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十字路口中的邓小平
2017年 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
很多中国人在谈到邓小平的时候，都自然地称他为“小平同志”，这个习惯，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和信赖，以及对他发自内心的感激。而作为中国人，一生中没遇到几个叫小平的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小平同志”给人的感觉是，从平民中走来，但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的开路先锋。在三度大落大起之后，他以霹雳手段拨云见日，带领中国走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今天，邓小平和那一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人人自危的癫狂的像梦魇一样的生活，断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怀念和向往。尤其新一代年轻人对不断改革推动下的中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所当然感，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巨大的势能。
如果小平同志还健在，相信他首先会欣慰于当今中国继任者们的坚守和坚持。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刘诗昆专门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同时编发一组旧文，既是追念，亦为共勉。
★ 刘诗昆：我为小平”送子弹“
★ 邓小平在1984
★ 改革十字路口中的邓小平
★ 直面真问题才是真改革
★ ”小牌友“孔丹眼中的邓小平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期间参观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摄影｜中新 侯根水
改革十字路口中的邓小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永
本文首发于2014年8月总第673期《中国新闻周刊》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十三。北京的积雪刚刚融化。
傍晚时分，一个由警车开道的车队，从景山后街开出，拐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驶往北京站。
此时，在北京站东侧的一个月台上，一辆绿皮车已经停在了预定位置。与其他列车不同的是，它没有编号，也没有标示始发终点站。除了中办和铁路相关人员，没有人知道它将开往哪里。
而在南方的广东省，相关的接待工作已经准备停当。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对接待路线重新踩了点，省委书记谢非则让秘书准备好录音机，自己也准备了一只——虽然按照中办的要求，这次接待不能录音。
这个让广东省翘首以待的人物，就是8年前曾“到此一游”的邓小平。与8年前一样，广东和中国都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再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达到3.8%。这已是连续两年这一数字低于5%。按照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的报告，1991年中国GDP增长的目标为4.5%。
这还不到1989年之前6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半。这6年中，除1986年外，其余5年的增长率均超过了10%，其中1984年的增长率达到了15.2%。在1992年这次南巡中，这几年的高速发展被邓小平屡次提及。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一个重要指标，被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一杆标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有这10年的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
周边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又平添了一股无形的压力。在中国忙于治理整顿的几年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突飞猛进：1990年，台湾地区、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是6.9%、7.2%、9%和9.3%。
1990年底，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谈话，强调要推进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中宣部理论局的一位官员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及，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只在各小组召集人会议上作了传达，且被告知回到组里不许传达，会后也不许向下传达。
上海市社科院的一份简报，刊登了该院院长夏禹龙等讨论邓小平讲话的发言，受到了批评。夏禹龙的发言中提到一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此时尚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广州市长黎子流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都感觉到此间的一股强大的回潮，“以前往前走了一步，现在又后退了几步。”
治理整顿，本意是为虚火过剩的经济降降火，但在1990年前后特殊的背景下，这一过程夹杂了很多对“资本主义”的清算。
当时的时代背景，除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风波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接下来，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上了总统；接着，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权也变了天。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决。1991年8月，苏联解体。
当人们从震惊中醒过神来，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教训总结。当时，主流的观点给出了四条理由：一、戈尔巴乔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对群众缺乏教育。相比之下，经济发展迟滞被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落。从这四点往下推，“反和平演变”就成为中国顺理成章的选择。
但邓小平不这么认为。在1991年8月22日自己的生日聚会上，他说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
他说，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失误，是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恰恰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但这些观点，要等到南巡讲话后才成为主流舆论。
当时，外向型经济占比较大的广东省，被视为“和平演变”的大本营。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不仅广东省工业品外销受到影响，其外汇数量和外资占比也遭到过网式筛查。
当时的广东官场，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大家都求自保，但求无过。黎子流说，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笼罩着一股保守气息，一些改革性措施很难通过。
对外界的很多质疑，上面不给答案，也没法给下属解释，只能憋在心里。以胆大闻名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坦承自己心理压力很大。在邓小平南巡从深圳前往珠海的船上，梁广大将憋在心里的疑问和盘托出，一口气问了六七个问题。
1991年1月，邓小平连续第四次到上海过年。
上海的官员发现，与前几次大多在西郊公园附近静养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把很多的时间用于视察：1月31日，他去了上海航空公司；2月6日，去了大众汽车公司；2月18日，去了尚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并登上了上海市最高的新锦江大楼。
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谈话。全程陪同视察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是这些谈话的第一见证人。这些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被称为“上海谈话”。
“上海谈话”的主要内容，与1年后的南巡讲话异曲同工。而这两个谈话，又与1990年底十三届七中全会前的谈话大同小异。也就是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事实上早已有之，只是当时听者寥寥而已。
分析人士认为，邓小平做事的一个特点是：凡他深思熟虑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做下去。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再不行，还来一次。92年南巡讲话，大部分都是对十三届七中全会前谈话和“上海谈话”的重申。
与1990年底的谈话以及南巡讲话一样，邓小平“上海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的表述，有希望更多人将他的话扩散到全国之意。《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他的评论写作班子捕捉了这句话的深意，于是催生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上海谈话”还提到了一个有巨大突破的观点——这一观点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南巡讲话首创。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事实上，这一观点，邓小平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前的那次谈话中也有提及，只是较为简略。
与92年南巡讲话一样，邓小平在上海也鼓励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些。”“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对照1992年南巡讲话，会发现这次上海谈话，与前者的基调与主要观点几无二致。只是前者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提到了外商投资、股票市场、左右之争，还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社会主义定了性。
在此之前，他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用的是排除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在两次谈话中，邓小平都再三叮嘱“不要怕”。在分析人士看来，这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论：勇于探索，对了坚持，错了就改。这也是对他更早前“摸着石头过河”观点的继承。
在1992年南巡中，他有一次对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纠正，让人印象深刻。在李灏表示要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时，他着重强调了一下主次：“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春节前几天，《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被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叫到家里，看到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材料是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一起整理的。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振奋”。在2012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周瑞金说。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在头版写一篇言论来贺新春。评论部主任凌河正在为这个事发愁。1991年2月12日，他在大台历的反面上，给《解放日报》主管评论的周瑞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是不是能讲讲改革？
1991年2月13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打来电话，说自己手里有一份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记录。这是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公布的。于是，周瑞金、凌河和施芝鸿围坐在一起，敲定了大年初一评论的内容，就写改革开放。
这与当时主流媒体的调子显著不同。此前，凌河曾经给中央四家大报的评论部打电话，询问大年初一的评论内容。得到的答复是有的写质量年，有的写集约年，还有的写艰苦奋斗。
2月15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出炉。文章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说，署名“皇甫平”，并非如外界所解读的“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而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在头版发了三篇评论。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叫《改革开放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每篇文章的时间间隔在20天左右。
在4篇评论中，第二篇的分量最重。它把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提了出来。
前两篇文章发表后，外界的反应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打电话来问：皇甫平是谁？背后的人是谁？但国内媒体波澜不惊。
真正引发争议的是第三篇评论。这篇评论复制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不要怕”精神，说扩大开放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一论述，引爆了一个当时占据主流舆论的一个点，即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姓资”。1990年2月22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该文提出了一个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一观点，被很多人称为“两种改革观”。其区分的标准，是在改革中是不是问了“姓社姓资”。“两种改革观”渐渐占据了舆论的主流。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反思改革的潮流。有些人开始借反思之名反对改革，要求“走回头路”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人认为，正是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周瑞金说，第三篇文章的本意，并不是说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姓资”，而是不要对改革开放乱扣“姓资”的帽子。“当时我们深深感觉到，由两个‘凡是’变成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
第三篇文章发表后，批判的文章接踵而至。先是几个比较“左”的派刊物跳出来批判，抓住“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这一点，认为这是自由化的言论。主流媒体相对谨慎，先是转载这些言论，后来才开始主动介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在2012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主流媒体批判之前，通常会先有一个“包打听”的过程。“就打听（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有人电话里打听，也有人跑到上海打听。其中，打听得最着急的部门有两个：一是中宣部，二是《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跑到上海，当面责问周瑞金这组文章的背景。周说没有人授意，是自己决定发表的。这位负责人提出让周向中央写个报告，说明皇甫平文章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来头。他说，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回北京做工作，以后不再批判皇甫平了。周瑞金拒绝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人说，这种说法，试图把邓小平提出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换成“两个中心”。
1991年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随着批判的深入，“左”派的指向越来越明显：用“两个中心”取代“一个中心”，借“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压制改革开放。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周瑞金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很少有媒体敢于公开支持“皇甫平”，唯一的支持者《半月谈》也遭到了批评。该刊副主编于有海撰文，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社姓资”的诘难。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为该刊撰文，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
这中间还出现一个“乌龙”：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其中有两句话：“我们要问‘姓社姓资’。我们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发出去了，广播电台当晚也播了。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听了稿子后，指示把“姓社姓资”这两句话删去。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这样，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国外舆论为此大做文章，说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皇甫平事件裹挟了很多人。1991年10月份，一位中央的官员来沪视察，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一个月后，又有一位中央领导来沪视察，调门与前者迥然不同，反对对此事过早定性。他说：“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刘吉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他找到与自己相熟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她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就要看皇甫平的文章。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话告诉杨尚昆。杨出来说话，这个事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在整个皇甫平事件期间，邓小平很少说话，但他一直静观事态的发展，并在景山后街的小院内思索对策。从1992年南巡讲话的内容看，他对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此间，中央军委一位领导人去家里看望邓小平，回来告诉一位朋友说，在孩子们都上班以后，这位老人显得很寂寞。
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远未结束。就在邓小平南巡前夕，1992年1月5日，北京的一家杂志还刊登了一篇长文《反和平演变三论》，号召大家“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皇甫平事件，构成了邓小平南巡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在1991年的‘左’右交锋中，京城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出发之前，没有人知道邓小平要说话。他特意等到孙女羊羊和孙子萌萌放寒假以后出行，更给人一种全家人外出度假的感觉。
但邓小平抵达深圳后的表现，表明他8年之后的这一次南行，并非“休息”那么简单。全程陪护的大女儿邓林发现，平素少言寡语的父亲，到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
分析人士认为，按照邓小平的行事风格，他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以后，最终一定会落实在做事上。十三届七中全会不行，就有了“上海谈话”，“上海谈话”不行，就有了92年南巡。
邓小平92年南巡的很多讲话，都很有针对性。1月20日，在深圳国贸中心，邓小平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邓小平似乎对各个地方的最高建筑情有独钟。1992年南巡，他不仅登上了深圳的国贸中心，还登上了珠海最高的芳园大厦。有述评称，他似乎将此视为由他掌舵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标志。
用实践说话，是邓小平此次南巡的策略。他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在珠海江海电子公司，邓小平在参观了车间后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吗，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就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那怎么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三个标准多属于经济范畴，与当时争论和胶着的意识形态无关。
邓小平还用自己三次挨整的经历，对“左右”问题明确表态：“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是什么意思？在改革这个问题上，跟‘左’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跟右的分歧是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要不要改，然后才是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方向。”
刘吉在2012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曾经有人提，有右反右有左反左不是更好吗？这句话没错，一万年都好用。“他是对到21世纪中叶之前这段时间说的，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防止‘左’。”
有人还注意到邓小平在此次南巡中表现出的几个特点：比如，他喜欢用祈使句，这使得表达的意思简洁而明确。另外，在表达对一件事情的坚定信念时，他喜欢使用整数，比如他说，广东要在20年内超过“亚洲四小龙”。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显得十分坚毅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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