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 打开宋代的密匙：天地万物声色之美，且关乎人生之道
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之“观舞”。
打开宋代的密匙
天地万物声色之美，且关乎人生之道
文 | 《中国新闻周刊》王璐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7日总第793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千年前的一个傍晚，诗人柳永仕途失意，离别都城时，撰以诗文表达离愁别绪。“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写到。这样的景致，在今人看来，似乎很难和黄河或开封联想到一起。然而，这恰恰是当年黄河流域最负盛名的国际都市——北宋都城汴京的真实写照。
钱钟书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说，都得说到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之一，宋代的文化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想要走进宋代的生活，没有什么比直接目睹绘画更为直观的了。在艺术研究领域，这种结合历史、文化的解读方式被称为图像学。
20世纪中期，美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曾经给图像学做过这样一段描述：图像学是一种基于综合而非分析的研究方法。“如果想找出图像作品的内在意义，艺术史学者就必须尽可能地运用于某件图像作品，或某组图像作品的内含意义相关的文化史料，去检验他所认为的那件图像作品的象征意义。正是在寻求象征意义时，人文科学的各学科在一个平等的水平上汇合，而不是互相充当奴仆。”
《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就从图像学的角度，展示了图像与多种人文学科相汇合的魅力，让流传千年的宋代图像艺术成为了一把打开当时社会生活的钥匙。
南宋佚名《小庭戏婴图》册页，绢本设色，纵26厘米，横2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通常意义上，人们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划定在晚清鸦片战争之后。然而，历史本身是一个过程，势必要经历漫长的发展变化。
很多史学研究者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被判断为近世的一个时期，是因为直到宋代，中国才出现贵族政治的崩溃，君主独裁政治得以确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得到提高。这一切也是宋代图像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庭戏婴图》是南宋画家创作的一幅风俗画，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婴戏图”这一题材的图像在两宋均十分流行，这与朝廷对人口增长的希望以及人们对于多子多孙的渴求密切相关。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北宋初年，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割据，年年内战的局面刚刚结束，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便尤其注重与民修养生息。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全国户数达到2000万余户，这是目前北宋最高户数的记载。按照每户平均五口半计算，再加上7％未列入统计范围的户数，这一时期约有2200万余户，全国总共人口超过1.2亿人。这些数据表明，北宋后期是清代乾隆朝之前中国人口最多的时期。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大型城市也逐渐增多，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北宋都城开封人口超过一百万。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发展逐渐超过了北宋汴京，例如，南宋末年临安有39万户，人口120万，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都会。
繁荣的经济拓展了人们生活的维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同以往。时间方面，北宋开封的夜市经营时间被允许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在《铁围山丛谈》当中，作者以“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来描述开封街头的景象。
空间方面，北宋的城乡之界日渐模糊，新型的商业区——镇市和草市陆续出现。关于集镇生活的风俗画，也成为了宋代文人的重要创作题材。
宋代最脍炙人口的风俗画当属《清明上河图》莫属，画中不仅有表现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同时也隐藏了很多“不和谐”但却真实的元素。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中的市井。
例如，既画了鳞次栉比的建筑、恢弘的街景、繁忙的市井生活以及宏伟华丽的城楼、彩楼，也画了荒郊中简陋的农舍，而且茅舍多于瓦房。画中觅食的野猪，至少在七只以上，虽然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猪肉不可少，但在首都繁华的街道上，出现一群脏兮兮的猪，这与大宋帝国首都该有的卫生与秩序标准是格格不入的，更不会受到一般执政者的好评。
城门东边护城河一代，张择端还集中画了四个乞丐，第一位是残疾人，坐在地上；第二个与第三个是一大一小两个孩子；第四个是一个失去双臂的乞丐。乞讨现象在哪个时代都有，宋徽宗即位初期，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慈善”制度，如建居养院照顾鳏寡孤独者，建安济坊收养贫病交迫者，建漏泽园安葬贫无葬地者，但真正获得实惠的人少之又少。
宣和二年（1120年），官方记载，汴京一次赈济的贫民乞丐多达两万两千人。虽然客观情况如此，但在宋代着名的风俗画家笔下是看不到这一类题材的，他们创作的更多是以劳动者、小市民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风俗。如朱锐的《春社醉归图》，李唐的《雪天运粮图》以及苏汉臣的《渔村聚乐图》等。这些画因粉饰太平而受到统治者的喜爱。相反张择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社会阴暗面要有巨大的勇气，可谓“画谏”。
南宋牧溪（传）《渔村夕照图》卷局部一，纸本水墨，原图纵33.1厘米，横113厘米，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禅椅，绢本设色，原图纵26.0厘米，横74.4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是北宋文人苏轼在艺术审美上提出的见解，在当时文人群体中颇受欢迎。宋代文人，在审美上讲求简与淡，这与佛教禅宗不无关系。
宋朝的统治者认为佛道儒三教各有用途，“三教一也”，主张“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而文人们，也喜读佛典，禅宗基本经典《坛经》在艺术观念上，也对宋代文人画、写意画、水墨画、禅画、书法以及工艺美术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文人写意画就成熟于宋代。苏轼还常以居士自称。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萧翼赚兰亭图》（P32）中绘制了一把高坐椅子，它以树枝和藤条制作，古朴沧然，是当时僧侣参禅打坐的坐具，后世也称之为禅椅。这种家具的设计意趣，在南宋时《张胜温画卷》中的初祖达摩大师与四祖道信大师所坐的树枝椅上也得到了体现。
“简淡”的风格，也与宋代统治者所倡导的节俭风尚不无关系。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这种简朴作风是自上而下贯彻的，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13岁即位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8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就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豪华可想而知。而宋朝规定，皇帝生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与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根本无法相比。
然而，“简淡”不等同于“简单”。在宋代文人眼中，天地万物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们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宋代理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就使得宋代的文人善于对天地万物蕴含的“理”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悟，并使之成为艺术。
更进一步，宋代文人画还在有限的画面中寄托了很多“画外之音”。在文人画中，山水、花鸟不仅仅是自然景物，还是图像作者书法人品、修养、情感的载体。有学者甚至认为，宋代的文人画为了表现某种“理”，而刻意寻求一个合适的象征物，这种途径的创作不免使象征带上了明显的斧凿之痕。
这种理趣有时是一种趣味，有时也会起到托物言志的作用。例如，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普遍的说法认为这幅画创作于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是南唐后主李煜，为了刺探韩熙载生活虚实，而派画师顾闳中前往韩府所作的“谍报画”。然而，这其中却有很多禁不住推敲的地方。
首先，《韩熙载夜宴图》中单出场人物就有四十余人，“谍报画”讲求准确、快速，在短时间内，仅凭耳闻目睹几乎难以实现。徐悲鸿算是我国现代画家中造型能力最为精湛的画家之一了，但即使是他，在创作《愚公移山》《九方皋》这样一类构图复杂、人物众多的人物画时，还要聘请一系列的模特，找来各类道具，通过写生来完成其主要内容。
其次，在画面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南唐时期社会风俗，却类似南宋的器皿道具、人物服饰姿态。画面上最早的一枚题款是南宋中期宁宗朝宰相史弥远的“绍勋”印。
第三，在北宋大军压境之时，南唐后主李煜曾命人将宫中书画毁之一炬，连同史料文档一起，乃至史官本人都以身殉国。因此关于南唐时期的绘画艺术，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北宋徽宗曾在修订《宣和画谱》的时候提及韩熙载，但却不见徽宗的题款，这也不符合常理。
一种猜测认为，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至少是留存下来的版本）是由南宋画师所做。目的同《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相似，以此“画谏”统治者，希望统治者能借前车之鉴，毋重蹈覆辙。南宋时期着名诗人陆游就曾在他编修的《南唐史》中，称韩熙载为“自污以避相”，这无论是对偏安一隅的南唐统治者还是南宋统治者而言，都是振聋发聩的警醒。
北宋、南宋统治时间长达三百二十余年，在中国的王朝史上，仅次于汉朝，而两汉中间还夹了一个王莽新朝，是有所中断的，宋朝的国家统治与文化发展却一直是延续的。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宋朝因“崇文抑武”的国策导致了军事上的积弱，但三百余年的历程，和璀璨的文化发展，却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宋朝的实力。依循着这些历史留存下来的图像线索，找寻宋代文化昌盛的密码，或许对理解历史、理解本民族的文化，有着不可言说的意义。
部分内容节选自《中华图像文化史·宋代卷》作者邵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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