸冤，替他洗个清白。这是她活着的唯一目的。
范友峰后来见过张焕枝数次，内心的愧疚感折磨着他。他想，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报道，也许张焕枝已经从丧子之痛里走了出来，过着平常的日子。而正因为这个报道，张焕枝亢奋而好战，一次次揭开自己的疮疤，过多地消耗了自己的生命。从耳顺之年直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张焕枝从来没法过从心所欲的生活。
张焕枝的亢奋，在2014年12月达到了一个峰值。得知山东高院要异地复查聂案，她主动召集了智囊团成员开会。马云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记得张焕枝在电话里振奋的语气，要求他立刻赶到石家庄去。
开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了李树亭被再次聘为代理律师。这是马云龙首先提出来的，也是力主的。张焕枝在这七年间接触了不少律师。早年，马云龙担心李树亭作为石家庄的律师，会受到来自河北省司法部门的压力，又主动为张焕枝与著名律师张思之牵线。她逐渐懂得律师是做什么的，不同律师的辩护策略、行事作风，也前后签了几拨律师。
她知道李树亭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她赞同马云龙的说法。另一名律师陈光武是张焕枝确定下来的，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张焕枝说服了对方。陈光武是山东的律师，她认为在山东高院复查期间，陈光武有当地的地缘优势。另一个原因是，陈光武在自己最低谷时就介入了这个案子。
此时的张焕枝已不是早年迷茫而无助的样子。这些年，一拨拨律师找上门，她已清楚地明白，代理聂案对律师意味着什么。她对李树亭和陈光武说，聂树斌这个案子这么大，我给了你们了。“群众给你们起名字了，叫大律师，谁得了这个案子谁就是大律师。”对那些没有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她说：“你不理解，你慢慢去理解。”她还说，“有人说要‘摘桃子’，这个树是我种的，不是你想摘就能摘的。”
后来的两年里，没有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与张焕枝产生了龃龉。在2016年末的感恩会前，她与李树亭商量，想给所有代理过此案的律师各送一面锦旗，不伤和气。李树亭建议她，不如做感谢牌匾，可以摆放在律师的桌子上。张焕枝同意了。
这些年来，张焕枝习得了法律知识，也见过了不少场面。她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该维护自己的权利。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相关人员事先找到张焕枝，要求张焕枝签字，保证自己不会在庭上大声喊叫。张焕枝明知这是不平等条约，仍签字同意了。
在庭审过程中，她看到了让自己震惊与愤怒的绿花衬衫，却没有说一句话。审判长法槌一敲，宣布休庭，张焕枝才站起来大喊。“庭上我是没喊，休庭了，总可以说话了吧？我喊了也不是要跟你们公诉机关怎么样，不是针对你审判长，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这衣服不对。”
在山东高院向她宣读异地复查结果时，张焕枝遇到听不懂的法律名词，就直接问对面坐着的合议庭法官，这是什么意思，毫不犯怵，法官也会一字一句地解释给她听。在最高法二巡宣判之后，张焕枝面对大法官，同样提了不少法律方面的问题。面对新华社的专访，张焕枝详细地询问，新华每日电讯和新华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最近，儿子被宣判无罪的这一个月以来，除了媒体记者、智囊团之外，张焕枝家还来了一批批上访的人，他们来找张焕枝寻求经验之谈。张焕枝教他们，要听律师的，律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有许多媒体记者的名片，但凡碰到有人想求助于媒体，张焕枝就会挑其中自己较为信任的记者，告知对方该如何跟这个记者联络。
在这些上访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想通过张焕枝联系李树亭的。聂案平反后，李树亭所在的律所将他的接案费用，从20万元提高到50万元。即便这样，找李树亭的人仍络绎不绝。
李树亭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毋庸置疑，聂案是他执业生涯中的巅峰，之后他再接其他案子，从影响力上应该不太可能逾越聂案。如果没有聂案，他或许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如今，他的名字注定和聂案一起写入中国司法史。
但李树亭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无法为外人道的。
代理聂案前，李树亭因人生中的重大打击，曾得过轻度抑郁症。代理聂案后，抑郁症复发，他常觉得烦躁，为很小的事情爆粗口骂人，时常想大吼几嗓子，排泄心中的压抑感。
2007年国庆节，李树亭去湖北黄梅的寺庙短暂出家了一阵，寻找内心的安宁。这安宁来得并不快，也并不容易。他有一张2005年夏天拍的照片，那时，他刚刚接触聂案，一头黑发，脸上的笑容发着光。这些年，他的头发掉得厉害，几乎全白。
在聂案迟迟没有消息的时候，李树亭发过两条微博。那时，他还不是全国知名的律师，几乎没有人对此评论。他在微博中说：“年轻时曾有过两个梦想。一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手持三尺倚天剑，斩尽人间不平事。二是成为一名执业律师，高擎法律旗帜，匡扶人间正义；弘扬法治精神，维护司法公正。当梦想变为职业，才蓦然发现：播下的虽是龙种，收获的却是遍地跳蚤；而华丽的法袍下，遮裹的却是一窝肥虱。”
另一条微博则转发了凤凰网的聂案专题，他说了类似的话：“对于职业的选择，无论记者还是律师，兜兜转转先后实现。关于职业的梦想，无论为民请命，还是匡扶正义，都不过一厢情愿，终究是琉璃杯具，满眼遍地的破碎。”
如今，聂案平反，李树亭被聂案成就。他在案件结束后，写了一篇长长的博文，他将聂案平反称为“我能梦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他愿意再次接类似聂案的案子，为冤屈的人奔走。他甚至在最高法二巡宣布再审结果的那天，穿了一件暗红色毛衣，围着同色围巾，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兴奋。他似乎得到了治愈，但他用来遮盖满头白发的宽边黑帽却几乎再也不会摘下了。
对于马云龙来说，相交11年的张焕枝却在逐渐退回原点。
聂树斌被宣布无罪后，张焕枝离开法院，给马云龙打了个电话，简单地说了说情况。隔了一周，马云龙抵达下聂庄，帮助张焕枝筹备聂家的感恩会，以及帮着她敲定负责国家赔偿阶段的律师。
律师人选是李树亭在业内打听了一番后提议的，马云龙也用自己的人脉调查了一阵，张焕枝听从了他们二人的建议，选择了两位有国家赔偿经验的律师。
半年前，张焕枝面对国家赔偿的态度是反复的。
有一天，马云龙去聂家找张焕枝，发现她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只要给我儿子平反了，给钱不给钱我都不在乎，追责不追责我也不在乎。”
马云龙打断了张焕枝的采访，要求记者不要刊登这样的话。他劝张焕枝：“你儿子让人家杀了，你怎么能说追责不追责你不在乎？国家赔偿，这是你儿子21年的生命、你家22年的血泪换来的，你能说你不要钱吗？”
张焕枝沉默了，之后再也不提不要赔偿、不再追责的话。
后来，她告诉马云龙，如果国家赔偿下来了，她想让所有参与过聂案的人一起分钱。马云龙郑重地对她说，自己不会要一分钱，其他参与过此案的人也不会要一分钱，如果非要感谢大家，就请大家吃顿饭、喝顿酒吧。
张焕枝同意了，如此才有了2016年12月的感恩会。
敲定了两位赔偿律师之后，马云龙、李树亭、张焕枝谈了许久。拿到了儿子的平反结果，张焕枝松懈了许多。那天，她第一次对马云龙口不择言：“这事儿完了，你们一拍屁股就走了，我还要在这里生活，不能跟当官的……”
斗争了数年，张焕枝希望过安静的生活，不被打扰。
马云龙感到了张焕枝的软化，极力劝她应继续强硬下去，面对之后的赔偿和追责。这些年，他作为聂家顾问，也没少被权力打扰。他问张焕枝：“过去12年，你再难我们都是支持你的。接下来，如果压力到我们头上了，你能不能支持我们呢？”张焕枝立刻表态，可以支持。
离开石家庄后，马云龙常常想起张焕枝的那句口不择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不想再强制张焕枝，能走到现在，对张焕枝来说，已是十分不易。他并不觉得很失望，只是觉得，张焕枝回到了原点，“这是她不可能克服的本性和人性”。
他在临走前对张焕枝意味深长地说：“不要天真，不要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可以息事宁人过平安日子了，斗争还没完呢。”
2016年12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聂母张焕枝在庭审结束后走出法院接受媒体采访。图｜CFP
张焕枝不喜欢过春节。
在下聂庄，大家都在大年初一天不亮的时候就起床，穿新衣服、放鞭炮、煮饺子。鞭炮一直响，饺子一直吃，直到天亮。
放鞭炮是为了去晦气。按理来说，张焕枝应该买全村最大的鞭炮。她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聂家的鞭炮很小，不太响，简单放一放就结束了。
她每年除夕都不守岁，更不看春晚，平日里几点睡，那天也是几点睡。唯一不同的是，会提前包很多饺子。
大年初一，她放着鞭炮，吃着饺子，觉得怎么都吃不饱。醋、蒜、饺子，该有的一样都不少，可她吃再多，仍觉得不够。她觉得，自己好像总有个事情没做。过几年，又觉得像是少了个东西，不够齐全。她一边煮饺子一边哭，好些年都如此。
后来她明白了，原来是少了儿子，没了儿子，何来的齐全？
这些年，她梦见过儿子几次，多数时候都记不清了，儿子好像在梦里短促地喊过她一声“妈”。但有一次，她印象深刻。
梦里，儿子还是那样年轻，和以前一样。但他一直蹲在墙角哭，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哭声很大。醒来的张焕枝觉得非常难受，她知道儿子为什么哭，因为没有人把聂树斌当好人看。
拿到最高法的终审判决、回到下聂庄后，许多记者问张焕枝，要不要去上坟，把判决结果告诉聂树斌。张焕枝同意了。她将判决书复印了一份，和族人、记者一起，去给聂树斌上坟。老伴聂学生也在旁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到了坟前。
那天，她很克制，没有痛哭。她不是每次上坟都这样的，多数时候，她的情绪无法自控。
曾有个记者问她，阿姨，是不是常常去看儿子，是不是十天二十天就得去一次？张焕枝说：“咱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不太过去。不去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自己，去的时候真是不由自主地，不知道哪里来的悲痛。”
有一回，张焕枝觉得满腹的不高兴，不能对丈夫说，不能对女儿说，于是自己在村里乱走，走着走着，就去了聂树斌的墓地。她在山上号哭，把心里的怨气全都哭了出来，才觉得舒坦一些。
张焕枝不太信鬼神。她清醒地知道，坟墓里埋的是一把骨灰，她去那儿只能跟坟头说几句话，并不是真正跟自己的孩子在说话。“他不是在那里工作、安家了，否则我可以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孩子，问问他工作怎么样了。那就只是个坟头而已。”
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焕枝不太愿意提起，却在心里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
李树亭曾发现，聂树斌是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的，但在一封聂树斌本人签字的上诉状上，他发现落款日期是当年的5月13日。另外，他发现，聂树斌执行死刑的照片上，显示聂树斌的尸体倒在一片雪地上，他调出了1995年至1996年的气象记录，发现1995年4月之后下雪的日子，是在1996年1月。
如果李树亭的推断是准确的，那么张焕枝在1995年从火葬场领回家的骨灰，肯定就不是聂树斌的。
张焕枝当然想知道真相，但此次最高法的判决书中，并未给她答案。“当年那些人，清楚这些事情的人，不肯站出来说话，法官也没办法。我干吗还要给最高法摆难题呢？这对我自己不利。何苦要跟最高法过不去，跟法律过不去呢？”
她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说：“人这一辈子，该明白的事情，一定要搞明白。有的事情，如果搞明白了，会让你的心情糟糕，那就糊涂着走吧。难得糊涂，轻松点。”
她觉得，只要那把骨灰的主人愿意认她当妈，她就当他是聂树斌。
对张焕枝来说，这件事相较平反而言，不过是“小数点之后的数字”，她宁可糊涂着过。可有的事情，她不愿糊涂。
李树亭不止一次地对相熟的媒体记者表达过担忧，一旦聂案有了最终的结果，按照张焕枝的状态，即使案子翻过来了，她恐怕也会垮了。
聂树斌被宣判无罪之后，张焕枝真心实意地觉得，之前这些年的所有精力都值得。儿子的名声回来了，自己吃的所有苦，受的所有罪，挨过的所有白眼和冷遇，总算没有白费。可张焕枝仍然绕不过心里的一个坎：给儿子挣回来清白又怎么样，最终还是把儿子给失去了。
在最高法二巡宣判聂树斌无罪后，张焕枝号啕大哭，她喊：“我的儿子回不来了。”李树亭发现，张焕枝手抖得厉害，无法签收判决书。
21年过去了，张焕枝的疮疤一次次被揭起，仍是鲜红一片，疼痛难忍。她常常和别人念叨，如果聂树斌还活着，没有遭受这么大的磨难，自己已经当奶奶了。聂树斌该有42岁了，他生的孩子也都该有十多岁了，个子可能会像当年聂树斌那样高了。
周围人总是劝她，忘掉吧，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就当你没有生过这个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张焕枝总是苦笑，如果他在婴孩时期夭折了，可能感情不见得有这么深。可是聂树斌明明在自己眼前长大成人，高高大大的个子，白白净净，说话带笑，她没法这样骗自己。
她甚至有些羡慕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对方失去了一个儿子，但还有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她的注意力都被孙子转移了。
张焕枝的女儿在石家庄市里工作，婆家离娘家挺远。多数时候，下聂庄的房子里只有聂学生张焕枝老两口。
她想过离开这个伤心地，但老伴的身体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变动。“这个坎怎么过，我也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了，我只能自己往开阔了想，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能走出来。”
李树亭劝她，聂树斌死那年，张焕枝51岁，如今72岁，人又有多少个20年可以重来。“拿了国家赔偿，就开开心心过几年好日子，什么都别想。”他问张焕枝，有什么东西是没有见过的。张焕枝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大海。李树亭打算，2017年，带着张焕枝去给山东高院、最高法二巡送锦旗，再去五台山拜佛，然后去海边玩一遭。他希望能尽量分散张焕枝的注意力。
张焕枝十分明白李树亭的用心，她也知道，在苦痛里泡着，是在折磨自己。任何人的劝慰都没有用，跨过这个坎，她只能靠自己。
夏天的时候，只要不下雨，张焕枝都会去地里。家里已经没什么农活了，二亩耕地被收上去，被集体种植了核桃林，村里每年给他们家2400元补贴。张焕枝在剩下的一点地里种玉米。她喜欢去地里，认真地浇水、除草、研究玉米的长势。只有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能忘记儿子。
夜深人静时，她和聂学生聊天，互相劝慰。她说，该苦的已经苦了，该难的已经难了，该保护儿子的也都保护了，聂树斌一定是看得到的。现在，总得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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